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起源

1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起源：以江浙两省为例TheHistoricalOriginsofRegionalEconomicDisparity:AnEmpiricalInvestigationonJiangsuandZhejiangProvinces刘明兴张冬章奇MingxingLiu,Associateprofessor,ChinaInstituteforEducationalFinanceResearch,PekingUniversityDongZhang,DepartmentofPoliticalScience,NorthwesternUniversityLukeQiZhang,Associateprofessor,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作者简介：刘明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张冬，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章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273012）对本项研究的资助。2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起源：以江浙两省为例摘要：本文试图从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的角度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思路。各地区解放前不同的革命传统塑造了地方政权内部的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而非正式权力结构进一步影响了地方干部的行为动机，这导致了上世纪80年代前各地区在经济政策取向上的差异，最终影响了各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江浙两省内部的县域经济差距显著地受到了革命传统以及解放后地方非正式权力结构的影响。由于省级政治精英来源结构及其与地方干部非正式政治关系的差异，解放前浙江省地方革命力量强的地区经济增长相对较快，而江苏省此类地区的经济增长则相对较慢。关键词：非正式权力结构经济增长地区差距制度TheHistoricalOriginsofRegionalEconomicDisparity:AnEmpiricalInvestigationonJiangsuandZhejiangProvincesAbstract:ThispaperoffersanovelperspectiveonregionaldisparityofeconomicgrowthinChina.Thesubstantialvariationinlong-runeconomicperformanceamongcountiesinZhejiangandJiangsuprovincescanbeexplainedbylocaleconomicpoliciesbeforetheeconomicreformin1980s,whichinturncanbetracedtoinformalpowerstructureshapedbycommunistrevolution.Duetothedifferenceintheelitestructureatprovinciallevelandinformalpoliticalrelationshipbetweenprovincialelitesandlocalelites,asforZhejiangprovince,thecountieswherelocalforceswerehistoricallystrongpriorto1949hadbetterlong-termeconomicperformanceafter1949,whereassuchkindofcountieshadworseperformanceinJiangsuprovince.Keywords:InformalPowerStructure,EconomicGrowth,RegionalDisparity,InstitutionJEL：N25P16O183一、引言中国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然而，中国经济发展却并不均衡，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如何理解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呢？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Solow，1957）、人力资本(Lucas，1988）、技术创新(Romer，1986，1990）等条件，但是这些因素是内生的：“这些因素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增长”（NorthandThomas，1973：pp2)。由于传统增长理论的内生性问题，经济发展理论更为重视了对于制度因素的探讨。North等揭示了制度对于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作用，认为明晰和保护产权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North和Thomas，1973；North，1981，1990)。在对制度的实证研究中，通常有三种基本思路：第一类文献强调宗主国的影响和制度移植，主要关注殖民地所继承的法律传统(LaPortaetal.1997，1998，1999；Djankovetal.2000，2002)、宗主国的经济模式（Lange，Mahoney和Hau，2006）、殖民时间长短和宗主国差异的影响等（Feyrer和Sacerdote，2006）；第二类文献则讨论殖民地的资源禀赋对制度的直接影响，如Engerman和Sokoloff(1997，2000，2002)分析殖民地的农作物和矿产资源对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程度的影响，这进一步塑造了不同的制度，最终影响了长期的经济发展绩效；第三类文献则侧重探讨殖民地环境对殖民者行为和动机的影响（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此外，在理论分析层面，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5）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阐释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政治权力通过塑造经济制度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机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既然制度是重要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又产生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呢?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的研究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型财政联邦主义”理论（Montinolaetal.1995，QianandWeingast，1997；QianandXu，1993；QianandRoland，1998），“晋升锦标赛”理论(BlanchardandShleifer，2001；Maskinetal，2002；Edin，2003；Tsui和Wang，2004；Li和Zhou，2005；周黎安，2007；徐现祥等，2007)，“经济发展战略理论”（林毅夫等，1994，1996；林毅夫，2003），和“中性政府理论”（姚洋，2009；贺大兴、姚洋，2011）。现有文献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经济分权和地区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Cheung，2008；Xu，2011）。但是，现有的理论还不能很好地从制度层面来理解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诺斯悖论”揭示了统治者一方面有通过界定和保护产权从社会产出中获得收益的动机，但是另一方面又存在掠夺市场最大化自身垄断利润的冲动(North，1981)。具体到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一方面，地方政府会积极推动制度变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杨瑞龙，1998；杨瑞龙等，2000）；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会采取掠夺性策略进行恶性竞争（周业安等，2008），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会有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滋生腐败（姚洋等，2003），这些都不利于经4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地方政府也会出现在这两种角色之间的转换（陈抗等，2002），并且在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的竞争策略也有所不同（陶然等，2009）。总之，经济分权下的竞争可能是“趋好”的，也可能是“趋坏”的（张军，2007）。问题在于，什么条件下地方政府可能是“福利之手”，倾向于参与“趋好”的竞争，而在何种条件下地方政府可能是“掠夺之手”，倾向于参与“趋坏”的竞争？回答上述问题必须要解释各地区实际经济政策的异质性问题。尽管中国的正式政治制度在全国各地是高度一致的，但各地区自建国以来各个地区的经济政策一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并导致了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1不过，这些经济政策都是内生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显然，这可能源于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的差异性。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中，下级官员的任免权是由上级官员所掌握，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的工作目标倾向于迎合上级的需要。如果政治权力在精英之间的分配过程完全是制度化的，那么上级官员就会根据某种稳定的、客观的评价指标来进行权力的分配（如某种客观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但是，权力分配的规则往往是由少数精英根据自身的利益所制订的，这未必能够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相一致。那么，是何种政治机制会导致地方官员在制订经济政策的时候会保护基层干部或者群众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现实中的权力分配过程并不是制度化的（由于缺乏确保权力分配制度化的“制度”），政治精英之间经常会出现权力冲突。2例如，地方官员可以联合基层干部或群众攻击自己的竞争对手。政治攻击的理由可以依据党纪国法，也可以基于完全政治化的、路线斗争式的借口（当然，这种权力斗争的方式更多地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如果一个地方官员在自己的下级干部乃至基层群众中缺乏支持者，那么就很容易会被对手找到弱点，而在权力斗争中失败。3为了确保自身的政治生存，地方官员必须得到一定的政治支持，政治支持既需要来源于上级官员，也需要来源于下级官员或群众。但在“权力冲突”环境下追求政治生存的目标，并不必然导致保护产权的政策(Buenoetal.，2003)。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地方官员只愿意向少数处于关键岗位的下级支持者分配利益，而不会去照顾广大群众的利益。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冲突增强了权力分配规则的不确定性，非正式的政治关系也因此对权力分配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研究文献中，每一级政权中政府官员的工作经历和背景是描述非正式政治关系最重要的依据：不同层级政权中的政府官员之前的工作经历和背景各不相同，工作关系或者从属关系将会使得政府官员形成一个非正式的网络关系(Dittmer，1995；Huang，2000；Lieberthal和Oksenberg，1988)。非正式网络关系的形成是出于对职位1这些政策可能是制度化的（成文性的规则）、也可能是非制度化的（不成文的规则）。2Olsen（1993）指出了作为“流寇”的统治者可能通过“掠夺之手”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作为“坐寇”的统治者可能通过“福利之手”促进经济发展。Olsen模型（1993）对于理解现实政治存在一定问题，因为该模型没有考虑到统治者所面对的权力斗争和冲突（Wintrobe,2005）。本文则将重点考虑这一在Olson模型中被抽象掉的假设条件，并讨论在权力冲突中官员行为动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3其实，即便是以法律的手段发起政治攻击，但如果基层干部不支持，也会使得司法调查的难度增加。5安全感和权力保护的需要（Pye，1981），并且建立在一个相互交换彼此责任、权力的基础上（Nathan，1973）。各种非正式关系网络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实际政治权力（defactopoliticalpower）分配的影响，就形成了非正式的政治权力结构。4非正式的权力结构影响着官员的晋升和提拔（Shihetal.，2012），以及稀缺资源的分配（Shih，2004）、政策的走向和结果（Shih，2007）、意识形态的宣传运动（Shih，2008）。本文认为，非正式权力结构的差异是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关键。由于非正式权力结构的差异，地方官员才在同一政治制度下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进而影响了不同地区正式和非正式经济制度的演化，由此导致了经济发展绩效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如果地方官员与上级精英有紧密的非正式联系，他们面临政治攻击的可能性、严重性就会下降。因此，他们有比较强的意愿执行上级要求的政策路线，而缺少动力去巩固下级的支持，也就更缺乏激励去推行保护民众的政策。对于与上级非正式联系疏远的地方官员，由于其不处在围绕上级所形成的非正式关系网络之中，他们不仅缺乏晋升的机会，而且会在权力冲突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如果地方官员内部存在密切的非正式联系，那么在权力冲突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