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之于晚明小品文

118摘要关键词晚明小品文之极盛，是十七世纪中国文坛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明朝之前，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明代的艺术家若想在这些方面有所发挥、超越前人，甚至是名垂千古，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文章发展至明代，已呈现僵化死板、停滞不前的状态，文章大多平庸不堪、读之无味。明朝二百几十年期间，大半时期是被复古主义思潮所统治着。在明朝前期，先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笼罩着整个文坛，创作内容贫乏，篇章冗长，文风萎弱。形成文坛严重的危机。明朝中期，随“台阁体”之后而兴起的是标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他们以汉唐古文来否定平庸肤浅的“台阁体”。从其出发点来看，本应当是一种进步，然而他们只是一味地模拟古代，不去创新，致使模拟之风愈演愈烈，终致“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模拟剿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学语”，情感则无从表达，文章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可言。使得整个文坛更为消沉，更加的堕落，形成了一种逆艺术规律而动的潮流，且长期统治了文坛。直至晚明“公安派”文学出现，才揭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公开向复古主义展开激烈的攻击，也正是此时，小品文在“公安派”的宣扬下大放异彩。其重要代表袁宏道更是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周作人曾过说：”中郎(宏道中郎)是明季新文学运动的领袖”(《重刊袁中郎集序》，这实为中肯之论。一这即是袁宏道有名的性灵说，“独抒性灵”是其重要的文学主张。性灵即灵感和情趣，文章没有了性灵，正如人没有了灵魂。其主张与李贽的“童心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童心”就是真心，李贽曾提出：“天下之至文，夫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2]而袁宏道亦说过：“诗何必盛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以心摄境，以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敝筐集》)。”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3]，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4]，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其实是对当日复古派模拟僵化文风的有力批判，是对明代主流文风的反拨和否定，主张文章应该冲破牢笼，打破成规。这种要求抒发真性情的特征也同样明显体现在袁宏道的创作之中，其山水小品文《阳澄湖》正是其独抒性灵、抒发胸臆的佳作。先概写阳澄湖之貌，去城一里，三面来风，可谓游览佳处。“游舟”“清歌”“酣呼”三句，则把湖中夏日盛况传神再现。所谓未见其湖，已增一番游兴。接着写游湖，袁宏道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人，官场中的困顿使他倍感痛苦，所以想通过游湖来纾解内心的苦闷。“放舟湖心，披襟解带，凉风飒然而至”，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率意自由与欣然畅怀。游湖更使其是“不知身之为吏”，但这难得的快意却偏被一次官场应酬给搅了，实在有煞风景，难以舒服。昀后写吴人六月游湖之盛，并以此借题发挥，一句“六月乌纱，有热于此者矣”，表达了对当时黑暗官场束缚自由的“厌恶之甚”。这样的小品，实在是袁宏道借景抒情，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代表作。二袁宏道不是晚明小品文昀早的写作者，却是促使晚明小品勃兴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人物。“往合弇州公代兴，雷轰霆鞠,后生辈重趼而从者，几类西昆之宗李义山，江右之宗黄鲁直。楚之袁氏思出而变之，欲以汉帜易赵帜，而人尽服也。”[5]这段文字将晚明小品文的勃兴归功于袁氏的“以汉帜易赵帜而人尽服”,实际上已经肯定公安派在晚明小品文创作高潮中的先锋领导作用，其实也正是对袁宏道创作的肯定。小品文极盛于晚明，然在明代的前中期，小品文已有相当的发展，但是散文的基调还是比较传统的，大多是描写国家大事，抒发为国为民之情感，内心的情感尚没能够在文中表现出来。成化之后，台阁体的泛滥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和创作上的反拨，在“前后七子”的带领之下，文学创作走上了复古道路。然其一味模拟古人，不做创新，致使文风僵化，创作停滞不前。公安派的异军突起，特别是袁宏道的创作理论及其创作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其文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袁宏道在强调“独抒性灵”之同时，更是反对“前后七子”的因袭模拟，主张通变，要求“不拘格套”。所谓“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认为文学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甚至进一步提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发出“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的疑问，要求创作要冲破束缚的藩篱，使得“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因此他的文章“从内容上讲，包括了国家政治、个人遭际、谈学术、论交友、描画风肖巧红119物、抒写性灵，包罗万象，无所不被涉及，显得绚丽多彩；或骈或散，或雅或俗，轻捷灵活，拘一格，看似漫不经意，但仔细体会，却隽永意长，耐人寻味。特别是在小品文的创作中，突出表现了创作的自由活泼、天真率直和形式简单通俗，内容清新雅丽。正如他所言，他的创作是：‘信手而出，信口而谈。’”[6]细看晚明小品文，无论是文体特征、艺术功能，还是研究章法、句法、语言风格，都无一丝拟古意识。即使文中有涉及古代小品或前人佳作，也绝不主张套用成法，因袭守旧。更多的是自出心裁，独运匠心。论起晚明小品文，就其表现艺术而言，几无“文家三尺”之说。真是“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率成律度”。这一切莫不与袁宏道的文学主张与文学创作有关，正是因为他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晚明小品文能够尽翻窠臼，自出手眼，出离于时代模拟风习之外，促成了晚明小品的勃兴与发展。所以，袁宏道之于晚明小品文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参考文献摘要关键词《水浒传》以史载北宋末年宋江三十六人起义故事为原型，经过宋元时代说唱艺人的加工，文人的润色渲染，敷衍出一百零八好汉啸聚山林，抗拒官府，昀终全伙受招安的悲剧结局。从零散的水浒故事到《水浒传》成书，其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说明《水浒传》的创作深深植根于社会历史土壤。历来读者为水浒英雄的忠义思想折服，为人物的悲剧性毁灭扼腕叹息时，都会思考造成英雄悲剧命运的原因。如果从社会历史的视角，分析作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塑造的特定阶层的悲剧人物，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一、“忠”“义”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文本内涵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指出：“中国文化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格局，社会组织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①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严密的宗法伦常关系场域。所谓“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②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这个场域就是宗法社会人际交往网络，它是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产物。“三纲五常”是这一场域里社会角色间从事交往行动的规则指南，它规定了社会组织的秩序原则。“三纲”之“君为臣纲”对应的社会规范是“忠”。“忠”的内涵在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演变过程。忠君思想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诚心以为人谋谓之忠，故臣之于君，有诚心事之，亦谓之忠。”③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日益强化，君主论被推向极端，至宋代发展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境地。“五常”之“义”本意是“宜，适宜”的意思，《释名》：“义，宜也，制裁事物使合宜也。”儒家对“义”的含义作了道德化的限定，把“礼”作为“义”的标准，把凡是符合“礼”的规定，服从或有利于宗法等级秩序规定的思想言行称之为“义”。传统的儒家“忠义”观发展到水浒时代，在小说文本中，它注入了哪些新鲜内涵呢？19世纪法国史学家泰纳提出文学作品社会历史研究的“三元素”说，他认为，时代是文学发展的“后天动量”。时代指种族的文化传统在一定阶段或时期的情形，包括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社会心理等。这是种族特性与环境得以在其中发生影响的“印有标记的底子”。④促使《水浒传》忠义观形成的也有特殊的时代因素。小说所展现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民族矛盾，是小说的历史政治背景。宋代繁荣的经济发展促使市民阶层扩大，加上土地兼并现象严重，一部分人脱离土地，游离于政治经济体制之外，成为游民，形成了特定的游民文化，这是时代的精神、心理领域的状况。这些时代因素使《水浒传》“忠义”思想具有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全本《水浒传》第五十五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⑤显然“忠”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忠君”观念。九天玄女授予梁山群体的法旨“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是梁山的政治纲领，是一切“忠义”之行的指南。这里的“忠”意味着拥护宋王朝的爱国精神，“义”包含着“保境安民”、“扶弱济贫”的民本思想。由于“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谄佞专权，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因此，梁山英雄要替上天行道义，就必然要和朝廷作对，“替天行道动儀兵”，这种“义”就背离了儒家之“义”的范畴。梁山之“义”脱胎于中下层社会的江湖意识，是乱世社会里的侠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对“侠”给予了高度评价：“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在《水浒传》中，这种侠义的表现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江湖上的公义，即施恩不图报，只因义气相投而慷慨解囊，救人困厄。江湖好汉路见不平拔儀相助，充满行侠仗义的英雄豪气。二是社会上的正义，即人们对善的崇尚。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解救金氏父女，而自己被官司追捕。这表现了中下层人民对被欺压者的同情，以及希望有更强大的人替无权无势的弱小群体摆脱受人欺凌的处境的愿望。从社会道德角度来考察这种侠义行为，可以产生“观风俗，知厚薄”的教育感化的效果。小说为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伦理道德观，它少了儒家传统道德伪善的说教，多了对弱势群体直接的生存关怀，反映了中下层民众在社会困境中互相扶助、患难与共的温情，由此我们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社会精神与文化心理。二、水浒人物的边缘化生存状态西方文学向上仰望天空，浸润着神的旨意、宗教的虔诚，关注的是形而上的意识层面，而中国文学则向下俯视苍生，关注的是形而下的现实社会人生，它使中国文学自发端就有现实主义的倾向。《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就是一个社会文化、精神、心理的积淀过程。来自社会下层的江湖艺人和民间文士，在作品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关注现实的同时，也融入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作品深深打上了世俗人生的烙印。宋代国力衰微，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侵扰边境，宋王朝无力抵御，对外敌一贯采取卑逊态度：赔款、割地、称臣。在对内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上也无力扭转。这一系列的重压都加到老百姓身上，从而引起内乱不断，朝廷在尽力镇压的同时采用招抚冯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