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词汇的发展和使用

汉语新词汇的发展和使用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二班焦瑞更222008308011139摘要:语言文字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体系,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的浪潮中,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而个人却越来越追求个性。由此而导致语言开始开放、多元、复杂和多变起来，尤其是近年来汉语新词汇的层出不穷。针对这个现象，社会各界士议论纷纷,反映不一。如何科学看待和妥善处理这些新的语言现象,多元文化思潮也许可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关键词:新词汇;全球化;汉语;多元文化；发展使用语言是社会、生活、文化、现实的一面镜子，真实地折射出社会发展的轨迹。语言印证了历史，也在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社会生活是鲜活的，永远像浪潮般奔腾向前，因此语言也是一个生命体。在语言这个生命体中，最能折射出社会风貌人间百态的就是词汇。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社会变革，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涌现出一大批新词语。概括而言，可说有大小各三次浪潮。三次大浪潮，第一次是从东汉起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中土，带来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词汇，如“僧、塔、寺庙、世界、释迦牟尼、醍醐灌顶”；第二次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汉语之门，大量西方外来概念凭借词汇这个载体涌入了汉语，如“吨、克、科学、主义、逻辑、”；第三次是建国后自主地译介西方概念，使汉语词汇队伍中增加了众多新成员，如“克隆、镭射、高尔夫球”。词汇不可能无限扩张，它在发展中，有新的成员不断加盟，也会有旧的成员被淘汰出局。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新陈代谢的过程，我们记忆犹新的被淘汰出局的词语可以信手举出很多，如“文革”时常用的词语“遣送、武斗、讲用、知青”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就连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一些词语今天也不再有多少正常的使用机会，如“冒富、万元户、红头文件、抓纲治国”。从总体上看，词语的增量是占主导的，被淘汰的词语远远赶不上新增词语的数量；而且，词汇具有海纳百川的气概，它的增量决不挑挑拣拣，只要是对我们的语言有意义有价值的成员就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予以吸纳。惟其如此，我们语言的词汇才有活力，有张力，才能永葆青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貌，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特有的词汇。每个时期大幅增加的词语的内容也并不平分秋色，而会各有侧重。如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宗教类（佛教）词汇为主，鸦片战争之后以科学类和文化类词汇为主，改革开放以来的词汇则以经济类和科技类词汇为主。。各类词汇在历史演变中留下了剪影，勾勒出了语言发展演变的轮廓。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涌入中国，语言中迅即有一大批反映新事物、新概念、新科技的词语，如“火车”（也曾叫“火轮车”）。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重新启用或新造出一大批反映经济、文化的词语，如“呆账、地球村、多媒体、发烧友、过劳死、后现代、小灵通、亚健康、三无产品、希望工程”等。新词语总是适应于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例如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为使行政迅捷而筑成千里通途，称作“直道”，为皇祚永固传于万世而称自己为“始皇帝”；汉博望侯张骞通西域不仅打通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交通命脉，而且带来了不少为时人不知晓的词语，如“胡豆、胡椒、琵琶、葡萄、狮子、石榴、唢呐、天马、胡萝卜、汗血宝马”等。历史大变革时期往往是新词新语产生的爆发期，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来，新词语增量的速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反映近现代思想、文化、法律、文学、科学、农学、医学等的词汇都大量涌入汉语，或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如“思维、反射、文明、法理、民法、伏笔、解题、工程、原子、年轮、钙化、神经、解剖”等。同样的，改革开放的二三十年来中国社取得了长足的巨大进步，语言中便产生出大量的新词语来反映新事物、新风貌，如“爆棚、复读、家教、军嫂、另类、特首、体彩、外企、知本家、自驾游、公众人物、观光农业、远程教育”等。当然也会有腐朽思想沉渣泛，语言中也同样会出现一些词语对其加以反映，如“二奶、人蛇、色狼、血头、一夜情、暗箱操作”。新词语就是这样随着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波一波地出现在我们的语言生活中。正是由于词汇的这种生命律动，才使得我们的语言在与社会的因应中获得吐故纳新的发展。现在，全球化、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已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语言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青少年中的“新新人类”、“e一代”。如果说网络传播的快捷性加速了新词汇的发展,那么就是网络交互的隐蔽性滋生了新词汇的胚芽。在全世界文化趋同的趋势下,其中不甘平庸的“新新人类”们为了凸显自己独特的个性而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或是出于吸引他人注意的心理,于是就对我们的规范字大动手脚,并在网络上大肆传播。另一类人,则是出于保护自己隐私的原因,就即兴发明了一种作为相互之间身份辨别的符号,如同学之间聊天用的符号。还有一类人则是在聊天的过程中出于简单便捷的目的而使用这些已被大家所熟知并认同的新词汇。“这种由于语言的历史积淀,语言间的接触影响,语言要素创新时的冲动,语言使用者和语言使用场合的千差万别等因素的影响,语言实在不容易纯洁。但是语言生活应当健康,也有可能健康。”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现象,因而多元文化思潮或许可为我们科学看待和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借助网络语言这座“火山”，在融合了大量字母词、外来词、异体词以及方言等后，新词汇近年来已成蔓延之势，甚至“跳”出网络，出现在中小学生作文中，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不仅给标准现代汉语带来冲击，也对传统媒体形成挑战：如何理性取舍，是业界面临的新课题。新词汇“入侵”了传统的媒体。“PK”（英文单词或词组的缩写，目前常指PlayerKill，网语词汇之一，意为两人对决）一词，要是五年前出现在大众媒介上，所有受众都会感到云遮雾罩，不知所云。可是，随着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节目风靡各地，其中一个叫“PK”的环节，使“PK”一词在大众传媒上频频出现，并逐渐演变成包括单挑、搞掂、末位淘汰等多重延伸意义的新词。如果加上诸如“秀”“歇菜”“粉丝”“雷人”等层出不穷的网络语言，对社会新闻进行归类提炼的“被就业”“口头捐”“钓鱼执法”等新词，以及“WTO”“CEO等外来词、缩略词，“大拿”等方言，再加上纸媒以外传统媒体大量新词汇的使用，目前各地、各媒体中没有使用新词汇的恐怕已难找出几家。可以说，新词汇“入侵”新闻报道已成不争的事实。这给广大新闻工作者出了一道难题：如何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其作出合乎理性的取舍。对这些建立在动态语言系统之上、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新词汇，其甄别和适用范围，国家语委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未作出专门规定。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做过深入探讨和研究。目前新闻业内人员对新闻报道中使用新词汇孰是孰非也尚无定论，但多数意见是：那些具有典型性、便捷性、形象性、诙谐性、不可替代性，较符合语言发展规律、规范，并符合社会需求的新词汇，才有可能被认可、吸收到主流语言体系中，才能供新闻报道筛选采用，反之，就只能是短期小范围流传，也会被大众传媒摒弃。摒弃不良新词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虽未对包括网语在内的新词作出专门规定，但对报纸、期刊、杂志上出现的语言文字，都有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汉语言出版物应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需要使用的网络语言。新闻报道除需要外，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言。“围剿”新词汇的战斗已不仅仅是地方的自发行为，正逐渐升温并成为各方共同行动。前不久，一场“母语保卫战”正在央视等主流媒体展开：国家广电总局对央视下发通知，要求在主持人口播、记者采访和字幕中，不能再使用“NBA”，而称为“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不仅是央视，还包括其他电视台；不仅是“NBA”，还包括“CBA”“F1”“GDP”“WTO”“CPI”等。“围剿”行动开展以来，激起社会热议，反响各不相同：赞成者列举新词汇对现代汉语的冲击造成交流、阅读障碍的事实以及国外的类似做法，认为严加限制很有必要，以维护母语纯洁性；反对、置疑者尤其众多网民则认为，新词汇可丰富和补充母语表现形式，政府不应该“人人喊打”。新闻报道选择使用语言本身在发展，新闻报道语言也需要发展，新词汇也并非一无是处，部分有生命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如果使用范围广了，流行时间久了，被全社会所认可，就应纳入现代汉语基本词汇，为新闻报道所采用。每一种语言的形成、演变到定型、规范，都有一个发展进化过程。作家肖复兴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变革的年代，必然导致相应文化变革。如魏晋南北朝，佛教语言大量被应用到汉语中；五四时期，大量西方语言进入，造就了今天的白话文。因此，语言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在于从实践中吸取营养。2005年出版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就增加了新词语6000多条，平均每年增加1000条左右，反映了现代汉语的快速发展。新闻报道的语言同样也需要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现在一些新闻报道语言存在着文书化、僵硬化的现象，缺乏亲和力。尤其表现在一些活动和会议报道，语言文书化现象明显，充满了程序性和概括性，语言风格四平八稳，缺乏鲜活灵动气息。对此，一大批活跃在新闻报道第一线的七八十年代出生、并逐渐成为新闻报道主力军的新闻人，已不甘于落入新闻语言套路，设法搞出一点新鲜的东西：适度借用新词汇包括充满情感色彩的网语，调剂和活跃沉闷的新闻语言。再者，对于新词汇，同样需要理性的、客观的态度。网语是一种语言实践，能在学生中风靡，说明它有一定生命力。就目前而言，它可能不合规范，但不能排除其中一部分生命力较强的词汇在演化发展中，可能成为现代汉语的新词汇。一些当初刚出现时并不一定符合现代汉语词汇规范标准的网语，如“版主、主页、链接、下载、上传……”等等，如今都融入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新词汇当中，并为人们所广泛受；同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也把流行较广的网语“斑竹、美眉、灌水……”等纳入其中。可见，规范也有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也有学者表示:教育部从调查研究出发,请专家逐年跟踪式地收集分析并公布当下生活状况中出现的新词汇,这对于语言学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学术性的社会调查;但是不赞成在语文教材里放入什么“新鲜的网络语言”的做法。毫无疑问,教育要使人学会与不同文化进行沟通和对话,学会回到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生活世界中去对异质文化做出自主选择,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学会文化上的承续嫁接。教育从来是文化沟通与对话的桥梁,教育在促进文化多样性,进而推动国家内部各民族文化协同发展乃至人类文化的整体发展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论其性别、种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包括学生自身所属的亚文化、具有普遍性的为各民族共享的国家主流文化以及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价值如正义、公平、民主等。然而,长期以来占领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文化却是单一文化取向,它集中体现在各学科教科书中。“内容要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思想性与实践性;编排的顺序要适合儿童的知识结构;编排的具体形式要符合学生心理成熟的水平”等教科书编制原则给小部分人提供了成功的机会,而忽略了大批在社会背景与文化特征上处境明显不利、并因此而可能极不适应教材内容乃至整个学校生活的那些弱势学生“群落”。事实上,在课程文化视野中,‘学生’不是一个抽象的、普遍的概念,他总是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相联系,是生活在特定自然环境中和文化状态下的有血有肉、生动活泼发展的个体,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复杂而又真实的现实世界,他所需要的首先是对自身文化背景的认同,他所做的是以自己的生活世界为基础来理解和学习科学世界,而不是两者的断裂与对立。多元文化尊重学生文化背景的差异,更主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发展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这既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因此,当我们在课本中大肆宣扬社会主流文化的同时,为什么就不能留出一点空间给学生呢?然而某些人视新词汇为洪水猛兽,不加区分地一竿子打倒,认为在语文教材里放入些“新鲜的网络语言”的做法似乎就是媚俗,就是破坏语言的纯洁性,似乎网络语言就是肮脏的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