焦裕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焦裕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年5月14日是焦裕禄离世50周年的纪念日。焦裕禄在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期间，带病坚持工作，带领群众治理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深受百姓爱戴。焦裕禄去世之后，被树立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楷模。如今，焦裕禄精神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缅怀人民公仆的光辉事迹。他是众人缅怀的人民公仆、干部旗帜，同时也是有家有口、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作为6个孩子的父亲，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够养活一家老小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支持他，免除家庭的后顾之忧……他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他铁腕反腐的决心，他与灾害及病魔作斗争的无私与坚强……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焦裕禄，那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从身边人口中娓娓道来。高工资无财产上有2位老人，下有6个儿女，焦裕禄和所有男人一样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而他所生活的年代，工资几乎是家庭的全部收入来源。1962年始为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被定为14级干部。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的刘俊生回忆：“当时我是21级干部，月工资51.5元，焦书记级别比较高，有130多元钱。”在此之前，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数年。工友张兴霖记得，焦裕禄工资有50多元钱，很多工人只有40多元，不过当时物价低，他们的生活相对宽裕。“工资低，物价也低啊，一斤猪肉才几毛钱，早饭吃油条、喝粥也就几分钱。”无论在工厂还是当县委书记，焦裕禄都算得上“高收入阶层”，但焦家却经常吃不饱饭。“计划经济时代要凭票购物，粮票是按照职务、工种配给的，当时工人分粮多，干部粮食少。”焦裕禄任洛阳矿山机械厂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的邻居张泉生回忆，“我一个月有59斤粮食，焦主任只有22斤，他家人口多，就那么点粮食怎么吃得饱啊！”他想给焦家点粮票，焦裕禄从来没要过。有钱买不到，饿肚子也就罢了，蹊跷的是，如此高的工资，焦家却没有积蓄。焦裕禄回山东老家时，因为手头拮据，竟没能按家乡风俗给初次见面的侄媳妇包个红包。他去世后，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块手表，没留下任何遗产。他的工资哪去了？当年的兰考县葡萄架村大队会计孙世忠回忆，焦裕禄曾连续3个月在此调研，每天都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四毛钱作为伙食费。“好的时候能吃到馍，有时候就吃萝卜缨子、木薯干。”跟随焦裕禄下乡的刘俊生说，“他交的伙食费只多不少，碰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会另给钱。”原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人吴永富第5个孩子出生时家境困难，焦裕禄送去了10元钱；工人刘辅臣妻子生小孩后想喝点小米稀饭，焦裕禄把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类似的故事听许多人讲起，焦裕禄工资高却一穷二白，这种怪账只有老百姓算得清楚。背后的女人人们谈起焦裕禄，却往往忽略了他背后的女人――徐俊雅。当年爱唱歌的姑娘与能拉会唱的焦裕禄结缘，携手走过兰考治“三害”的艰苦岁月，更在离开焦裕禄的漫长后半生，以一个女性的坚韧抚育6个子女成人。“她操持我们这个家，确实不容易，有时会看见她坐在那里哭，但从没听她说过‘难’。”2005年，74岁的徐俊雅在41年的分离后追随焦裕禄而去，留在大儿子焦国庆记忆中的印象是“一辈子坚强”。焦裕禄去世时，徐俊雅才三十出头，上有婆婆下有儿女，一贯清苦的家庭没有任何财产。“父亲去世前说，不能向组织伸手，遇到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所以母亲非常辛苦，受了很多罪。”长女焦守凤至今记得，焦家小院里一年四季摆着破布和旧衣服，母亲浆洗后就着油灯纳鞋底。1932年，徐俊雅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一个书香门第。18岁那年，她循着焦裕禄二胡的旋律来到那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身边，从此琴瑟相调，成为“榜样”的坚实后盾和温暖港湾。“家里一切事由母亲管理，父亲很少在家，没时间管我们。”在焦国庆印象中，他们见不到父亲很坦然，但一会儿看不见母亲就到处找。作为妻子，徐俊雅的深情是连条手绢也不舍得让焦裕禄洗的体贴，是寒冬里把他的衣服放在两层被子中间焐热的温暖。经常不着家的焦裕禄，一有空就拉起徐俊雅喜爱的二胡，悠悠琴声成为子女们对温馨家庭的长久惦念。“父亲最喜欢一家团聚，只要在家就陪我们玩，讲笑话甚至打牌，他走后家里很多年都没有鞭炮声。”女儿焦守军对母亲的失落印象很深，“过年时她总是一边包饺子一边默默流泪，然后在床上躺一整天。”几十年来，徐俊雅忍受着悲痛和思念之情，把焦裕禄的品德和家风一点一滴传递给儿女。尤其是对做过县委书记的儿子焦跃进，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干得好，别人说你是焦裕禄的孩子，你干不好，别人也不会说你是徐俊雅的孩子。”偷拍的照片身披上衣、双手叉腰、眼望远方，这是焦裕禄照片中流传最广的一张，还曾印上邮票。如此充满意境的画面，竟是偷拍下来的。作为全国最知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留下来的照片非常少，以至于在兰考的焦裕禄纪念馆内，很多场景只能靠绘画和雕塑再现。“我给群众拍照片上千张，但给焦裕禄拍的只有4张，其中3张还是偷拍的。”焦裕禄在兰考的一年多时间里，刘俊生经常跟随下乡。如今已80岁高龄的他，讲起照片背后的故事仍兴致盎然。1963年9月的一天，焦裕禄到老韩陵检查生产，在红薯地跟农民一块挥起了锄头。“这又激起我给他拍照片的念头，可是怕他阻止，就把身子转向另一侧，把镜头对准他，偷拍了一张他锄地的照片。”刘俊生说，以前每次拍照，焦裕禄不是把身子躲开，就是摇摇头、摆摆手。随后，刘俊生又透过人群的缝隙，偷拍下了他蹲在花生地拔草、看花生长势的镜头。当天午饭后，焦裕禄继续到胡集大队查看泡桐生长状况。时隔50余年，刘俊生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深刻。“焦裕禄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啦，十年后，这里就会变成一片林海’。我看他那么兴奋喜悦，就掏出相机，当他叉腰走到一棵泡桐树旁时，又偷拍了一张。”焦裕禄在泡桐前留影的那张照片传播最广，焦裕禄身后的泡桐就是著名的“焦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一同下乡的干部向焦裕禄建议合个影，焦裕禄说：“咱照相有啥用？”刘俊生趁机问出长久以来憋在肚子里的问题：“焦书记，每次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我是让你多给群众拍些照片，这对他们是鼓舞，又很有意义！你不要想着跑前跑后给领导拍照片！”几十年来，一想起焦裕禄，这番对话就盘旋在刘俊生心头。“焦裕禄在兰考有很多感人的镜头，我却没有拍下来，这是一个通讯干事的失职。”刘俊生至今仍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铁腕反腐有一次，兰考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在下乡检查中，发现一名生产队长“贪污自肥”，原来该队长利用职务之便，偷了1.2万块砖、9000片瓦、32棵树盖了3间瓦房。此外，还偷了920斤麦种。当时正值灾荒之年，粮食产量和社员收入都非常低，此事无疑加剧了群众的生活困难。接到情况反映后，焦裕禄对此做了长长的批示，称之为“天灾之外的人祸”。在河南省档案馆，至今存有当年手稿：“……这样的坏党员在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贪污盗窃发了大财……不立即严肃处理绳以党纪国法，是不能挽回影响的，不能平民愤的……”生命最后的53天住普通病房，没人知道他是县委书记；强忍疼痛，他把止疼针让给别人牵挂兰考；见到家乡的人就显出兴奋“兰考就是我的家，走得再远，你也不能不关心你家里的事啊！”这句话，郑大一附院的老专家杨璧卿记了50年。当她劝已经病重的焦裕禄少些操劳时，焦裕禄这样回答。焦裕禄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郑大一附院前身）度过的。当时焦裕禄被“强制”送到医院治疗，他选择了消化科的普通病房。当年在这里上班的医护人员见证了病痛中焦裕禄的无私与坚强，也见证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挂念的还是兰考的老百姓。75岁的杨璧卿，是郑大一附院急救中心的老主任，头发已经花白的她，仍清楚地记得50年前的一位病人――焦裕禄。“一提起焦书记，总感觉他还在我眼前一样，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是1964年的春天，大学毕业的杨璧卿，分配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刚刚一年多。当时，杨璧卿在医院内西消化内科病区当住院医师，正是焦裕禄的管床大夫。她回忆，那时的治疗手段很有限，经常有癌症患者疼得不停呻吟。但有位病人，从来一声不吭，他就是焦裕禄。她记得很清晰，焦裕禄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喜欢披着衣服，很瘦。由于病情较重，焦裕禄在郑州住了3天院，就被送到北京去会诊。会诊的结果是，晚期肝癌，全身淋巴结转移。“查房的时候，经常看到他疼得满头大汗，可是他啥要求也不提。”杨璧卿说，那时，她和同事就在私下里议论，这人真坚强。从北京回来后，省里有关方面的同志来医院看望焦裕禄，医护人员才知道他的身份――兰考县委书记。现在有些县里来的干部，一来看病先自报家门，他们自己不说，跟班的也会过来交代。杨璧卿说，焦裕禄自始至终从没有提起过他的职务。樊镜珍，时任内西消化内科病区护士。她说，当时医院也有干部病房，但焦裕禄选择住普通病房，后来医院为了照顾他，腾出一间大隔音间。“就是门厚点，玻璃是双层的，相对安静点。”杨璧卿记得，焦裕禄的食欲非常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医生说用点营养药，他都不让用，说给更需要的病人。“伙食影响肝脏，我建议他到营养食堂要点面汤甩鸡蛋，但他还是不同意，每次就是稀饭面条。”尽管病痛缠身，行动已经非常困难，但只要见到医生、护士进门，焦裕禄总是尽量起身迎一下。后来，杨璧卿和医护人员都养成习惯，一进焦裕禄的病房，赶紧先摆手说“焦书记，你别动别动”，然后快步走到他身边。“后来他越来越虚弱，但不起身也要欠一下身。”杨璧卿说，这种尊重让他们非常感动，现在想起来还想流泪。随着病情越来越重，焦裕禄只能坐到床上。当时焦裕禄的主管大夫郭蓬芝今年已经83岁，她回忆说：“可他就没有正儿八经坐到过床上，长一个淋巴结都疼啊，焦书记是全身淋巴结转移，他都是半坐半倚在床上。”“有时候，看他疼得汗水直往外冒，说给他打一针吗啡，焦书记也不愿意打，他说给别人打，自己能忍住。”郭蓬芝说，当时的止疼针只有吗啡，一个病区只批2～3针。樊镜珍回忆，她曾发现焦裕禄的胳膊上有几处灼伤，问了他爱人，才知道那是他是为了转移疼痛，用热烟嘴烫的。即使那么痛苦，焦书记也没有悲观和丧失意志。杨璧卿说。杨璧卿查房时常遇到这样的场景，只要兰考县一来人，焦裕禄就会尽量起身迎到门口，拉着对方的手，说赶紧坐赶紧坐，精气神仿佛又回来了。谈话从来不涉及病情，杨璧卿听到最多的就是泡桐树。“那时也不知道啥是泡桐，就听到他每次都关切地问，树长得咋样，种了多少亩了？”杨璧卿说。杨璧卿回忆，到医院看望焦裕禄的很多是兰考农民。每次大家在外面等着，怕打扰焦书记，都是派两三个代表进来。焦书记一见到老乡，就会忙招呼让大家都进来，坐到床边上，用双手拉住大家，询问起兰考的情况：“前几天下大雨了，咱那里淹了没？”“咱种的泡桐树，长的咋样了？”杨璧卿记得，有的乡亲见到焦书记很激动，会用很大的劲拉住焦书记的手，有的甚至会抱住焦书记痛哭流涕，焦书记就安慰大家不要难过。看到乡亲们大老远挎着篮子带来的鸡蛋、花生，焦书记坚决不要，他交代乡亲，咱们现在很多人还贫困，我在医院啥都不缺，你们把鸡蛋拿到供销社去换点盐吃。送别乡亲，焦裕禄总要吃力地让人扶下床，慢步送出很远，眼中满是依依不舍。杨璧卿说，一到下雨的时候，焦书记就会站在窗前往外看，问他看啥呢，他说，不知道兰考那边下雨了没，有些群众的房子不好，不知道有没有漏雨的。就在焦裕禄被送到北京会诊前，杨璧卿曾建议他在北京多住一些日子。可在北京只待了3天，焦裕禄就回到了郑州。焦裕禄后来解释，北京离家太远，还是郑州到兰考比较近，县里来人找他方便。樊镜珍记得，从北京回来后，焦书记更虚弱了。白天黑夜，他都只能半坐着。因为淋巴结到处转移的结节，只要碰了就疼得要命。来探视的家乡人常常给樊镜珍讲焦裕禄在兰考的事。樊镜珍这才知道，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800平方公里土地；他带领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却顾不上自己的身体。随着病情加重，焦裕禄身上的疼痛也越来越重，人瘦成了皮包骨头。他常常疼得浑身冒汗，汗水浸湿了衣服。他使劲咬着牙，牙都咬得快出血了。看着他疼痛的样子，杨璧卿说，焦书记，你喊出来吧，可是他也不喊。进入1964年5月中旬，焦裕禄开始持续昏迷。5月14日，他永远闭上了眼睛，终年42岁。樊镜珍回忆，焦裕禄去世后，病房里一片痛哭声，作为焦裕禄的护士，她忍着悲痛，为焦裕禄擦洗了身子、换了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