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民族主义——盖尔纳民族理论解读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民族主义——盖尔纳民族理论解读内容提要本文是对当代英国着名学者盖尔纳的民族理论的介绍和评论。盖尔纳在工业文明区别于农业文明的诸特征中发现了现代政治民族主义的秘密。他将民族主义的实质问题理解为民族主义时代出现的根源问题，并将该实质的内容归结为工业文明对社会同质性的要求。其理论是学术界中将现代社会和民族主义的关系讲得最透彻、最有逻辑力的理论。关键词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民族民族主义盖尔纳厄内斯特·盖尔纳是英籍捷克人，当代西方着名的现代性问题和民族问题理论家。《民族和民族主义》[①]是他的民族理论的代表作，别具一格，享有盛誉。当代英国着名历史学家也是研究民族问题的大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m)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的“导论”中，就将此书列为民族问题研究者必读的12部经典文献之一。[②]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民族和从政治的角度理解民族一直是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以来两个主要思想取向。从本体论方面看，两种取向是截然对立的。在具体的和复杂的理论和实践中，两者之间倒也并非始终势如水火，不时有并存乃至互补。大体上，文化民族说以为，民族是自文明产生以来一直就有的，是人类的再自然不过的聚居形态，用西方文化民族论者爱说的话来说，是上帝对人类的区分。政治民族说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即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国家是民族的最高和最典型的形态。对于前近代的族性共同体，政治民族论者普遍认为那和民族有本质的区别，虽然由于语言习惯和迁就常识的缘故，他们有时也用同一个词“民族”来表述这种共同体。在彻底的文化民族论和彻底的政治民族论这两极之间，存在着五花八门的综合或折衷的理解。在笔者有限的接触中，盖尔纳属于彻底的政治民族论者，他的理论是学术界中把现代社会和民族主义的关系讲的最透彻、最有逻辑力和最令人信服的理论。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关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头两节都是对笔者所理解和接受的盖尔纳的思想的精华的介绍，仅表达和事例是笔者的。一农业文明人类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采集狩猎、农业和工业。这种分期已经成为常识了。三大阶段也被广泛地称为三种文明。盖尔纳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个分期的基础上的。他试图证明，在笔者看来也确实证明了，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奥秘就潜藏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区别和对立之中。盖尔纳认为，民族既是文化概念，也是政治概念。鉴于文化是一个充满歧义和多义的词，有必要给他也即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做一些说明。文化指的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准则和方式。从此视角看，不同的人类集团之间的差异，都可以归结为文化差异，即处理问题的方法和规则的差异。据此，因血缘、习俗、宗教、语言、经济生活、职业、种姓和地域等而对人类的区分都属于文化上的区分，这样产生的社会都属于文化集团。笔者以为，这种分类方法完全不排除其他分类法。比如，因职业、种姓、经济生活和地域而对人类的划分也是一种经济区分。人类的政治单位、经济单位和文化单位本来就是多种类多层次和相互渗透的。主要由于经济的自足性，农业社会一般是封闭的，极端缺乏横向交往。这个社会既不需要、也不鼓励不同地域、血缘、语言、习俗、宗教和职业等集团间跨文化的交往。农业社会的封闭性的表现和后果之一是语言差异的广泛存在。由于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文盲，语言差异主要体现为方言的众多和职业性的行话的无处不在。而且，“自我封闭的社会往往以必须根据背景来理解其含义的方式进行交流。”[③]在教育领域，社会的封闭、分工和职业的稳定、市场的狭小和可预期、劳动的手工性、技术的长期稳定和普遍的文盲状态等，使得劳动者阶层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私人性和职业性。一般说来，教育由最基层的生产单位独立进行；教育内容几乎全部是直接的谋生技能；接受某种教育者一般被期望以后终身从事相应职业。父子相传、师父带徒弟就是这类教育的典型。现代社会所谓的基础教育即读写算能力的教育和公民教育是根本不存在的。总之，教育属于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与封闭相联系，农业社会有强烈的等级性。社会等级是与分工相联系的、由制度或文化所固定了的职业集团。在文明的各种形态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严密程度不等的等级。所有形式的等级的共同点同时也是等级区别于阶级阶层和普通职业的特点在于，不同等级的成员的社会流动即身份的改变是极端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由于农业社会的高度稳定，可以把人口明确地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多数社会差别特别是阶级和职业都带有等级的特征，也往往可以从等级的角度来界定规模很小的地方社群。最突出的等级划分是脱离劳动的占人口的极少数的统治阶级与劳动者的严格区分。许多社会都有一套意识形态把社会分工加以永久性、绝对化和神圣化。如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就把种姓归因于神所决定的轮回。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农业社会，在等级化的规模和程度上不尽相同，但和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无疑是一种充满不平等、不鼓励跨职业跨文化的流动的等级化社会。农业社会各方面的封闭性、稳定性、普遍的无知和它的意识形态，使不平等普遍化、绝对化、被容忍甚至受欢迎，而且常常不被意识到。等级的功能之一是阻止流动，因此，农业社会的等级性加强了其封闭性。等级化社会的一个必然的特征就是文化差异的普遍性。和工业社会相比，所有农业社会都堪称文化多元主义的楷模，只是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极深，其中最大最深的鸿沟位于统治阶级的文化和被统治者的文化之间。整个社会或国家特别强调的是文化差异，而不是同类性。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风格越不同，它们之间的摩擦就越少。农业社会的统治阶级常常形成跨越地方和政治界限的文化集团。他们拥有完全不同于地方性的、相互封闭的下层阶级的低级文化的、范围更广的高级文化。这种高级文化一般以某种统一的书面语为载体，以一种成熟的宗教为核心意识形态。历史上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祆教都是组成高级文化的宗教的典型。社会的多数人即劳动者被排斥在高级文化和权力之外。他们有时又依附于作为高级文化的一部分的信仰和教会，但仅仅是依附，即盲从着宗教，不像统治集团那样，对这种宗教有着或多或少的理解。与此同时，不管是否依附于同一种宗教，同一政权下的人民又保持着各自的特有文化，被这些文化分割得支离破碎，这些文化可能是语言、习俗、信仰、迷信、职业和血缘等中的任何一种或数种的集合。这些同类但绝不统一的文化群就构成与统治阶级的高级文化对立的低级文化。被统治者中间文化的差异性之普遍存在的一大原因是，“几乎没有人对促进这个社会层次上的文化同类性感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只是课税、维持治安一类的事情。”[④]僧侣阶级对强迫下层群众接受某些共有的高级文化规范偶尔会表现出一定兴趣。几个主要的宗教的传播就是这种兴趣的结果。但是在普遍存在的文盲、等级和封闭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真正成功。至少，普及高级文化需要普及识字，而农业社会根本不具备能力去普及识字。统治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的统治者是信奉伊斯兰教、使用波斯语、具有蒙古血统的突厥人，被统治的臣民则被不同的数以千计的宗教、教派、土邦、语言和种姓所分割。在中世纪欧洲，政治上是封建割据，天主教会代表着跨国的统一的高级文化，并垄断着高级文化。教士们来自欧洲各地，但他们被拉丁语、统一的教会和对《圣经》的统一的理解严密地组织起来，在欧洲各地用当地人的方言传播教义和对人民进行精神控制。俗人多不识字。其他如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其统治者文化和被统治者文化的对立，以及前者在文化上的一致性和后者文化上的差异性，如出一辙。这里涉及到政治单位和文化单位的关系，或者说政治界限和文化界限是否重合及多大程度上重合的问题。按照盖尔纳这类政治民族论者的理解，民族不外是这两种单位的统一体。而在前工业时代，两者的一致是罕见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与国家政权之间缺乏起码的一致。在农业文明中，“各种文化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扩散，但是世界的现状总的说来并不鼓励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即某种文化为控制和充斥某个政治单位所作的努力。决定政治疆界的因素完全不同于那些决定文化范围的因素。僧侣们有时会极力扩展某个文化的领域，或者更多的是极力扩展他们为该文化创建的信仰；国家有时会醉心于由信仰认可的侵略。不过，这些并不是农业社会正常的和普遍存在的状况。”[⑤]“他们所忠实的那个阶级更热衷于划清自己和比自己地位低的阶级之间的界限，而不关心把自己的文化传播给他们，这个阶级常常超越地方政体的界限，超越政治，与国家抗衡。它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能与国家具有同等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它表现出某种民族主义。”[⑥]几乎所有的古代统治者，都对使被统治者的文化一致不感兴趣。他们只对人民的服从和纳税感兴趣。同样，被统治者一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是谁在统治他们，他们关心的，只是统治者是否仁慈。盖尔纳由此得出结论：“关于农业识字社会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实是：这种社会中的几乎一切，都妨碍了从文化边界的角度对政治单位下定义。”[⑦]对此，笔者想再做一些补充。帝国、城邦和封建制，是农业社会中最常见的三种国家形态。帝国的意思是，一个中央政权主要依靠强制和直接统治的办法来治理分散在广大土地上的、文化上千差万别的众多人口。换言之，中央集权和文化多元，是帝国的两大特征。如果一个文化上一致的人类集团，政治上被不同的国家所统治，则每一个这样的国家就可以视为城邦。在政治单位与文化单位的关系上，城邦和帝国是两个极端。如果中央政权不是直接派官僚管理地方，而是依靠世袭的地方贵族，这种制度即为封建制。在农业社会，一般地，无论在帝国、城邦还是在封建制度下，都不曾有过用文化边界来界定政治边界即一国一族的想法。帝国和城邦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的不一致。在封建制下，各个封建邦国的长期的自给自足，几乎必然导致和巩固各个诸侯国文化上的地方性和特殊性。在具体的农业社会中，政治形态可能是以上三种或其中两种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共有的文化及其与野蛮人的文化的差别，他们瞧不起东方人，比如波斯人。但是，这种文化统一的意识并没有转化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类的政治抱负。希腊各城邦一直是分裂的，希腊的统一是被异族马其顿人强加的。而马其顿人建立的、起初仅包括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最后变成统治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的那个政权，则始终容忍着其臣民在文化上的不一致。自罗马帝国解体后，在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上，由于封建制，欧洲历史上占优势的始终是一种马赛克式的风格：政治单位和文化单位的边界极少一致，政治忠诚的对象和文化忠诚的对象极少一致。模糊、对立和交叉是近代以前的西方在政治、文化的归属单位和归属意识上及相互关系上的主要特点。若要将以上对农业文明的讨论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在文化上和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农业社会是一种高度异质、复杂和混沌的社会。在以上所述的约束条件下，农业社会的政治统治的效果是不难想象的。总的特点是，政治权力专横而非有效。国王的权力虽然专断，但其权力幅度却有限，行政效率极为低下。人民对于国王与官吏固然无法控制，朝廷对于全国百姓也缺少有效的控制。根本原因是，和工业国家相比，由于深刻的等级差异和文化障碍，农业国家缺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缺少人民对政权的积极认同和政权对人民的广泛动员。这些认识可以说几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常识了。盖尔纳没有直接谈及农业社会的异质性对政治统治效率的影响，但他对前者的讨论实际上是有助于导出后面的结论的。二工业文明迄今为止，工业社会是唯一的一个依赖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生存的社会。财富的增长一旦停滞，工业社会就丧失了合法性。由财富的不断增长所要求，工业社会离不开创新，创新是工业社会生死攸关的基础。由创新所要求，工业社会中的知识增长也是无止境的。农业社会也曾有过发明和改进，有时发明和改进的数量和规模还相当大，但是，进步从来不是、也不能被期望是持续不断的，即使是进步最快的农业社会，其创新的数量、水平和影响也远远不能和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的本质要求相当静止的社会和稳定的分工，工业社会的本质要求永远的创新和变化。无限增长需要高生产率，高生产率需要发达的分工，还要求这种分工必须有不断的、有时是迅速的变化，因为创新不停地带来新的分工和新的产业。因此工业社会有着比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