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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5◇案例1阿伯丁三人阿伯丁试验场是美军的一个机构，除了其他研究项目外，它也从事化学武器的研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军就一直在这里开发、测试、存储并处理化学武器。在1983－1986年间的定期检查中，如今被称作试验工场（PilotPlant）的实验设施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易燃和致癌物质置于户外；●混合后可致命的不同的化学药品被放置在同一个房间里；●装有有毒物质的圆桶发生泄漏。到处都是化学药品——放错地方的、没有标签的或包装不严的。曾有一处屋顶局部垮塌，砸碎了屋内的几只化学品存储桶；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人打扫或移走泄漏的化学物质和破残的容器。当一个露天硫酸储存池泄漏了200加仑的硫酸到附近的河里之后，州和联邦的调查员奉命对此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该储存池的堤坝残缺不全，设计用来存储和处理有害化学物质的设备已被腐蚀了，从而导致化学药品泄漏到堤外。1988年6月28日，在两年的调查之后，三位化学工程师——今天被称作“阿伯丁三人”的卡尔·杰普（CarlGepp）、威廉·迪伊（WilliamDee）和罗伯特·伦茨（RobertLentz）——因为违法地操作、存储和处理有害化学废物，触犯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RCRA）而被刑事指控。虽然这三位工程师并没有直接地处理这些化学药品，但他们是对这起违法事件负有最终责任的管理者。司法部的调查员认定，在试验工场中，不存在对这些问题有充分了解并对违法行为能够承担责任的更高的上级了。在美国的化学武器开发历史上，这三位工程师是扮演重要角色的有资质的职业人员。威廉·迪伊曾经领导化学武器开发团队研制了双化学剂合成神经毒气弹（binarychemicalweapon），罗伯特·伦茨负责开发用以制造这些武器的工艺，卡尔·杰普是迪伊和伦茨手下的试验工场的一位管理人员。在提起公诉的6个月后，司法部把三位被告送上了法庭。他们被指控犯有违法地存储和处理有毒废物等四项罪名。威廉·迪伊在其中一项指控上罪名成立，伦茨和杰普在其中三项指控上罪名成立，而每一项罪名都违反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虽然每个人面临最高达15年的监禁和75万美元的罚款，但他们接受了1000小时社区服务和缓刑3年的判决。法官认为，相对从轻的判决是正当的，因为被告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他们实际上已支付了巨额的审判费用。由于这三位工程师受到的是刑事起诉，所以美军无法向他们提供任何法律保护。这是第一起依据《资源保护与回收法》对法联邦雇员刑事定罪的案件。◇案例2积极行为的政策仔细阅读以下有关积极行为政策的虚构案例，探讨其中的事实、概念、道德等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正是以下两位讨论者产生分歧的起因。假设两位工程师朱蒂和简都认为歧视是错误的，但就政府是否应该在工作场所采取积极行为政策的问题，两人产生了分歧。当讨论开始时，他们发现，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怎样消除歧视的问题上。一方面，朱蒂认为，没有积极行为的政策，妇女和少数民族在工作场所将继续经受总体上的歧视。另一方面，简认为，没有政府的干预，在工作场所的公平对待也是能够实现的。但是，简承认，如果政府的干预是消除雇佣领域中的不公平的唯一途径，那么她也将赞同干预。朱蒂对简的这种承认感到振奋。但简继续指出，要证明政府干预是唯一的途径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能确定，”她补充说，“许多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与此类似，我们并不总是站在一个可以立刻知道答案的有利的位置上。”对话继续进行下去。朱蒂：好的。我们都认为，如果积极行为政策是消除雇佣实践中的不公平的唯一途径，那么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件好事。你说你不能确定积极行为政策是否是消除不公平的唯一途径，但我认为它恰恰是唯一的途径。我还认为，你对此事的归纳类比是错误的。我认为，在面对事实的不确定时，我们应该推进积极行为政策，因为它对促进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公平待遇是有益而无害的。简：朱蒂，我们还存在分歧。我认为，在情况不明时，我们不应该怀疑雇主。当不能确定积极行为政策是否是促进公平所真正必需的时候，我们应该让雇主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这样很可能会提高经济效益。朱蒂：但是，公平肯定比经济效益更加重要！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事实是怎样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出对雇员有利的决定。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公平。简：注意，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积极行为政策，那么我们可能仅仅避免不公平，然而，我们很可能会降低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可能并没有雇佣到最适合的人来从事某项工作。此外，经济效益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我们也必须考虑到雇主有在他的公司做他想做的事的自由。而且，我们用可能增加的公平来取代几乎确定的经济效益的损失和雇主的自由的丧失。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交易。朱蒂：但是，简，剥夺人们平等的工作机会是一件严重的事情。这会打击人们的自尊心和人们追求他们生活目标的积极性。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对人的伤害比起你提到的担心要严重得多。就你所说的雇主的自由问题，我认为，积极行为政策并不会严重地限制雇主的自由。◇案例3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余波1986年发生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使得成千上万的民众暴露在过量的核辐射下，并导致整个西欧处于紧张之中。十多年来，一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队伍一直工作在那里，他们力图处置那些使核反应堆周围20英里的区域内再也无法住人的大量核燃料；如果这些核燃料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那么它就会威胁到更多的居民。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受到的辐射远远地超过了美国制定的可接受的水平（大约超过6万倍）。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专访节目中（1994年12月18日），有一位队员说，为了能继续从事这份工作，他上交了一份受辐射水平大大低于他实际所受辐射的“正式”记录。当问及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时，他回答说：“总有人要做这事，我不做谁做呢？”他特别地提到他的两个儿子也想加入这支队伍，但是，他不想让他们参加，他们没有义务参加这项任务。一位乌克兰政府发言人在评价这支队伍的成就时，把志愿者描述成英雄和勇士（是否有一点“古怪”，甚至有些“愚蠢”）。识别和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案例4气囊卡尔·克拉克（CarlClark）是一位退休的科学家，35年来，他一直在从事汽车气囊的开发工作，虽然即将跨入70岁，但他仍然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即改进气囊并推广它们的正确使用。近来有人指出，气囊会对坐在前排的儿童产生危险，这比克拉克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这样的警告晚了30多年。他现在倡导缓冲式气囊，甚至还发明了可防止老年人髋部扭伤的可穿式气囊。他并不期待他的发明会给他带来多少财富（缓冲式气囊已被他人申请了专利）。他说道：“我一生中用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获得报酬，用其余四分之三的时间来思考未来。”1971年，克拉克申请了“制动火箭式”刹车系统的专利，通过在汽车前方发射火箭式物体，这个系统（在理论上）可使以50英里/小时速度行驶的汽车在刹车时也能避免碰撞。克拉克承认，这套装置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难题，但他认为它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他说道：“在汽车安全事业起步的时候，我们都说要在尽可能高的速度下进行测试。但政府却没有出台这样的要求，产业方太强大了。”是什么激励卡尔·克拉克不断地努力工作呢？请注意，他的很多亲戚都是传教士，他说他是伴着这样的信念成长的：当他离世时，这个世界应该比他所曾看到的更好。讨论卡尔·克拉克（甚至在退休后）的工作态度。把它与你的态度进行比较。◇案例5飞机刹车盘1968年B·F·古德里奇公司竞得了LTV公司的一项转包合同，设计和建造海军A-7飞机的刹车盘。他们之所以能够赢得合同是因为他们的出价最低，设计最具创新性。前些年，由于一项设计缺陷而失去了一些飞机生意，所以他们急于赢得这份合同，并想借此重振他们的声誉。投标的承诺是更轻巧的四回转轴刹车盘。约翰·沃伦（JohnWarren），一位经验丰富的设计工程师，为该合同设计四回转轴刹车盘。当合同生效后，古德里奇指派塞尔·劳森（SearleLawson），一位年轻的、刚毕业的工程师，来获取试验数据，这些数据应该能够证明四回转轴刹车盘原型满足了所有军用标准，诸如飞机止速所需的时间和可允许的最高温度。克米特·范迪维尔（KermitVandivier），一位擅长技术方面的作家，被指派撰写基于劳森所获得数据的报告。遗憾的是，数据始终显示四回转轴刹车盘无法达到军用的测试标准，该标准是多年前根据五回转轴刹车盘而制定的。在长达一年的否定性的测试结果之后，没有向LTV公司做任何报告，刹车盘就这样一直处于试飞测试。（在经历了许多次安然无恙的测试后），在一次着陆测试中，刹车盘过度受热。因为有足够长的跑道可以让飞机滑行直至停止，所以飞行员没有危险。然而，温度过高却是四回转轴刹车盘不完备的一个明证。劳森代表古德里奇公司参加了试飞测试。为劳森和范迪维尔所不知的是，古德里奇的高层管理者已将四回转轴刹车盘的设计作为一个失败的项目取消了，并且，由古德里奇承担费用，已经启动了一个五回转轴刹车盘的设计和测试的研发项目。在古德里奇的基层人员中，四回转轴刹车盘项目组决定以最佳的可能方式来呈现四回转轴刹车盘的测试结果。为了满足合同的要求，他们决定修改测试条件。他们规定，在使用刹车盘时滑行道应比军用标准所允许的更长，在测试过程中用风扇降温，并且反复测试。当这些仍然没有产生预期的测试结果时，他们决定伪造数据。此时，劳森和范迪维尔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做了报告，FBI随即向国家审计总署（GAO）发出警报。GAO的调查导致了参议院召开听证会，由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Sen.WilliamProxmire）任主席。新闻报道将范迪维尔和劳森描绘成主动揭发此事以保护公众安全的英雄。范迪维尔被古德里奇公司开除后在一家地方报社找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劳森辞职后去了另一家公司工作。劳森和范迪维尔对高层管理者的意图一无所知。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所观察到的。这使得他们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上司所要求他们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讨论这个案例所提出的伦理问题。◇案例6听觉视觉跟踪仪德州农工大学（TexasA&M）的汤姆·塔利（TomTalley）要求选修他的电子工程高级设计课程的学生做一个项目设计。这通常要求制作一个工作模型。在塔利向学生们推荐的项目中，有一些是社区的志愿服务项目。学生不但不会从这些项目中获得酬劳，而且，事实上，他们也许还不得不自己掏钱购买一些必要的材料。由于这些项目是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因此需要努力做好每一步，直至成功地完成。虽然与其他项目相比，这可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工作量（也许还会跨学期），但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学生们选择志愿服务项目呢？刚开始时，有一个小组不知道做什么项目，在汤姆·塔利向他们展示了一封来自爱伦·伍德（EllenWood）老师的信后，他们决定参与布雷诺斯山谷（BrazosValley）康复中心的工作。那封信简要地叙述了中心的需求。小组承担的具体工作是设计和制造听觉视觉跟踪仪（AVIT）。AVIT是用来评估针对残障儿童视力训练的效果的。在了解这个项目后，爱伦·伍德说，中心好几年前就想购买AVIT了，但一直买不起；她还说：“这对0～3岁残障儿童的康复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获得AVIT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该项目成功地完成了，不过却是通过在那个学期结束后继续工作才完成的。另外一个设计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中接手了该项目。在帮助布雷诺斯中心的同时，小组成员也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队员罗伯特·西勒（RobertSiller）说：“我们喜欢这个项目，因为它是一个有实际用途的项目，而不是一个完成后就被放进储藏柜的产品。它实实在在地帮助了一些人。”队员迈伦·穆迪（MyronMoodie）补充说：“我们把AVIT送到中心，看到了一些小孩在使用它。看到他们喜欢它的样子，我们感到值得。”汤姆·塔利觉得这个项目成功的关键是队员见到了一些残障儿童：“学生们见到了那些准备使用他们产品的孩子们并喜欢上了他们。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金钱是买不到这种动力的。”他总结道：“他们显然超越了一些东西——这就是艾吉精神（Aggiespirit）。一些人将来必定会成为一位好工程师。”◇案例7地基工程师克里斯·克莱（ChrisClay）经营着一家土木工程公司，它以价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