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制度变迁与金融制度创新

制度、制度变迁与金融制度创新[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众多的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和金融制度的文献中对制度、制度变迁和金融制度的内涵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重新梳理，并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根据创新和金融创新理论，对有关金融制度创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金融；金融制度；金融制度创新一、制度（一）制度的内涵。本文要研究的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大制度（regime）,也不是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rulesandregulatuions）中的“小制度”，而应该是“制度”（institutions）。制度（institution）的定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往往有不同的表述。马克思认为，对制度的研究，首先要分析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对耸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道德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做出合理的说明。在对制度本质的认识上，马克思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持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包括法律、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包括经济制度)，马克思曾有这样的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旧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邦德·凡勃仑（ThorsteinBundeVeblem）首先将制度纳入生存竞争分析的框架，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就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过程。他只是对制度一词的理解作了一般性分析，将制度定义为“在一个时期里所通行的思维习惯”，②严格地说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约翰·康芒斯(JohnCommons)康芒斯是最早对制度理论作系统论述的经济学家。他把制度定义为“制度就是所谓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③。格鲁奇把制度定义为“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项目相互依存或相互影响的综合体或图式”，“各种类型的制度，都具有规则性、系统性或规律性的共同特点”。④而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C.North）看来，“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①同时,“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并构成一个社会,或准确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②青木昌彦认为，制度的要义是“关于以博弈重复进行为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③。尽管制度是以重复博弈的方式进行的，但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策略互动内生的，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之中，也是可自我实施的。该观点认为，制度是内生的，作为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summaryrepresentation）。制度也许存在于人们意会理解中，也许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中。但在任何情况下，某些信念被参与人共同分享并维持，由于具备足够的均衡基础而逐渐演化成制度。制度不是静态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强，制度所包含的范围也不断变化和扩展。在非市场经济时代，制度主要是非正规规则，如禁忌、习俗、传统道德、宗教信仰和行为准则等，而少量的关于政治和经济行为的正规规则在当时只是位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时代，制度中的正规规则，如宪法、法律和产权变更等，显得越来越重要和突出，人们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越来越借助于非人格化的成文法典来规范。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看待和分析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而必须结合制度环境,其逻辑推理可概括为:人是“制度的人”,人从生下来就带有“制度”的烙印,当长大成人后已经具有“制度化的头脑”；制度的主要层面是各个组织，包括家庭、企业及企业集团、工会以及国家政府等，各种组织是根据不同的“制度人”组合的；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或合约关系，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之间都是契约关系即既享受一定的权利又承担一定的责任；契约关系的建立必然发生“交易费用”，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会产生“交易成本”；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减少交易成本，必须界定产权，因为交易的不是物品，而是权利，产权边界明确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同时产权边界的界定又是市场交易的结果；制度变迁的产生在于制度与各种组织之间的互动，其中包括产权结构与技术结构的互动，此外，政府行为(含政府创新)和人们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也有重大的影响。如果这样的梳理有道理，则新制度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大体是:制度人—各种组织—契约关系—交易费用—产权界定—制度变迁。因此，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的研究成果，制度内涵至少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制度的最基本内涵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惯例（或是规范化的行为方式）和具有强制性或约束性的规则，前者同特定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后者则主要体现为法律规则、组织安排和政策；（2）交易是对制度进行分析的基本单位，这既是由于习惯和规则只能体现于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中，同时又因为交易的各种具体形式描述不同的制度创造条件；（3）财产权与制度密不可分，因为它既与交易关系密切，又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主要手段；（4）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了竞争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是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其本质在于行为的高度可预测性，即提供相对稳定的预期，由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和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④。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设计和供给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到具体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正式制度具有强制力。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由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组成，而意识形态是核心，并完全可（甚至就是）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理论准则。意识形态是节约认识世界费用的有效工具，也是人力资本①和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当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得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协调一致时,它可以节约制度运行成本并减少变迁的阻力。诺斯把这种制度形式的功能总结为在于告诉人们关于行为约束的信息。新制度学派将文化②作为制度的载体,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更加强调文化和文化限制等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是：（1）从变革的速度看，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却是长期的过程；（2）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有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制度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但非正式制度由于内含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而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先验”模式或萌芽形式，是正式制度的形成的基础和前提，非正式制度通过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因此，合适、有效的制度安排必定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统一。二、制度变迁（一）制度变迁的内涵。稳定的制度可以使各个利益主体找到属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而当利益主体意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或其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时,利益主体就会做出行动反应,要求对其效用或利益函数最大化作出更有利的契约安排。这就引起了原有制度中各利益主体位置的转移以及力量的对比变化,从而有可能引起新的制度安排,这就是制度变迁,也即“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或旧制度结构)的过程。它必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即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的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或一种更为有效的制度的产生过程。所以，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描述一个体制中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做出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诺思教授认为，国家凭借规模经济优势，为社会提供保护和公正，换取收入，以使其财富或效用极大化，即国家（或统治者）总想使它在现行制度下得到效用（含经济收入和政治支持）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或统治者）又总想节约交易成本，以促进社会产出极大化，从而扩大征税基础。所以，国家（或统治者）应掌握法律等强制手段，以较低的成本带来正规规则的变化与调整。现代化包含着对制度的不合理的力量的克服。对制度新的需求是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结果。制度变迁在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正试图对不同的制度安排做出社会选择④。制度变迁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又不拘泥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且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这正是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诺思教授的伟大之处。诺思教授认为，制度是社会的一种博弈规则，制度的框架决定了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反过来，组织的演化又会影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过程。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的路径最后导致不同的结果。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即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和演变中会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路径依赖。即人们过去所作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所以，在诺思教授看来，制度的演化不外乎有两种不同的结局，要么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在恶性的道路上滑下去，不断恶化，甚至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忍受长期的经济停滞而不能自拔。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转轨实际是一系列制度变迁现象,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制度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各种制度的交错变迁构成了一定时期的历史延绵。诺斯对经济史的制度分析方法，突出了制度安排的重要性①，可以较好地用来说明转轨对一般性原理的遵循。制度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制度因素。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带动了技术进步，并因此扩大了资源基数，提高了人类生活的质量。这种关系可以分别通过技术革命的线索、人口与资源关系的线索、经济成长阶段的线索来反映。制度与技术的关系一方面形成了人类经济史递进向前的一般规律，一方面也形成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成长阶段的差异。转轨时期经济运行绩效的获得，实质是在符合于经济史一般规律的前提下，谋求经济成长阶段上的迅速演进和提升。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转轨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而是一种自觉选择的结果。基于不同认知基础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取向始终存在着与实际经济状况（资源基础、技术条件等）契合的问题，并因此影响着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成长转型的传递过程与效率。自觉选择方式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突出压力：一是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的整体转换，转轨的发动和推进过程，始终存在着更加迫切需要通过全新制度安排实现增长的要求；二是认知的局限和人为选择的不确定性，使制度的效果更容易受到转轨国家现有成长阶段的基础性制约②。这两个压力意味着，体制转轨与成长转型两种矛盾，必然成为转轨时期贯穿始终的约束内因。市场体制先进程度、市场化推进速度并不必然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前提，而对成长阶段的不重视常常形成对增长的反向制约。（二）制度变迁的轨迹。在经济发展史上，制度变迁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共同制约：一是复杂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二是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