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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者对付逆境的8大法则“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我还要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读罢上面这段文字，你肯定恍若隔世，以为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中国。但千真万确的是，这是发生在2004年的一场争论。上面这段接近“棍子”的讨伐文字也不是出自一位老式的意识形态专家之口，而是出自向来以客观理性自我标榜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在道德上的自残和智识上的自我矮化，虽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上面那段类似“大批判”式的讲话出自张维迎，还是让人暗暗吃惊。毕竟，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招牌人物之一，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张维迎都应该代表了这个群体的最高水平。不过，这不是张维迎在与郎咸平的论战中唯一一次失态。在随后接受《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访中，张维迎更直接将对手贬低为“极端利己主义”的“无耻之人”、一个往中国经济学家脸上扔泥巴的“无赖和疯子”。到这个地步，张维迎好像真的有点急了，他似乎一点也不在乎超越学术，而将争论直接变成一场赤裸裸的人身诋毁。让张维迎失望的是，他的攻击性言词在互联网上招来的却是一边倒的更大规模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对郎咸平的赞扬。有张维迎的拥趸将张的“失态”说成是“坦率”，这显然只是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美化和拔高。不过，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张维迎称之为“颠三倒四”的“江湖郎中”并作为张维迎对手的郎咸平，却自始至终没有逾越学术范畴攻击对手。虽然他的确表现出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极端不敬，也同时显露了某种令人不舒服的炒作天赋，但毕竟没有超越论战的底线。坦率说，在今天的中国，郎咸平并不新鲜也绝非完全正确的观点得到广泛拥护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反倒是，张维迎们为什么会对郎咸平做出如此激烈的情绪性反应，为什么会在一个完全可以在学术上加以讨论的观点面前表现得如此惊慌？显然，张维迎以及张维迎所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郎咸平的到来已经表现出了空前的不适应症状。到这里，所谓“郎咸平现象”，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张维迎现象”，其本质则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在当下中国的危机。这个统驭中国改革并在暗中控制了中国公共话语权十余年的主流经济学，在一个高声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面前，刹那间露出了巨大的尴尬。张维迎的“情绪失控”实际上就是这种尴尬之后的挫折反应。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强劲的知识竞争者，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严峻的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根明显的无能。1992年之后，中国的公共舆论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的现象就是，主流经济学获得了话语霸权地位。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由于市场化的迅猛扩展，导致了对经济知识的强大需求，使经济学成为显学。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畸形的政治环境。1989年之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成为中国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的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潜规则。而在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所诞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这一潜规则要求的，就是有着明显去政治化话语特点的西方经济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契合了中国改革的机会主义本质。于是，主流经济学由“显学”而“官学”、由“官学”而“霸权”，成为90年代之后，中国公共舆论界的唯一思想。由此，知识的权力在中国变成了经济学的特权，并进一步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特权。虽然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标榜也的确表现出了某种异议色彩，但毫无疑问，他们是90年代之后唯一被允许的“异议者”，是不争论时代唯一被允许的争论者。或者我们干脆说，他们是一个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是一个托庇于权力并寄生于权力的学术玩偶。主流经济学的所谓“主流”，即由此而来。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并不自知。他们真以为这种完全类似于政治特权的话语霸权是知识竞争的结果，他们真以为经济学或者他们所知道的经济学是无所不能的水晶球。除此之外，知识的世界中空空如野。政治特权可以滋生权力的傲慢，同理，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也能产生致命的自负。非常不幸，中国1990年代的政治现实和经济增长，鼓励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自以为是。容易推断，接下来发生的将是非常荒谬的知识现象：中国主流经济学变成了中国改革法定的阐释者，而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成为不入主流的旁门左道或者歪理邪说。1990年代中期，一位女学者出版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著作。其在中国民间激起的反响比这一次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更为热烈。这引起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普遍的嫉妒情绪。对此，一位颇为“主流”的经济学家故作不屑地评论到：那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言下之意是，只有经济学才有能力解释中国改革，因而也只有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才有权力评论中国改革。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别想沾我们经济学家的光。自负如此，已经不再是什么学术上的自信，而是一种接近精神变态的自恋。可以为这种日益恶化的精神疾病做出注脚的一个例证是，当秦晖先生用迄今为止最为精辟（他总是那么精辟）的言论回应了郎咸平现象之后，一位显然是主流经济学信徒的人竟然在网上大言不惭地讽刺秦晖：不懂经济学却旁征博引，不着边际。将国有资产这样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问题变成经济学的专利，足见中国主流经济学知识视野之狭窄，权力心态之膨胀。在一个特殊时期假他人之手剪除了知识竞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既然长期养尊处优，自然也就习惯了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舆论一律。所以，当郎咸平威胁到了这种舆论一律，而他们又无法真正在理论上降服郎的时候，他们开始责怪起了舆论。在张维迎对郎咸平的回应中，张多次表达了对舆论的不满。除了文章开头那段颇像宣传部门官员的指责之外，张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时，甚至直接批评媒体对郎咸平的炒作，认为媒体“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但人们要问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当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几乎占据了中国媒体全部财经版面的时候，张维迎为什么没有批评舆论对主流经济学的炒作？那又岂止是一种炒作，那根本就是一种垄断。张维迎的观点对与不对可以暂且不论，但他显然没有对一个舆论多元的时代做好准备。这也难怪，他们实在太习惯自己在中国公共媒体中一言九鼎，惟我独尊的生活了。对多元舆论的焦躁，也同样表现在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不加掩饰的厌恶上。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采访及讲话中，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的厌恶一览无余。他甚至把网络时代直接定义为“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如果网络果真具有这般颠倒黑白的特性，那么网络迟早都会被逐出意见市场。张维迎丝毫也不用为这种短暂的市场失灵而担心。不过在我看来，作为对中国极度扭曲之舆论环境的一种补偿和报复，网络只是稍稍让中国的舆论环境变得正常了一些。而就是这种远远没有达到标准的正常，却被张维迎认为是舆论环境“最不正常”、“最不好”的时候。他甚至幼稚到将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的不幸归咎为舆论环境的地步。张维迎是牛津的博士，但他似乎忘记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异见并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正确，而是因为它必须而正确。可见，特权滋养的自负能够在什么程度上扭曲一个聪明人的心智。道德、文章、见识如张维迎者尚且如此，我们又怎能期望中国主流经济学其他等而下之的跟风者，能够对异见采取宽容态度呢？难怪许多主流经学家一上来，就给郎咸平扣上“引爆仇恨情绪”、“不负责任”的大帽子。（如果一个社会的仇恨能够一煽就动，那就只能证明这个社会中所隐藏的仇恨已经足够多，我们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中为什么会积累这么多的仇恨，而不是以一种可怕的阶级意识去四处寻找煽动者）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是比郎咸平更具有社会责任的人，这仅仅证明了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是对一个可能到来的新时代（无论是好是坏）的恐慌。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在今天的特权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来自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危机。如前所述，中国主流经济学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获得话语地位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市场化狂飙突进、私有化（产权明晰）狂飙突进、对外开放狂飙突进的时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隐含和不容置疑的强制性前提，那就是对特权利益的承认。进而言之，就是必须承认政治特权在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中优先索取权。据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张维迎在回答《北京青年周刊》记者提问时候就断然说道：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于是，政治特权在产权改革、市场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隐含前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下来，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理论框架中一个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对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变的。所以，他们的全部学术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去最大限度的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无需怀疑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诚实，同样也无需怀疑，这种以降低中国改革伦理标准为代价的学术诚实是犬儒的、市侩的。对这一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他们毫不犹豫的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些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的学术主张，迎合了90年代中国的政治需要，也径直将中国改革的伦理水平击落到现代文明标准的底线之下。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手段并不重要，市场化的目标才是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一切手段，一切机会。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局部的寻优可能导致整体的不优，手段的选择可能毁灭目标本身。这就好比登山，沿着一条看上去距离最短的道路前进，最后发现却是一条悬崖绝路。这种不幸的结局可能很少出现在静态和局促的理论演绎之中，但却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中国今天的现实也表明，权力腐败、贫富分化不仅没有让我们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更近，而是严重瓦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信任基础，中国，正在向一个坏的资本主义急速滑落。对此，俄罗斯寡头古辛斯基早就充满悔恨的替我们总结过：“我们明白了，崇高的目标是无法通过肮脏的手段来实现的。今天我确信了这一点”。现在，机会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所倡导、所推崇、所鼓励的中国机会主义改革的负面后果，正在中国全面浮现，而陷入困境的机会主义者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并非是对郎咸平的赞同，而是对机会主义改革的反对。离开案头即匆匆穿梭于各种高层论坛或企业家俱乐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不到这一点，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危机却已经悄悄开始了。特权阶层在改革中的优先和利益最大化，既然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制度变迁模型中一个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那么作为这个条件成立的条件和结果，大众（他们经常被称为沉默的多数）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种必然。更通常的情况则是，由于沉默多数在中国政治表决结构中的被动缺席，已经被最小化的大众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计。在中国改革越来越趋近于零和游戏的当下，这种“最小化”已经不再是一种中性的理论假设，而是作为一种野蛮的现实被呈现出来。普遍剥夺在大众中所及激发的愤怒，指向的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软肋：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在解释中国产权改革为什么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的时候，张维迎非常诚恳的说说“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的确，张维迎非常诚实的道出了中国产权改革的历史真相。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的博弈世界之中，有政府（官僚）、有企业（家），也有学者，但却独独缺少一个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在法律和正义意义上拥有国有产权的大众。在这个博弈中，公众不在场、公共舆论不在场、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在场。于是，这个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在中国的产权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