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

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一．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至2016年，我国年均GDP增长达到9.7％，远远超出世界平均发展水平，成为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四年保持在10％以上。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经济今后保持平均以7.2％的速度持续增长，就可实现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目前，中国GDP已经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有人估计40年左右超过美国(按现行汇率计算)。“超英赶美”，对中国人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梦想。2001年至200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比世界平均水平(3.8％)高出5.7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1％)高出7.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8％)高出3.7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时期增长最宽的国家。中国高速增长延续时间之长、速度之高，已经超越了战后全球经济中最受瞩目的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战后的“经济起飞”，如果说存在着“东亚奇迹”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就是真正的“中国奇迹”。二．我国经济发展主要资源环境代价（一）资源代价我国经济发展付出的资源代价主要有资源消耗损失和生态退化损失。资源消耗损失主要包括矿产资源、耕地资源、森林和草地资源的损失。因森林和草地资源的生态功能与生态退化损失有较大重复，为避免重复计算，本文中的资源消耗损失指矿产资源和耕地资源。矿产资源损失采用边际机会成本法核算矿产资源价格，对我国16种主要矿产资源消耗损失进行评价;耕地资源损失采用收益还原法核算耕地资源单价，计算耕地转化为城镇用地造成的经济损失。生态退化损失主要包括水土流失损失和沙漠化损失两部分。其中，水土流失损失主要计算了因水土流失导致的耕地养分流失、土地废弃、直接经济损失和水土流失对下游地区河湖泥沙淤积四个方而的损失。沙漠化主要训一算了沙漠化导致的耕地养分流失、载畜量下降、草地废弃、沙尘暴及沙漠化对铁路和房屋的直接损失五个方而。（二）环境代价雾霾、河北钢铁公司大气污染、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水污染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都彰显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我国近30年经济的成就一定程度上靠的是基本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靠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靠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所谓环境问题，就是人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所消耗掉的资源和排放的污染物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而导致的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我们一直说要搞好环境造福子孙后代，实际上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50多年来，中国人口由6亿增长到13亿，而可居住的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我们1/3的国土已经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已经成为劣V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了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如果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走下去，随着15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污染负荷还可能增加4～5倍。其中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损失和水污染损失两部分。大气污染损失包括大气污染带来的人体健康损失、酸雨给农业带来的减产损失以及消减温室气体带来的成本损失三个方而。水污染主要核算了因水污染带来的人体健康损失、污水灌溉给农业的质量和产量造成的损失、污染物超标和污染事故对渔业的损失、因污染带来的缺水损失、为防治水污染而支付的防护损失等方面。三．中国经济发展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根源（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与基本国情不协调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非常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在发展。经济发展越快就意味着资源支出越大，污染排放越多。GDP的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都意味着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增加。这说明并非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就越好、规模越大就越好。这不是说我们不想让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一点、规模更大一点，而是说我们的资源、环境只能允许一定规模的经济，不可能无限度地去发展。（二）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环保经验未充分借鉴我国很多重要资源或者资源性产品价格主要是政府行政干预和企业垄断同时存在，使得资源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既不反映要素稀缺程度，也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从而造成能源的过度消费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作为一个比发达国家工业化滞后几十年的本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新技术、新产业代替污染重、效益低的产业、产品、技术，达到降低资源消耗、降低污染负荷的目的。遗憾的是中国几乎从头到开始，重复工业革命的全过程，从手工作坊，到工业化初期的小企业、小矿山之类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到工业化中期的低技术、高产量、高污染的模式，在中国重蹈覆辙。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如污水处理、火电厂的脱硫，煤炭的洗选等环保措施很长时期都没有在中国使用，致使环境污染问题不断积累并凸现。（三）环保法律制度不完善，考核监管体制不健全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资源环境法律法规，但是还存在规定“软”、权力“小”、手段“弱”等不完善之处，甚至有些方面尚有缺失，导致环保部门执行能力不足。法律规定“软”，主要体现在现行的有关环境保护单行法规过于宏观，难以体现环境具体法、实施法性质，往往要求或禁止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实施某种行为规定很多。但是却没有对应的法律责任条款，致使环境执法机关面对违法行为常常束手无策，难以查处。权力“小”，主要体现在环保部门只有限期治理、停产治理的建议权，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地区，环保部门缺乏查封、冻结、扣押、强制划拨权等行政强制手段，环保工作实在是无能为力，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往往难落实。手段“弱”，主要体现在环境处罚的主要手段就是罚款，处罚额度除对拒缴排污费可按3倍处罚外，罚款额度标准过低，对企业没有威慑力。政府在政绩考核、监管、审计方面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没有形成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强有力的激励约束作用。四．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对策(一)合理规划，可持续发展。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要坚定不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把盲目地单纯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把“物质化”的发展转变到“人本化”的发展，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二）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三）加强环保律制建设增长的实现是有代价的，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是从经济增长成本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增长质量的，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以物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样的经济增长是通过高投入和扩大规模的路径来实现的，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有权利利用自然，通过改变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但这种权利必须以不改变自然界的基本秩序为限度。在自然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中，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必须相应调整在达到新的和谐之前，人在改变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的同时应当更多地向自然提供补偿以恢复其正常状态，使人与环境协调发展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才有可用的资源。参考文献[1]薛慧峰，卢亚丽，王佳《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根源与对策》2008.10[2]梁从诫《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J]文明月谈[3]习近平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新华社2013.05[4]刘亚军，倪树高.《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浙江省经济增长质量分析》[5]樊杰:《基于国家“十一五”规划解析经济地理学科建设的社会需求与新命题》[J]经济地理2006.[6}林建华:《基于外部性理论的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思路》[J]西北大学学报嗜学社会科学版2006.[7]张坤民、孙荣庆:《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J]中国环境科学1999[8]张雷、傅晓峰:《21世纪中国西部矿产资源开发的战略思考》2001（2）：16-19[9]石敏俊、马国霞:《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2009.[10]张丽君:《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设的国际进展》2004（3）：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