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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当代西方新左派与反文化的文学思潮概述二战后，面对世界政治格局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新变化，西方左派也经历了不同的分化与蜕变，以“新左派”自命的新生政治力量试图对发生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与国际政治做出种种新的阐释，同时也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立场。西方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文化的文学思潮。在这股反文化的文学思潮影响下，文化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呈现出全新风貌。这种新的文化与文学依然是西方激进文化与文学中的一个过渡环节，与战前的左翼文化和文学、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艺术等文化形态以及后来的种种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具有某种承上启下的性质。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与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现代性成为这一时期反文化、反体制思潮形成的前提，而这一思潮本身也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左派”及其文化政治观念既是这一时期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具体化，也是这一时期各种激进的文学、文化现象和社会行为发生的一个重要动因。概述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特别的发展阶段，即现代化开始迅捷向后现代化转变。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这一西方不少社会学家常说的“黄金时期”，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矛盾并没有消失，却以各种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一、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文化体制演进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一）各国碰到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与教育滞后的矛盾。教育领域的问题不仅导致大量缺乏教育的青少年充斥社会，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压力，而且加剧了阶级之间、阶层之间的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讲，50年代到60年代游荡在社会上的这支青年大军为1968年发生在巴黎的“五月风暴”以及这一时段欧洲各国的反文化、反体制运动准备了基本队伍。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二）物质丰裕的西方现代社会迅速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消费品生产的突出发展大大刺激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消费心理，导致大众消费文化的形成，年轻人对时装、发式、美食、化妆品、流行音乐、电影电视、情色杂志等表现出格外的热情。消费文化的形成使无数贫困青年无法满足自身消费欲求。他们深感社会不公的痼疾难以容忍，同时沉湎于纵情声色的生活，又使有志青年对人生意义的失落甚为惶惑不安。西方消费社会为五六十年代社会的反文化、反体制的思潮准备了文化氛围。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激进观念的形成则是这一时期反文化、反体制运动发生的最重要的条件。标新立异是青年人的天性，战后游荡在社会上的青年大军不仅在数量上与他们的父辈形成巨大反差，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显得格格不入。两代人之间在观念行为上的冲突到60年代中期已经足够大，为即将到来的那场激进文化革命准备了充分的思想条件。理解了战后西方现代化的社会存在给不同年龄层次人们带来的这些生存处境的特殊变化，也就容易理解这一时期反文化、反体制的文化思潮了。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新左派”是二战后在英国和欧陆出现的一股激进的社会文化思潮，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及其后西方与世界政治格局、社会变革的产物，此后几十年间，在北美和全球各地流传、演化，对上世纪后半叶和当今的世界社会秩序、政治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新左派”的崛起及其文化政治学“新左派”最先出现于英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英国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及其两代政党（共产党和工党）成为英国“老左派”的思想与组织基础，正是这个“老左派”的传统孕育了英国的“新左派”。英国“新左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和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的直接推动下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新左派”的名称最先是《法国观察家》主编克劳德·布尔代提出的，布尔代以“新左派”指称那种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努力，即既不同于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国际政治的冷战模式的一种新思维、新势力，1960年被英国《新左派评论》借来指称他们这份新生的左派杂志。由于《新左派评论》联系世界各国作者与读者，加上一些理论家的刻意倡导与传播，“新左派”概念在欧美各国不胫而走，为那些具有激进政治思想观点的青年学生与左派人士所认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与文化运动。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新左派”作为一种思潮，有以下总体上的特点：（一）“新左派”是一股激进的思潮，始终具有求新、求变的倾向，它抨击一切僵化的、教条的、机械的、既成的体制性的东西，反思传统的、古旧的东西，热衷于变革和创造，因此在本质上具有革命性。（二）“新左派”的主要力量往往是富有活力和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他们思想敏锐，勇于破旧立新，善于发现与创造，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敏感而富有适应能力。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三）“新左派”中，特别是英国早期的“新左派”中，有许多人来自下层或前殖民地国家，有些人长期从事成人教育工作，他们与中下层，特别是工人阶级有紧密联系，他们对大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熟悉大众，了解他们的诉求与渴望，愿意为大众的事业而奋斗。（四）“新左派”凝聚了一大批理论家、历史学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有着明显的精英倾向。他们不少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既反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中某些机械、教条、僵化、顽固倾向，又对资本主义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亚文化”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以来开始出现在欧美社会学及辞书中，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称那种大的、主流文化之外或之下的文化形态及体现这种文化形态的群体或阶层，当然在特定时期或地域，亚文化也可以上升到主导地位。三、青年亚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解构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青年亚文化”展示了一代又一代青年迥异于他们父辈的独特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如“朋克”“嬉皮士”、追星族、网络亚文化、“××后一代”等名目繁多的亚文化群体或族类充斥世界，他们中的极端部分对于传统与主流文化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叛，而是具有较大的颠覆、破坏作用，有着十分明显的无政府或暴力倾向。学界又将这类亚文化称为“反文化”，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亚文化”与“反文化”异名同实。然而，不论亚文化还是反文化，都主要体现在一代代青年身上。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对“青年亚文化”研究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是伯明翰学派的“新左派”思想家，以及他们的前辈、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的一批学者对城市问题的研究驰名学界内外，成为后来伯明翰学派研究文化特别是亚文化问题的理论先导。他们将芝加哥这样迅速崛起的大都市作为一个“社会的”实验室，用“参与考察”和民族志中的田野调查等方法，聚焦都市化进程中商业区、移民区、贫民区、住宅区等不同区域的演变及其成因，剖析外来移民涌入后，城市中不同种族及各种文化形态的共生、侵入、竞争、演替、控制、归附过程，展现现代化进程中都市生态的基本面貌。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范围尽管是现代化中的城市及其社会问题，但切入点是亚文化。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带来了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打破了原先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族裔聚居区、新的社会职业及边缘群体，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暴力、吸毒、卖淫嫖娼、青少年越轨与犯罪行为。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70年代之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重心从美国转到了英国。英国新左派核心人物之一的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于1964年加入伯明翰大学刚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和那里的团队一起，建构了所谓的伯明翰学派。伯明翰学派关于青年亚文化研究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之一是斯图亚特·霍尔和托尼·杰弗逊编选的文集《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1976）。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出现是社会变化的缩影、时代精神的体现，它绝非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或者媒体的建构，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建构，它揭示了战后青年一代基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变化。第一节西方现代性与反文化、反体制思潮的形成赫伯迪格（1951—）转向了种族与文化关系的视角，而且将研究的领域从亚文化的深层结构转向了其表层的风格意义领域。赫伯迪格在其专著《亚文化：风格的意义》（1979）中探讨了种种青年亚文化的表意形式，也即它们的种种风格在社会、文化、阶级、权力、意识形态网中呈现的种种意义。第二节文学书写的青少年化与社会文化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阶级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巨大变化，文学领域也表现出与传统的巨大差异。在反文化、反体制思想大潮的冲刷下，一批青年一代的文学作品以更加激进、更加光怪陆离的面貌登上文坛，产生轰动性效应。其中典型的有英国的“愤怒的青年”、美国的“垮掉一代”以及形形色色的所谓“亚文化”样式。概述第二节文学书写的青少年化与社会文化批判“愤怒的青年”是批评界给予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文坛异军突起的一代青年作家群体及其笔下人物的戏称。尽管这个群体中不少人并不接受这一标签，且各自的立场观点也不尽相同，但由于媒体与学术界的大力推动，这个标签却不胫而走，从英国流传到欧陆及北美，从文学拓展到电影、音乐、哲学等其他文艺门类和整个文化领域，成了英国乃至西方文学史上一个特定阶段的作家群体和文艺现象松散的雅号。一、英国“愤怒的青年”与文学反叛意识第二节文学书写的青少年化与社会文化批判“愤怒的青年”一代新人的最大共同点是他们的“愤怒”。他们的这种“愤怒”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个特定时代与特定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矛盾加剧的一种本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的变化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生产力每年以40％的速度增长，人们的收入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物质极大丰富，各种商品充斥市场，社会进入了一个物质丰裕和消费的时代。第二节文学书写的青少年化与社会文化批判（二）社会实现了全就业，教育体制改善，福利保障有所增加。然而，社会的种种矛盾并未因此缓和，特别是贫富悬殊的程度并未因此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据估算，1959—1960年，纳税人中最富有的7％占有私人财产的84％，而88％的下层只占有3.7％。（三）在教育、就业、分配等许多关乎大众切身利益的领域仍然存在大量的歧视和不公。虽然人们一方面获得了社会变革带来的某些利益，对美好社会和幸福生活表现出更大的渴望，但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种种不公正、非正义产生了更大的幻灭感和不满情绪。第二节文学书写的青少年化与社会文化批判“愤怒的青年”一代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虽然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总称，但其主体来自下层社会和工人阶级家庭。他们虽然与来自中上层的那些愤怒的青年不无共同之处，但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性。他们虽然大都没有经历过父辈的苦难，也不能完全认同父辈的观念，在福利社会和消费社会观念俘获下，他们的阶级意识虽然已经相当淡薄，但他们毕竟不能彻底抹去阶级的烙印，泯灭阶级的良知。第二节文学书写的青少年化与社会文化批判“愤怒的青年”一代作家以其独特的反叛式写作轰动了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文坛，到60年代后期就逐渐式微了，但他们创造的总是闷闷不乐，怒气冲冲，见什么烦什么，见什么骂什么的一代“愤青”形象对既有体制的无形挑战，已经深深印在了现代西方社会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从后来西方的新浪潮电影、厨房剧以及流行音乐等种种亚文化形式，到世界各地的“愤青”运动中，人们常常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第二节文学书写的青少年化与社会文化批判“垮掉一代”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代青年作家及其所代表的文学、文化思潮的称谓。这代作家及其作品中的形象以及文学文化活动表现出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总体风貌，与英国的“愤怒的青年”一起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西洋两岸反文化、反体制大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二、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