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与中国园林类型-曹林娣

“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与中国园林类型曹林娣“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丹纳《艺术哲学》）。在世界古典园林类型中，有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平地园、英国的牧园、日本的水石庭，育化在中华文化的肥壤沃土中的中国园林则是以“可居可游”的自然山水园为基本类型。中国园林艺术创作的最高准则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得自然之道，获得人之精英，生成艺术生命，从自然中感悟出生命真谛、宇宙隐语，自然因人的情思而包裹感性及生命，由此孕育并上升为容量极大、辐射力极广的审美意象。“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明·张潮《幽梦影》）“文人园是主观的意兴、心绪、技巧、趣味和文学趣味，以及概括创造出来的山水美。”（汪菊渊《中国园林》）中国人这种深沉的山水自然意识，使中国园林成为自然山水园的精神发源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自然山水园中国的自然山水园的创作原则是“天人合一”哲学观念与美学意念在园林艺术中的具体体现，即纯任自然与天地共融的世界观的反映。中国古代哲学宣扬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体验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的一种精神状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对于“天”的认识并不一致，殷周时代的“天”有时指超自然的至上神（人格神）。春秋战国时代的“天”，已经由至上神过渡到自然之天，即自然界的苍苍天空。宋明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以“气”讲天，指物质世界之总体；唯心主义思想家以“理”讲天，指最高原理、最高理念。对“天人合一”的内容所指也不同，如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含牵强附会内容；宋·张载的“天人合一”，主要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认为天地犹如父母，天地与人都是气所构成，天地的本性与我的本性也是统一的，人民都是兄弟，万物是我的朋友。清·王船山强调“天人合一”并不在于外形和表面的同一，而关键在于一种“道”和“规律”的合一。总之，“天人合一”精神贯穿了我国整个古代文化思想史，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言行、人格理论，渗透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古典园林文化。道家主张“以人合天”，提出“法自然”、“法天贵真”，儒家探究“以天合人”，所以，中国的古典园林遂成为“艺术的宇宙模式”（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法国艺术史家热尔曼·巴赞说：“中国人对花园比住房更为重视，花园的设计犹如天地的缩影，有着各种各样自然景色的缩样，如山峦、岩石和湖泊。”中国园林在营构布局、配置建筑、山水、植物上，竭力追求顺应自然，着力显示纯自然的天成之美，并力求打破形式上的和谐和整一性，模山范水成为中国造园艺术的最大特点之一。基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人们“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因而，从根本上缺少形成宗教的思想基础。占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强调人本主义的道德观；道家创立了“本体论”学说，以之为基础的道教虽胎生于阴阳五行和神仙方士，但它所宣扬的“三昧”或“禅那”的目的和印度的“利雪斯”是完全不相同的，印度人寻求的是足以使他们能够统治神的一种苦行感化力，而道教寻求的却是宇宙中万物的永生，修行只是道教用以达到目的的方法之一。道教也区别于西方禁欲主义的宗教，具有世俗化、现世化与迎合人的现世俗望的特征。中国佛教中最有势力的教派是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禅宗，禅宗所指的“佛”，是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不欲、不求、不争不夺、超乎是非荣辱之外的精神麻醉之人，理论核心“超脱”，也只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才能实现，所以它倡导的是“顿悟成佛”，废坐禅废戒律，将“修禅”变成了“修心”，完全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大大淡化了本来意义上的宗教色彩。“在禅学看来，人既在宇宙之中，宇宙也在人心之中，人与自然并不仅仅是彼此参与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两者浑然如一的整体。”（洪修平、吴永利《禅学与玄学》）这是天人合一精神的特殊体现。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正是我们中国文化之长。中华民族有历代相承的深厚教养，无须赖藉宗教或国家权力。与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性缘由和深层次根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相反，西方的文化思想系统，从古希腊的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主客二分的基本思路始终占主导地位，构成了中西文化的本原性差异。在古代欧洲、西亚以及印度，宗教是维系人心的力量，对于上帝、神、佛祖的信仰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他们从上帝、神、佛祖的信仰中引申出道德原则。宗教家以神为本位，鼓吹上帝创造世界，要求皈依上帝，佛教更将佛置于天帝之上，宣传三世轮回。他们都恰恰鄙视了人，不承认人本身的价值。西方基督教宣传“原罪”说，认为人们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应该努力赎罪，以求上帝的宽恕。鼓励教徒努力向善，在这种“小我”意识的驱使下，人们在上帝面前就产生一种恐惧感、罪感。因此，西方的古典主义园林强调对立统一的几何布局，显示出狂热的宗教色彩。“外适内和”的生活观与中国园林的“可居可游”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以“和”为贵的哲学信念，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往往把与自然界的“外适”，导致身心健康的“内和”作为人生的最根本的享受。白居易《庐山草堂记》说庐山草堂能使他感到“外适内和，体宁心恬”，感到的身心俱适、恬淡自甘的心理。“内和”，重在心灵境界的平和恬静，享受一种超然物外的情趣和乐趣。和孟子“独善”内涵并不相同，应该包含着“知足保和、吟玩情性”之意，也就是“养志忘名”、“从容于山水诗酒间”，所谓“高人乐丘园，中人慕官职”。园林更多的是士大夫体认“天人之际”最理想、最和谐的胜境。“和”揭示了宇宙运动的规律，是自然的最佳境界和终级状态。“和”作为古代哲学的一个典型的基本范畴，含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古代《太极图》中的阴阳交界的S型曲线，便代表着一团元气流动着的“生命线”，中国园林艺术形式也体现了这条“生命线”的运动足迹，如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自然与建筑之间的协调、动静的统一，对淡泊、平和、清新、幽远的推崇等。强调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注重和谐与中庸。有私家园林的“士”，皆足以温饱，具有风雅之怀，徜徉山水，乐逸林泉。山水是中国园林的基本物质构成，儒家将仁者比德于山，智者比智于水。乐山、乐水之“乐”，是人对自然美的感受和喜悦，并不是某种功利上的满足。山水能影响人的气质情绪和性格，是儒家审美观的一种，也显示了汉民族对自然美欣赏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具有内向型的人格取向，即善于通过调节自身以适应外在自然，达到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和谐的另一种自由。中国古典园林，竭力营造与大自然谐和的自然氛围，建筑物随形高下，融进大自然之中，风流倜傥的园林主人在这里感到了“内适外和”。白居易的庐山草堂，“乔松数千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垣，白石为桥道。流水周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绿柳白莲罗生池砌。”诗人可以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其乐无穷。北宋沈括在“恍然乃梦中所游之地”造的“梦溪园”里，浸润在清幽惬意的自然美色中，享受着“三悦”、“九客”之乐：“所慕古人者：陶潜、白居易、李约，谓之'三悦'。与之酬酢于心目之所寓者：琴、棋、禅、墨、丹、茶、吟、谈、酒，谓之'九客'。”（《梦溪笔谈》）古人或以“怪石、奇峰、灵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视远”为“七胜”；或以“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竞田宅、不问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谈仕籍”为“八德”，澄怀心闲、不与世事。以崇尚自然为山居之法：“山居有四法：树无行次，石无位置，屋无宏肆，心无机事。”明末以来的园林最崇尚郊野别墅园，山间村野，水边林下，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如明末徐俟斋先生隐居的“涧上草堂”，得到清沈复的激赏：“村在两山夹道中，园依山而无石，老树多极迂回盘郁之势。亭榭窗栏尽从朴素，竹篱茅舍，不愧阴者之居，中有皂荚亭，树大可两抱。余所历园亭，此为第一。”（《浮生六记·浪游记快》）幽旷、朴野，爽朗大方，在此或歌或啸，确可大畅其怀。生活在“可居可游”的园林中，是怡性养寿的最佳所在。费尔巴哈讲到过“一种精神的水疗法”，认为水有一种惊人的治疗力，他说：“水不但是生殖和营养的一种物理手段……而且是心理和视觉的一种非常有效的药品。凉水使视觉清明，一看到明净的水，心里有多么爽快，使精神有多么清新！”园林花木有净化空气、吸收噪音、调节改善小环境的气候、吸收紫外线、提供绿荫、防止眩光等功能，它不但能通过光合作用和基础代谢，呼出氧气，而且能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氯气等对人体有害的气体，还有滤菌、杀菌、松驰神经，减轻精神紧张，解除身心疲劳、健胃驱风，提神益气等功效；水生植物也具有净化水体、增进水质的清洁与透明度等功能。清康熙说：“朕避暑出塞，因土肥水甘，泉清峰秀，故驻跸于此，未尝不饮食倍加，精神爽健。”他在《芝径云堤》诗中说：“草木茂，绝蚊蝎，泉水佳，人少疾。”乾隆皇帝《避暑山庄百韵歌》曰：“岩秀原增寿，水芳能谢医。”就深谙山水的养生之道。“内和”也与中国传统医学所论的核心“养神”是一致的。“返朴归真”的审美境界对中华民族审美观影响最大的是老庄“道法自然”的哲学美学原则，崇尚自然、含蓄、冲淡、质朴，崇尚不事雕琢的天然之美，排斥镂金错彩的富丽美。老子教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即素朴是最美的，破坏了素朴，人为的雕饰是不美的。《庄子》主张“法天贵真”，赞美“天籁”，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其论美并不绝对排斥雕琢，并不简单地否定人为的艺术，只要能在精神境界上进入任其自然、与道合一的状态，亦即“心斋”和“坐忘”的状态，使“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那么，他所创造的艺术也就可以与“天工”一般无二，即“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了。道家学派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完全必要和可能与自然达到统一，即“天和”，“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乐”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所达到的自然美。庄子认为最美的音乐是“天籁”、“天乐”，特点为“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包裹六极”，这是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思想的具体发挥。追求天地之大美、无限之美。庄子把自然朴素看成一种不可比拟的美，雕削取巧犹如“丑女效颦”。老庄这一美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中国艺术的发展。《淮南子》重“自然”；王充重“真美”；刘勰“标自然为宗”；钟嵘倡“自然英旨”；皎然推崇“真于性情”、“风流自然”；司空图“冲淡、高古、典雅、自然、含蓄、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实境、超诣”诸品中论列的审美现象，基本上都可归入素朴之美的范畴。苏轼推崇“天成”、“自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汤显祖“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都是明显受到道家思想家的影响。“自然”、“素朴”成为踞于阳刚、阴柔两大审美范畴之上的最高的审美范畴。自魏晋至隋唐，以陶渊明、王维为代表的中国文人诗画，就已经以自然为宗，宋文人画勃兴，自然美成为艺术的主导目标，自此，返璞归真成为中国文人最高的艺术审美境界。欣赏无尘世的喧嚣、朴素而有真趣的自然山水，以能在青山绿水中获得精神自由为快活，以栖丘饮谷为高，一丘一壑自风流。园林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天趣”为最高境界，以区别“俗气”或“匠气”的作品。正是这一审美理想在艺术实践中的理论概括。园林选址、布局处处注意与大自然的融合，颐和园西借玉泉山及燕山，方使人获得“悠然见南山”的“真意”。私家园林更以情韵取胜，以追求平淡清深、幽雅脱俗意境美为极致，园中云峰石迹，迥出天机，参乎造化，以妙合自然、假中见真、不见人工痕迹为重要的美学特色。张陶庵在苏州东山所叠假山，人居其间，能够使人几乎忘了东山之为山。将假山当作了真山，而真山反倒觉得好似假山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发表过高见：“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如果“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山，似非大观”，“正谓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素朴而富野趣，回归自然，进入“天和”常乐的至境，就成为中国园林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