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理论文献综述

分工理论文献综述摘要：本文按时间顺序，系统地收集、整理了分工理论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思想，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色诺芬，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斯密、马克思；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马歇尔；新兴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杨格、杨小凯，将各个时期代表大师们对分工理论的理解罗列出来，并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一些阐述和评价。关键词：分工；专业化分工理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经历了漫长的演进，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工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发表，第一次从经济学意义上对分工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同时期的马克思对分工与协作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马歇尔解释了与规模经济的关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产业组织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才再次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用现代分析方法分析了分工问题。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由于各个时期的学者对于分工有不同的见解，所以有必要对每个时期分工理论进行探讨。一、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指出了在“理想国”里人类专业化分工的好处（如柏拉图曾论述过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这也是后来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思想的起源。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色诺芬对分工理论也进行了阐述，主要体现在《经济论》中提到劳动分工问题：“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业家。”我们不考证这句话是否较绝对了一些，但的确认识到了分工的必要性。人们应专注于从事某项工作，从而提高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技术。色诺芬更为重要的论述是将分工的实现与市场规模的大小联系起来，《居鲁士的教育》中通过将小城镇与大城市中分工的实现情况作对比，来阐述分工思想。指出：“在小城镇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和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但在大城市，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有时，一个人只靠缝皮鞋为生，另一个人靠切皮鞋的皮为生；有的人只裁衣，有的人只缝纫，人们能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可见，认识到了分工与市场范围、规模有密切的关系。色诺芬这一思想，后来在斯密那里被提升到十分重要的理论地位。斯密的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实际上就是色诺芬思想的一种理论再现。二、古典经济学时期到17世纪末，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也认识到分工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认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在于他们使用专用的商船来运输不同的货物。柏拉图、色诺芬、威廉·配第的研究为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一）亚当·斯密对分工理论的理解首先，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对分工进行系统的分析，具体包括：分工对劳动率提高的影响、分工产生的原因以及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上进行研究，确立了分工在经济学中的首要地位。熊彼特曾经这么说过:“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意识到如此重视分工”。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劳动创造则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日益深化和不断演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并以做扣针为例详细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扣针的制作可以分为18个工序，如果18种工序由一个人完成，一天做不出几枚，甚至于一枚也做不出来；如果每人做一个或几个工序，就会做很多枚。可见分工的巨大作用。正是基于：为提高地区劳动生产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经济学者们对地区分工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亚当·斯密的分工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2）分工起源于人们互通有无的倾向，因而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3）资本是在各间接生产部门发展分工的工具。亚当·斯密认为分工之所以能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分工有利于增进劳动者熟练程度，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二是分工使劳动者节省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损失的时间，从而受益。三是分工的结果往往导致许多机械的发明，从而简化和节省劳动。总之，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是，分工、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产生报酬递增，分工的发展和深化依赖于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促进了分工深化，分工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因此，分工和专业化应该成为经济研究的重心。劳动分工理论是古典经济学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也是斯密对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李斯特认为斯密以扣针工场为例来分析是一个杰出的思想，不过并没有揭示分工有助于劳动率提高这一本质，同样认识到斯密分工理论仅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不足之处。（二）马克思对分工理论的研究在马克思之前及之后，许多思想家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探讨了社会分工问题。但是，这些思想家由于受所处时代社会条件的制约，或者受研究方法的限制，他们的社会分工理论都带有不能克服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表现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其实践性、辩证性以及系统性是任何一种分工理论无法比拟的。马克思从社会分工和生产劳动的内在联系（即实践性）来考察社会分工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继承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内涵的基础之上，把社会分工首先当作人的活动、劳动来解释。马克思指出，旧分工理论把社会分工和生产活动割裂开，不从生产活动出发来说明社会分工，忽视了社会分工的社会性、历史性，并把社会分工永恒化。社会分工确实与人的需要、利益、秉性以及理性有关，但若把这此加以夸大，忽视生产活动的决定作用，就必然会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用观念、道德和功利原则来解释和评价社会分工，看不到社会分工所包含的真实意义。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就其本身和人的生产活动的内在联系来讲，它是生产活动的表现形式。所以，研究社会分工要通过对分工的研究来揭示生产活动的秘密，从中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奥秘。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分工问题的过程中遵循的正是这样一种方法。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一）马歇尔对分工理论的研究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揭示了产业集群产生的原因，以及分工和集群与报酬递增的关系。马歇尔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两个方面，在工业布局、企业规模生产、企业经营职能三个层次分析了分工对报酬递增的积极作用。他认为：“首先，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地方，通过行业秘密公开化、辅助行业的形成、熟练和技术工人市场的形成等因素，可以实现代表性企业的外部经济进而产生报酬递增。其次，企业的大规模生产通过‘技术的经济、机器的经济、原料的经济’等内部经济可产生报酬递增。第三，私人合伙企业、股份公司、合作社等组织对职能分工的发展有利于企业家的形成，分散经营风险从而实现报酬递增，保持企业生命力”。四、新兴古典经济学时期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一）杨格对分工理论的理解自19世纪末马歇尔对资源配置问题重视以来，分工问题就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资源配置问题。随后，杨格（1928）指出马歇尔的替代是不正确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产业组织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才再次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意义。对于分工问题，杨格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1）分工和专业化是递增报酬实现的机制。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一直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企业规模扩大只是递增报酬在某种条件下实现的物质技术条件，并不是其本质原因。在分工格局既定时，如果我们把目光局限到单个企业时，可能会认为企业规模是实现递增报酬的关键。（2）市场大小决定分工，而且分工也决定市场大小。杨格认为市场的大小取决于由分工决定的购买力，即消化大量产出的能力。即市场与分工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二者之间的正反馈作用才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3）分工是一个网络效应。企业规模的大小不能孤立地看待，单个企业规模的大小还要取决于该行业内其他企业规模的大小，某一行业的规模也同时取决于其他相关行业的规模。他于1928年在论文《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中提出：“首先，通过观察个别产业和个别企业的规模变化效应，是弄不清楚报酬递增机制的，因为产业的不断分工、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次，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是以迂回或间接方式使用劳动所取得的经济。接着，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中，人们除了从获取新知识取得进步外，也有取得这种经济进步的可能性，不论他们所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或非经济的利益。”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给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数学化中遇到的角点解难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分析工具。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能够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好地解释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对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为内生每个人的专业化决策，以此为基础解释社会分工，然后用分工来解释供给和需求，也即后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方向。（二）杨小凯对分工理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更是将分工理论重新引入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他们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形成了一个以超边际分析为基础工具，以专业化经济、分工和经济组织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分工的演进为主线来论述经济发展及其各个侧面，并在新的框架下重新组织了现代经济理论，使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大大提高。杨小凯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和杨格的分工思想，他认为分工是一种制度性与经济组织结构性安排，牵涉到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组织关系与协调。个人最重要的生产决策就是选择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即做不做某项工作的选择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分工的演进，将会产生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个人及组织间依存度上升以及经济组织的结构性转变等现象。在实证方面，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年）在《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中提出了使用商品化程度或贸易依存度来量化分工，并对中国农村的分工进行了实证分析。但这种方法的前提为研究对象是商品化程度较低而且企业的产业份额较低的经济体。这一时期，贝克尔和墨菲把分工作为内生变量共同解释经济增长，他们从分工加深引致的协调成本与知识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他们认为:（1）分工能够获得专业化经济效果，那些从事专门化生产的工人，可以获得比非专门化工人多的报酬。（2）分工不仅受市场容量的限制，更受协调分工的成本以及社会知识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在现代经济中，分工和专门化更经常地决定于协调工人的成本，以及一定数量的知识。（3）分工深化导致报酬递增，但同时也增加了经济的协调成本。当分工水平既定时，社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分工水平。当社会知识存量不断内生增加时，知识积累降低了协调成本，导致分工的进一步演进。五、当代国际分工理论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产品内分工得到了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这一分工方式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研究，成为分工理论研究的热点。狄克西特和格罗斯曼（1982）在万纳克（1963）、巴拉萨（1965）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多阶段生产的生产区段模型，用以揭示要素结构变化和政策变化对一国比较优势边界的影响。这一模型被看作产品内分工的初始模型。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2002）对全球化条件下出现的“全球生产组织”和“外包”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在借鉴传统分工贸易理论和新分工贸易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产品内分工理论体系。他们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和企业理论运用到产品内分工理论中，从企业行为出发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