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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了企业家倒了又一轮宏观调控开始了。这一轮调控的重头戏是打击与房地产领域相关的犯罪活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福建省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等高官先后被“双规”。尽管职位五花八门，但全都涉嫌在城市拆迁、土地交易、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进行权钱交易。房地产业的黑暗一角因此而被揭开。可怕的是，这个产业却是整个经济的支柱产业，尤其是在某些大城市，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竟然可以贡献GDP的30%~40%。人们怎能不怀疑当下经济增长的道德性？增长背后的权力之手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富有活力的企业是经济健康增长的基础所在。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却似乎颠覆了这个常识。中国幸运在哪儿？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企业家精神，这一点，以温州经济最为典型。但另外一部分则来自于国家的强制推进，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的强制推进。有的时候国家似乎确实拥有某种魔法，直接充当经济增长的主体确实可以创造出某种奇迹，就像计划经济的最初若干年那样。19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间展开的为了增长的竞争，似乎也导致了同样的效果。当然，这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复辟，在1980年代的退缩之后，政府——这一次换成了地方政府——再度恢复并且扩张其控制性权力，竭尽本地一切可交易的资源招商引资，扶持最能实现政绩最大化的产业。对于热衷追求政绩的地方政府来说，房地产业简直是上天的恩赐：第一，产出政绩效率最高。它能吸纳大量投资，能够创造高速增长的GDP，也能给政府带来大量税收收入。第二，政府恰恰控制着这个产业最需要的两种要素：土地和信贷，尤其是土地。城市原有城区已被宪法宣告为完全属于国有，地方政府可以随意拆迁、改造；乡村土地尽管法律上属于农村集体所有，但地方政府通过其政治与行政控制链条，享有事实上的支配权。第三，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压低给农民的土地征用补偿，从而有条件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工商业投资者，然后通过操纵供应将其价格哄抬上去，从而获得了巨额预算外收入——以此作为政府进行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资本。因此，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迅速地“房地产化”。但权力必然带来腐败，不受约束的权力会带来无法抑制的腐败，尤其是当这种权力直接介入经济过程中的时候。在房地产产业链条的每个环节，人们都能看到强壮的权力之手。权力与企业无间合作，确实制造了令人眩目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城市经济也因此保持了高速增长，维持了一种热火朝天的繁荣局面。但是，繁荣背后却是令人瞠目的犯罪活动。仅仅是杀鸡儆猴式的清算，就揪出了如此多的官员，如果严格执行相关法律，不知还有多少官员落网！可以说，在这个行业，官商勾结不是偶然的意外，而几乎是一种必然的法则。增长却带来腐败，从而损害政府的治理权威，这样的代价是否过高？越“重视”越“堕落”在这样的环境下，当然不可能指望出现伟大的企业家。事实上，如果稍微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企业家的兴衰史就会发现，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一个容易令企业家跌落的巨大陷阱。一个个看似成功的企业家，不少人难逃羞辱甚至犯罪的宿命。远的不说，在上世纪90年代涌现的一批国企强人，如健力宝李经纬、三九赵新先、长虹倪润峰、中航油陈久霖，到本世纪初纷纷落马。国有银行的高管们也曾一个接一个入狱。民间出现的一批资本运营高手，张海、顾雏军、德隆唐氏兄弟等曾经风云一时，后来也陆续成了阶下囚。现在，似乎轮到房地产大亨们了。笔者大胆断言：中国企业家的犯罪率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越是在中心城市，越是看起来现代化的产业，越是在政府扶持、重视的那些行业，企业家的犯罪率就越高。因为，在这里，权力的控制越有力，寻租经济的色彩最浓厚，要取得经营成功就越得勾结权力。在这些领域，究竟是权力在诱惑商人犯罪，还是商人在腐蚀官员犯罪，已经难以辨析清楚了。因为，权钱交易已经成为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双方都已经习惯了彼此勾结、共同发财的美好生活了。高增长却伴随企业家的高犯罪率，这确实是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现象。政府直接利用权力推动增长，确实给经济的自然增长加了一把力，但是，这把力也产生了致命的反冲力：它对那种自然的增长动力，即企业家精神的健全发育，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它让中国几乎无法成长出伟大的企业。就此而言，目前的经济增长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正是因为在所谓高端行业、现代化行业，企业家精神被权力扭曲、抑制，这个经济体的上层结构反而最缺乏创新，最缺乏效率，也最不健康。这意味着，增长的长期前景是脆弱的。这种增长的社会后果更为严重。拆迁户、失地农民、工资长期被抑制的产业工人、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市民等群体，不可能为这个增长欢呼。对于过去的增长的评价，国际与国内、经济学圈子与公众媒体形成强烈反差，增长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种怀疑、焦虑、不满甚至愤怒。这样的民众心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一个增长至上时代的结束，现在的问题仅仅是怎样结束。为了增长，也许中国付出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