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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谱》和《白鹿原》的比较《红旗谱》是50年代、60年代中国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它出版后便被称为“史诗式的作品”，是以概括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图景”，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收获”；《白鹿原》是9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与当年的《红旗谱》一样，它面世后便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获得“史诗式作品”的评价。这两部重要长篇有着惊人的可比性，而且通过这两部历史叙事的比较，可以看到两个时代中国文学不同的创作风貌，进而去探讨当代历史叙事的变化及其精神结构的变动。两部作品的题材范围相近，都是描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生活。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艺术的出发点也惊人地相似：梁斌遇到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人，这位老人的三个儿子都为革命牺牲了，他“个儿不高，额部很宽......说话腹音很大，腿脚矫健，给人的印象非常精干、智慧”。这就是朱老忠的原型。陈忠实酝酿《白鹿原》时，有一位老人向他介绍了一位族长式的人物，“这人高个子，腰总是挺得端直直的......”这是白嘉轩的原型。但由于两位作家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审视历史的艺术视角也有所不同，创作风貌也自然很不一样。从主题的挖掘上看，《红旗谱》和《白鹿原》都以二、三十年代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北方农村生活、斗争为题材，对于同样一个主题，《红旗谱》全篇基本以“单一”的斗争情节进行直接地表达；《白鹿原》则挖掘多元的主题：革命的，生活的、社会的、个人的、爱与恨、灵与肉……全方位、多层次地自然传递到读者思想深处。《红旗谱》可以说全篇情节发展都以“斗争”为经纬，以其鲜明地表达“政治的主题”需要。小说的“楔子”描写第一代未觉醒的农民朱老巩赤膊上阵，个人把持了主冯老兰的吞并农民土地的，由于盲目，没有了正确的领导与策略，结果理所当然失败。小说的主要情节，描写第二代农民朱老忠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觉悟，他们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并取得初步胜利。如“反割头税”运动取得巨大成功，给反动政府、阶级敌人以严厉的挫伤。小说说以这些“单一”的斗争情节直截了当回答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农民兄弟”的重大课题。没有任何迂回曲折，“强加“于读者的视线，也不容读者思索、辨析。小说也以同样”单一“的情节：“第三代农民青年革命者严运涛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北伐，最后遭国民党逮捕坐监来回答另一个课题：开展革命斗争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政权，必须开展合理的武装斗争!这样的表达，实在有讲故事之嫌疑，实在缺欠小说艺术应具有的强大感染力、渗透力!《白鹿原》表达同样一个主题，则安排了错综复杂而又熔于一炉的多元情节让读者在广博的小说世界里，不知不觉中领会什么真理，怎样才是与时代发展同行。《白鹿原》也同样安排了大量的革命斗争情节。而这些情节又是何等的迂回、复杂、艰难!在共产党领导下放革命与敌人相持。斗争的同时，有国民党统治给白鹿原人们带来沉重灾难：苛捐杂税、强迫征丁、枪杀棍合奴役百姓；有共产党军队因叛徒妆某告密而白白葬送于国民党的狼牙虎口；有共产党员鹿兆鹏因遭捕杀、斗争失败等原因，多次投奔土匪而存活下来的戏剧性情节；有陕北红色政权区内因“左倾思想”引发的活埋革命同志的惨剧；有共产党员成功劝降白鹿县保安团妇属人民新政府，而新任县长白孝文又投机利用手中职权判处一心服从共产党领导的黑娃以死刑……这一桩桩一幕幕，实实在在合读者内心受到震撼性才赢得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的发展又是何等的复杂!如此，关于主题与真理，它已不再停滞于读者的视线，它已深深凿刻到读者的思想灵魂中!《白鹿原》还安排了大量活生生的生活情节。白鹿原上各种风土人情、凡夫俗子、婚嫁殡葬、生老病死、求神祭祖……历历在目。小说一开篇便详细描述了主人公白嘉轩接踵而来的七次买办婚姻(前6个女人都因各种能明了或摸不透原因先后死去)，这既是作者对当时人情风俗的真实叙述，又鲜明嘲讽了封建礼教中“婚姻只为传宗接代，无后为大不孝”的谬论，也暗示出民主革命巨大阻力之---封建堡垒何等坚固!民主革命是何等的迂回曲折!小说不再是作者笔下虚构了幻影，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不是作者想向读者表达什么是主题与真理，它是读者在小说中寻找自我，对比历史，感情社会与人生的真谛。从艺术视角来看，《红旗谱》立足于从政治的视角来审视历史、表现生活。作品以冀中平原锁井镇朱、严两家三代与地主冯老兰父子两代的矛盾斗争为线索展开描写，所涉及的主要人物部分属于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对立的阶级阵营，壁垒分明，人物的言行举止也离不开阶级意识的支配，作品的基本情节就是在线两个阶级尖锐激烈的斗争过程。由于作者对人物阶级属性的判定和对当时阶级斗争规律的把握比较准确，作品通过具体的描写，反映了中国农民运动由自发到自觉斗争的历史过程，以及党在这个过程中的伟大作用。然而，阶级斗争只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作品以政治视角，笔墨局限于阶级斗争生活内容的描写，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进行人为的提纯与简化，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历史的容量。《白鹿原》关注的则是历史斗争背后的文化行为，是站在人类精神文化的高度来关照人生，反思历史，探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作品以陕西农村白鹿原白、鹿两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为线索，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在这里，人物的命运是纵线，百回千转，社会历史的演进是横面，愈拓愈宽，传统文化的兴衰则是全书的精神主体，以致人、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三者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在我们眼前铺开了一幅恢弘的、动态的关于我们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