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离我们远吗——《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读书笔记

民主，离我们远吗——《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读书笔记高乾熙2010级人力资源管理实验班[e-mail]“五四”运动中有两把鲜明的旗帜，名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前者即为科学，后者即为民主。“民主”这个已不新鲜的词汇被我们无数次提起，却又显得若即若离，深不可测。作为一种普适价值，理应成为每一个人的共识，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革新的社会现实又让人们对民主更加迷茫。民主究竟是什么？民主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民主究竟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又离我们有多远？带着这样一些困惑和迷茫，认真阅读了《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在与作者的对话中逐渐使自己对于这些问题有了一个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是我国著名宪法学者，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本书。蔡定剑教授一生致力于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作为2009年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候选人的蔡定剑教授，曾经获得评选方的高度评价：法治思想和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推动者；法律实践行动的先行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为宪政和民主鼓与呼，“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成为了他的临终遗言。从1978年开始，中国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美好蓝图的指引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改革。谈了30多年的改革，而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综合起来，我国面临的改革应该有四个层面：一是经济改革。其核心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行政改革。其核心是建立廉政、高效、法治和按程序办事的政府。三是政治改革。其核心是民主、自由、宪政。四是社会改革。其核心在于建立独立、平等的公民社会及其社会结构。30多年里，经济层面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政治体制的改革总是举步维艰。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而其核心乃是民主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拦路虎”主要来自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反民主论的官员、学者，他们往往会提出“民主威胁论”、“民主有害论”、“国情论”等错误理论来阻挠民主制度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这本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关于民主的一系列问题：第一，主要讨论民主的真正内涵、功能及对反民主论者的批判；第二，通过比较研究，实证举例，系统探讨了民主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国情、公民素质的关系；第三，分析了中国公众参与的现状和西方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在书的最后，应蔡先生的要求，再版时加入了名为《民主仍需启蒙——对梅宁华先生“民主迷思”感记》的一篇文章，希望民主学者们能以更尊重常识，更理性的姿态探讨民主。一、为民主辩护蔡教授首先提出了反民主论者对民主歪曲和批判的主要理论，包括“民主威胁论”、“民主有害论”、“国情论”等。然后回顾了民主制度的历史，从古希腊“多数决”的直接民主制度到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列举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况以及当今世界民主进程，得出民主不仅是国家权力产生权力结构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国家制度也是一种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广泛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决策管理的生活方式的结论。在菲利普·施米特的文章《民主是什么，民主不是什么》中，关于民主内涵作了比较全面的阐释，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民主通过分权和自治避免权力高度集中，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民主社会奉行宽容、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蔡教授认为民主以法制为轨，因此法制的健全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但法治的优越性需要民主制度的保证，并且有些本身就是民主制度。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会存在一些问题，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严厉、尖锐的批评，但在西方，民主理论的混乱和对民主的批判是由人民对民主敬畏、崇拜产生的。民主理论的混乱不是由于人们反对民主，而是因为“人人自称民主派”，所有对民主的批判不是为了否定民主制度，而是为了建立更好的民主制度。在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上，蔡教授认为维系一个社会良好的持续发展，最好有三维。第一维是信念理念，社会应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这是维系人心的基本维度。第二维是道德和宗教，道德和宗教的维度是靠内在规则维系人民的行为。第三维是法律，法律是通过外在规则来让人们遵守社会秩序。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至少需要这么三维，这三个维度同时起作用是最好的。而我们当今的社会更多的还是在依靠法律这一外在规则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秩序，重新建立起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将外在规则内化为每个人的自我约束，既能推动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同时也能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二、理清关系，破除瓶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确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面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当今中国，伴随着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也不得不去审视一个新的中心议题：社会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带来了大量问题：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腐败问题层出不穷，高官落马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逐年增加，高税收，低福利，政府绩效考评唯GDP主义，以资源换取经济增长引起的环境问题愈显严峻。面对这些问题，政治体制向民主转型迫在眉睫。而如何认识民主与国情，与公民素质，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破除反民主论者的“民主迷思”成为了重要问题。蔡教授针对这些关系作了详细梳理：（一）民主与国情在中国，不少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强调中国国情在实行民主中的特殊性，所谓中国国情是什么呢？就是：人口多，国家大，经济落后，有多少多少亿农民，国民素质低等等。因此一些反民主论者常常以这些国情作为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一种外来文化能否在一国生长，当然需要一些本国可适宜性的条件和土壤。但问题是，国情可不可以用来拒绝民主呢？如果承认民主是一种普适价值，那么这样的理由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从当今世界各国横向比较来看，民主本身没有国界，它可能最早产生于某个国家，但绝不会成为某个国家的专利。美国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确实与美国的国情有关，英国的议会至上和内阁制政府，也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法国半总统制的民主形式，则是总结历史教训的结果，符合法国的多党、激进的民族性。但这些所谓依据国情所建立的不同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民主形式的差异，其核心和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国情只决定一国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而不能以此作为推诿和拒绝民主的挡箭牌。从历史发展纵向来看，既然古希腊人能搞民主，西方搞民主的时代比当今中国落后很多，既然在一个只靠马车作交通工具和靠邮递员通信的时代，在一些国家就实行了民主，那么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代，在已经有了飞机作交通工具和以网络作通信工具的时代，一切以国情为理由反对民主制度的言论不攻自破。(二)民主与公民素质“公民素质论”是“国情论”的延伸，某些学者错误地认为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公民素质低下，不具备实行民主的基础。蔡教授结合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中心进行的一项课题研究，用详实的数据和社会学理论分析否定了这一错误认识。针对受教育程度与选举行为的关系，调研数据显示，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选举态度更为积极，受过高等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选举态度更为消极；针对农民与其他群体的选举行为的关系，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居民选举态度和积极性的各项指标都高于城市居民。农民不仅对现行选举积极参与，而且对选举改革有更强的要求和信心。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利益因素才是公民选举的决定因素，只要民主与公民切身利益挂钩，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反而比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城里人‘’投入更高的政治热情。四川遂宁市步云乡的直选乡长，山西原平市石寺乡下丰洼村的村委会选举，温州、河北等地村民冒着被打击的危险，义无反顾地同阻挠他们的官僚和村里既得利益者进行不屈的斗争，种种事例表明，一种好的政治制度应该并且必须使个人利益在社会中得到表达和体现，一种好的选举制度应该并且必须使选举行为与人们的利益建立联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都是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只有改革选举制度，从民主制度的底层开始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以利益因素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那么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便迈开了艰难的一大步。（三）民主与经济发展民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样存在争论，部分人崇尚威权体制，认为民主会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民主”的国家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搞不好经济。的确，有民主不一定就能推动经济发展，但是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法制。威权体制下的社会也能够有效的发展经济，但是如果这个政府是一个缺少廉政的政府，社会是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这种发展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和贫富不均，这样的经济增长或许会在一段时期内取得显著成就，但绝对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两个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是靠竭泽而渔地耗费资源，二是靠杀鸡取卵地剥夺劳动者。在GDP高速增长的另一面却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并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增长，中国的劳动者没日没夜的辛苦劳动为没有效力的制度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为不受节制的政府机构浪费的开支付账，为贪官付账。民主和法制本身并不直接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劳动创造更多的收入，让同样的财政惠及更多的人民。当今中国公民幸福感集体缺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制没有落实，没有切实保护公民的正当权利，“权大于法”成为生活的常态，一个人凭借自己正当的辛苦劳动往往不如那些“脑子灵活”、没有道德法律观念的人过得好，社会人才上升机制受阻，公平成了一句难以实现的口号。面临劳动者与资本的力量相比总处于弱势的现状，依靠发展民主来建立以兼顾劳资双方共同利益为特征的共享经济体才能保证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四）民主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存在必然的联系，只有经济持续、健康增长，让人民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才会有更大的动力和热情投入到社会生产中，才能在社会体系中各司其职，确保整个社会的各项机制有效运行。除此之外，公权力的节制和约束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公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对私权利的肆意侵犯，让人民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当他们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表达意见，维护权利时，社会的潜在危机便会集中爆发。于是我们看到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趋势。哈耶克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中说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方法。人民的政治诉求不可忽视，不是某些“反华势力”企图颠覆共和国的噱头，是人民内心的美好愿望，我们需要通过改变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主制度，使之能适应这个社会发展的要求，通过提高法治水平，有效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惩处、防治腐败问题，避免矛盾的集中爆发，从而为社会稳定打下坚实基础。三、公众参与的现状、困境和前景1960年美国学者阿诺德·考夫曼首次提出“参与式民主”，20世纪90年代，公众参与的概念、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步兴起、升温。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主制度是与代议制民主相对的，是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以选举为基础的由民意代表进行决策的制度是代议制民主，以公众直接参与决策和治理过程为基础的民主是参与式民主。因此，公众参与式民主不是对选举民主的替代，而是代议制民主的完善。公众参与所强调的是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双向沟通和协商对话，遵循“公开、互动、包容性、尊重民意”等基本原则。公众参与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立法层面，如立法听证和利益集团参与立法；第二是公共决策层面，包括政府和公共机构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如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政策中的参与；第三是公共治理层面，包括法律政策实施，如行政许可、行政裁决中的听证、基层公共事务中公民直接决定管理。国情会影响民主的具体形式，公众参与式民主在中国得到了政治上的认同，党的领导人不断的在各种重要讲话中明确强调民主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但是基于中国的现实状况，中国的参与式民主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外力推动性。中国的公众参与很大多数是自下而上、由外至内的压力推动，民众往往成为公众参与的主动发起者。第二，媒体传动性。由于公众参与很多靠外力推动而非靠政府的内在动力，因此某一种力量有时很难改变政府的决策，此时，各种媒体和网络轰炸性报道给予了相当大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