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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教育目标方面。孔子培养的是具有群体意识的行动者，个人服从群体、服从国家。为此，他用以“仁”“礼”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学生的行为，以天下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君子”型的从政人员，希望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以此教育理念培养的“君子”“士”等从政人员，必然具有浓厚的群体意识，成为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的斗士。这点从孔子及其众多弟子的热衷从政及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之久的行动便可见矣！苏格拉底的教育目标则不同，更注重培养具有自我意识的思考者。在《会饮篇》里，他借第俄提玛之口，说出人之为人不能仅仅凭借生育子女使自己不朽，还必须要有自我意识，能够思维。人有心灵和头脑，必须孕育心灵所特宜孕育的东西——思想、智慧以及其它心灵的美质，使自己得到不朽。例如，梭伦备受人崇敬，是因为他生育了雅典的法律。这样的心灵的子女比起肉体子女能替父母博得更大的荣誉。苏格拉底在培养自我意识的认识中获得了莫大的喜悦，并认为最高幸福本身在于认识。他常教育别人“认识你自己吧”。通过认识，人可以找回真正的自我且可以增长才干。孔子的教育目的旨在让统治者拥有“仁”的道德修养，并以政治手段使伦理纲常固定化。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虽多，亦蹊以为？”[1]显然，孔子走的是一条教育政治化的道路。而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旨在使所有的个体掌握真正永恒不变的、本质的美德，他走的是一条教育伦理本质化的道路。比如，当美诺在回答苏格拉底“什么是美德”这一问题时说：“美德就是男人懂得治理国家，女人善于治理家庭等等。”苏格拉底则开导他说：“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而要回答什么是美德这一问题的人，最好着眼于这共同本性。”[2]可见，在教育目的上，尽管孔子和苏格拉底存在着差别，但是他们都充分肯定教育的社会功能，都以培养德才兼备的治国人才，构建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为宗旨，同样都是为解决具体的社会道德问题。其次，在教育方法方面。孔子的教法中，在思与行上，他更重视告诫学生如何去行。这些具体的做法归根结底是为了学生们更好地行，更游刃有余地从政，实现各自的政治抱负。孔子与众弟子的周游列国便是例证。这种“行”可以看作是外在的锻炼。相比而言，苏格拉底更注重从内在的自觉、沉思方面去加强修养，从而达到追求真理的目的。他认为：“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为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这就是以自己意识的复归，用自己意识的觉醒去探求真理。这种复归与觉醒往往表现为沉思。沉思是对人的精神的追求，往往使他超越了平凡的生活，“疏忽了自己的职业——他是一个雕塑家——甚至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他泼悍的妻子赞蒂普从未放过一次机会提醒他的这种疏忽。”他的沉思常被人认为古怪而又有趣。如他沉思时，“时常一个人走开，在路上挺直地站着”。苏格拉底正是这样教育弟子步步走向真理的。可以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是其不断沉思，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孔子重直观，苏格拉底重抽象；孔子看重结论，而苏格拉底更看重过程；孔子注重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而苏格拉底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等等。但是，孔子与苏格拉底均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法。孔子认为：无论是学习知识还是培养道德，都要开拓学生的思维，调动其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他反对机械灌输，提倡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3]其意思是：在教学时，必须先让学生思考，学生思考了但还想不通，教师就可以去启发他；学生经过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还不能以恰当的言辞表达出来，教师就可以去开导他。苏格拉底在教学中也常采用启发式问答法，被后人称之为“助产术”，其具体过程是：第一步，、反讥（提出问题使对方陷入矛盾之中）；第二步，助产（启发、诱导）；第三步，归结（让学生掌握明确的定义或概念）。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苏格拉底为学生讲解“正义”与“非正义”，他首先问虚伪归于哪一行，学生回答应归于非正义；他又问偷盗、欺骗应归于哪一行，学生回答应归于非正义。然后苏格拉底说：如果将军惩罚了敌人，在战争中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作战时欺骗了敌人等等，这些行为是否要归于非正义？学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这些行为都是正义的，而只有对朋友这样做才是非正义的。苏格拉底就是这样通过一系列机智的问题在与学生的问答中激发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从具体到抽象，从普遍到特殊，一步步深入，最后让学生孕育出真理产儿。最后，在教育内容方面。孔子的教育内容是很广泛的，依《论语》记载，有“四教”、“四科”；而依《史记•孔子世家》等记载，则有“六艺”。所谓“四教”，就是指“文、行、忠、信”。“文”属于文化知识范畴，而“行、忠、信”则属于道德教育范畴。所谓“四科”，是同“十哲”，即十个拔尖学生的特点联系着的。“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4]四科都属于高级课程。关于“六艺”则有两种说法：一为礼、乐、射、御、书、数；一为《诗》、《书》、《乐》、《礼》、《易》、《春秋》。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内容包括三部分：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但是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孔子把“学会做人”的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地位来强调。孔子认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仁”，它不仅是道德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同时也是治理国家的中心概念。苏格拉底的教育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道德教育、政事教育外，还包括天文学、占卜术、算术、宗教等。由于苏格拉底的教育是针对当时雅典的道德堕落、沦丧而施行的，所以德育自然是其教育的主要内容。于是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并从智慧、正义、勇敢、节制这四个方面对美德进行阐述。苏格拉底还强调：最高的知识境界就是对“善”这个永恒的、普遍的、绝对不变的概念的认识。所以，他说一个人首先应具备“善”与“恶”的知识，才能在实践中做到如何行“善”而避“恶”。因此，用理性的眼光对自己进行全面审视，这便是德育取得成功与否的关键。于是德尔斐神庙柱上刻着的“认识你自己”五个大字成为苏格拉底德育的结晶和人格的象征。我们不难看出，在教育内容上孔子和苏格拉底各有不同。但是，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把德育作为核心内容。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东西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正在朝着互渗互吸的方向发展。孔子和苏格拉底作为东西方教育史上的两位巨人，他们的教育思想对今天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仍然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然而，经济全球化加快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教育的交流和交融，但是并没有改变多元教育并存这一客观事实。西方教育崇商重工，中国传统教育重农抑商；西方教育强调个性发展，中国传统教育恪守个人克制；西方教育倡导个人独立，中国传统教育崇尚师道尊严……在东西方教育的不断碰撞中，我们要充分吸收西方教育的合理内容，同时，也要坚守自己的优良传统，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并且，在教与学的对立统一中，应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为教育目的。由重教师的“教”向重学生的“学”转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由教学模式化向教学个性化转变，由单向信息交流向综合信息交流转变……总之，教育应为学生走向社会、适应社会、服务于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其不仅学会求知、更学会生活、学会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