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的文化形象研究

前言“竹林七贤”是魏晋年间广为人们评说的七位士人，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于竹林七贤的言行或褒贬虽有不同，但都承认“竹林七贤”曾经对我们中国文学、哲学以及封建士人的行为准则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统治、高压政策之下，在这样一个朝代迅速更替，时局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向往隐逸，追求自由与清新，希望隐居在山林之间，饮酒作乐，看高山流水，赏鸟语花香，不被世俗所烦扰；他们好老庄思想，谈玄清议。长期以来，对竹林七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阮籍和嵇康，而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到底就比较少了。竹林七贤作为一个文学团体，七人政治思想、人生态度相近、志趣相同，七人“和而不同”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们归隐山林、潇洒怀抱、轻视名利、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特质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处时代不同有着不同的社会风尚。而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会对文人阶层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汉末开始，士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有所不同，其仕途和理想是不同的。第一本文从汉末社会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尚的变迁对士人心态的影响，到最终竹林七贤的形成，从政治、文化方面分析其形成的原因。第二是竹林七贤名称的来由，“竹”是谦谦君子的象征，竹内中空也衍生出君子之谦,即“虚心”。他们之间与竹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竹林七贤七人来源于不同的地方，是哪种隐藏的力量让他们聚集在山阳，把臂入林，把酒言欢，远离尘世喧嚣，甘心追求平凡的生活，隐居于山林之间。第三以文人团体集会交游是竹林七贤首创，其交游的标准则是“志同道合”，七人虽然在思想、精神方面相契合，但也有独立于群体的个性，通过分析其个人的事迹和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其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形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哲理，为后世模仿和效仿做出了表率。竹林七贤的文化形象研究摘要：竹林七贤是魏晋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团体，由于其所处时代的的特殊性，他们的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为人处世、行为方式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竹林七贤的出身、社会地位、个性、思想都有着很大的差别，他们的传闻、轶事都带有其时代特征。他们是当时的文人、名士、承担着塑造其文化形象的重要责任，他们谈玄、饮酒作乐、淡泊名利。影响竹林七贤文化主要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受到大家的认可，上层文士地位的变化，其时代风气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对后世文学集团和“竹”文化符号有直接影响，至今有关竹林七贤以及竹文化遗产都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同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记忆。AbstractSevenSagesofthebamboogroveoforigin,socialstatus,personality,thoughtsareverydifferent,theirstories,anecdotes,withthecharacteristicsofthetimes.Theyaretheliterati,celebrities,undertakestheimportantresponsibilityoftheculturalimageoftheshape,theytalkedaboutmetaphysics,drinking,carousing,indifferenttofameandwealth.EffectsofSevenSagesofthebamboogrovecultureismainlyliteraticlasswasbeingrecognized,changesinthepositionoftheupperscribes,theatmosphereofthetimesandsocialattitudeschange,laterliterarygroupand“bamboo”culturalsymbolshavedirectinfluenceon,hasaboutsevensagesofthebamboogrove,andbamboocultureheritageallmoreorlessbyaffectingthe,whilecarryingthespiritualmemoryoftheChinesenation.关键词：魏晋风度、竹林七贤、文化形象、文化影响第一章从汉末名士到竹林七贤第一节魏晋风度形成的渊源与历程魏晋风度又叫魏晋风流，是魏晋之际竹林七贤开始的名士风范。其主要内容主要是饮酒、服药、清谈和雅量，实则是为了追求理想化人生。他们崇尚自然、寄情与万物、风流自赏，学识、思想、行为都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汉魏之际是我国政治、学术、思想产生变化的开始，而魏晋时代则是矛盾最为集中的时代，在这个时局动荡的时代环境里，才开始自我觉醒的士大夫阶层，为自身的思想和信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晋书·阮籍传》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是最真实的写照，暴露出当时知识分子仕隐出处以及生命安危的“多故”，不仅表现为政治舞台的惨烈杀戮，也包括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对立。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当时士人的思想和气质与其它时代大不相同的，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与风气也是很独特的，的确给汉晋间负责的社会变化给士人带来了影响。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特征和理想追求。对社会的关注、对朝政的敏感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特有的心态，同时也形成了士人在不同时期因政治带动社会风气传统。汉兴，高祖文礼简括，士人多轻死重义，社会遂起怨愤必报之风；武帝崇儒，士人多尚文尊经，辞赋的到了飞速发展，文学之士备受推崇。东汉取士实行察举制和征辟，注重品鉴。到东汉中后期，由于宦官和外戚长期反复斗争，政治极端昏暗，社会空前腐败，到了桓帝、灵时期宦官得志，“宦官得志，无以忌惮”，主政荒谬，仕途阻塞，士大夫官族不与宦官来往，对宦官的小人得志充满愤恨。“清议”谴责腐败，揭露罪恶，赞扬敢于对抗专权宦官的士人，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因而引起了桓帝和灵帝两次“党锢之祸”[2]。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方才解除党锢之禁。经过两次“党锢之祸”，东汉汉末士风大变，一改以前那种尊礼重经的常态，一方面注重清议，崇尚坚持正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面对政治的险恶斗争，部分士人感到无奈。开始厌倦政治，逃避战争，崇尚归隐。自中平元年黄巾军起义至太和三年三国鼎立，45年间，征战未停，生灵涂炭，士人流离转徙于割据势力之间，朝秦暮楚、危机四伏，尤其是在汉魏易朝之时，士人更是感触颇多。建安年间，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士人孔融王粲、徐干、阮隅、应玚、刘祯形成一个文学团体“建安七子”。因为经历了社会巨变，他们主张突破传统，抒发个性，继承汉末“党人”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力求通过自己的能力实现天下统一，形成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主流风尚。他们生逢乱世的社会现实让他们深刻感受到生死无常，放任性情，希冀隐逸之志，在生活情趣上对当时和后世的士人均有明显的影响。清议已经不再符合当时政治、文化需求。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背景下，士族名士相遇，谁要是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赫，就会被贬低为谈论世俗之事，由于当时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已经成为一种风尚。“清谈”是魏晋时期承袭东汉清议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的现象，清谈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所对应的是魏晋士族制度及封建等级制度，魏晋士人崇尚老庄，空谈玄理，最终归结于政治原因。儒家文化提倡积极入仕，但是现实环境却逼士人们不得不放弃仕途，转向道家老庄哲学思想找到思想的栖息地，主张无为，不能对政治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只好寄情于万物，于玄言哲理。正始是曹魏废帝曹芳的年号，公元240-249，这时正式魏晋易代之时，这一时期的世风上启汉末建安，下启两晋，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史称“正始之风”。“其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推崇老庄而否定原来的名教传统，为正始时期世风的转变准备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正始名士处于司马氏处心积虑取代曹魏的时期，轮回式的朝代更替使士人们感到世事无常，常生末世之感。在当时的背景下，只有从现实的清议转变为超现实的清谈，才能公论合法，因此引发清谈是必然的。这种情况到了竹林七贤的时代，就被大多数士人所接受认可，他们通过服药、饮酒麻痹自己，免受司马氏的迫害，通过这种方法来保全自己和家人性命。正始名士之中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如何晏、邓谧、夏侯玄等多是拥戴曹魏政权并因此殒命于司马屠刀下的；但也有依附于司马氏政权的，如钟会等人。实际上，政治权利归于司马氏的“高平陵政变”正是这些正始名士直接推动的结果。与上述名士不同的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七贤游与竹林，也在正始年间（240—249）之间，是雒下名士群之外的名士群体。第二节魏晋风度的时代特征说起魏晋风度，人们很自然的会想到那些风流蕴藉的魏晋名士，想起这些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魏晋名士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如正始名士、竹林七贤、江左名士，至于魏晋风度，使用这一概念，则是沿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3]一文的说法。而“魏晋风度”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鲁迅并没有概括，鲁迅之后，使用“魏晋风度”的一词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二者之间表现出来的的人格精神，也是其内在性格和外在标志，也是后人一直追求的对象和目标。1、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对于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世人有着不同的见解，褒贬不一。他们崇尚老庄，以清谈为风尚；放弃旧的礼法，任情放诞；寄情世外，轻视名利。他们不顾礼法，在当时人们看来是违背人伦道德，但是他们坚持做自己的风格，不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改变，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两晋以后，魏晋名士所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在激烈的批判与赞扬声中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后走进人们的精神世界。世人对魏晋风度所持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了人们对名士风流的基本态度，在中国古代，人们都已赞美之情来评论名士风流，大多数都是失意的文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便更加体会出其中的“酸甜苦辣”。魏晋风度在正始、竹林名士得到了充分体现：不论崇尚自然、喜好老庄，还是率性任诞、风流自赏，不论谈玄清议、寄情万物，还是性喜饮酒、不务事务，也不论超然尘世、向往隐逸生活，还是服食养生、追慕仙道都有其时代特。如果只是简单复制模仿魏晋风度，只能是形而上学，只得其貌不得其精髓。其独特的文化大背景有着其不可复制性，超越魏晋这一特殊时期和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去评价魏晋风度都是不合理的。如果随着时代的推移，名士们不知与时俱进，热衷与于追求魏晋风流，不断地复制着魏晋名士只是邯郸学步，结果只会让后世耻笑。比如服食为何晏所创，后来成为魏晋名士的一块招牌。世俗不知何为服食，以为服石，是米中之石，也要装模做样的发散，对人说是“石发”。世俗之人学魏晋大多如此，学其皮相难得精髓，一些人不加以分辨认为这便是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加以诟病，殊不知这样的行为与魏晋风度丝毫无涉。1、魏晋风度的时代的意义轻蔑名利、遵乎达生是魏晋名士的人格精神；萧散怀抱、风流器度是魏晋名士为人处世的方式。二者相结合便成为了完整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形成不仅在魏晋时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生于乱世，有许多为后人所激赏的精彩表现，概括起来就有八个字：“萧散怀抱，风流器度”[4]。“萧散怀抱”指的是魏晋名士的人生态度，“风流气度”指的是魏晋名士的处世的方式。当竹林名士把臂入林，举杯痛饮时，他们或许不会想到，正是他们的萧散怀抱和风流器度，为喧嚣的魏晋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为处于迷茫时期的魏晋士人带来了短暂的喜悦，通过竹林七贤等魏晋名士的萧散怀抱和风流气度，可以发现魏晋名士精彩表现背后所蕴含的人格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长期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卷入了政治斗争，而且惨烈的政治斗争往往给他们带来的是生死抉择，面对这短暂的和平与安逸之后，不久之后又是接踵而至的动乱洗礼，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他们的态度和为人处世的方士不约而同的表现出相同之处，其兴趣爱好也逐渐趋同，正是这一种趋同性与一致性，决定了魏晋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成为了魏晋时期的独特表现。魏晋时期文人自觉性觉醒，文人开始寄情物外，不仅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