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刘永好答北京大学国际MBA学员的提问问：我是国际MBA的学生，刚才听您的讲座，听您讲得很有趣、有故事感。我因此知道您是一个很有自豪感的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也是一有狂妄的人；但是反过来也可以看到您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我想，这两种性格都是我们MBA的学生很需要的。所以，在这儿，我们非常感谢您。那么，我的问题是：现在，尤其是这两年，有非常多的企业的总裁或者老板，他们也有过非常辉煌的成就，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失败了，或者说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发展，譬如：类似于姜伟、还有“百龙”老板、还有“巨人”的史玉柱，他们也写了这样那样的总结或者回忆录，这些人也是非常优秀的，我想他们写的也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但是，永好先生，作为新希望这样一个正在发展的、非常有希望的企业的总裁，您来总结您所走过的16年经营之路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有哪些失策，有哪些是因为您个人的原因造成的失误，您今天又怎么去看待它？谢谢！答：非常感谢！对我的评价蛮高嘛——既自信，又骄傲，也狂妄；同时，还很谦虚、爱学习。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应该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是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发展，还很幼稚。那么，我们的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的一员，也很幼稚，也正在发展，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很多很多的不足。我们确实有很多企业家、民营企业家曾经辉煌过，现在有的倒下去了，有的正在苦苦挣扎……为什么？我自己这方面是否有失败或者有决策的错误？应该讲：人无完人。因为我还是和大家一样，每天早上要吃稀饭吃泡菜的，所以我也犯过不少错误。譬如：前几年我们曾经试图探索一下私营企业的合作发展之路。我到台湾走了一圈，到美国走了一圈。我发现台湾的很多企业都形成一个投资的团队、一个组合，通常是几个朋友或者志同道合的，这个是做塑胶的、那个是做汽车的、还有做电子的，他们互相之间比较信任，你投资给我，我投资给你，从而形成一个投资的团队。这种结构比较稳健，而且效果也比较好。美国也是这样。当然是根据法制根据市场的规则来做，少了点感情的纽带，多了点市场的选择。回来以后，我就想做个尝试。于是我就找了几家公司，我觉得不错的，跟他们合作。合作的结果，有些是由我控股，有些则让他们控股，我作股权的投资。当时设想是比较好的。几年过去了，在过程中我发觉有些地方不对劲，但当我提出来的时候，作股权投资的这些公司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不能左右它，因为我并没有控股）。并且我还得尊重人家，人家给我讲得振振有辞的——必须这样做，不然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已经看到了问题、看到了矛盾、看到了困难，我却无可奈何。结果，不出所料，有些公司失败了，我们也受到一些损失。这是花钱买教训，我们还能够承受得起，今后可以变的聪明一点。我并不是说不能跟别人合作，但是在我们国家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信誉危机。现在市场经济的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前，信誉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呢！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太多。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我又贷了100万，我又欠谁的……好像是以欠款为荣。确实有这样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贷款贷款贷款，至于什么时候还，他从来没有打算过。甚至曾经有的企业家这样讲：银行是造钱的，企业跟银行贷款是不要还的，要是还你，我就是傻瓜。我想这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在这样的格局下怎样把握自己的企业，做到少犯错误，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们有相当的教训。当然了，还有就是，85年的时候，我们在江西建了一个饲料厂，销售非常好。我们希望的品牌嘛！当时的市场非常好，好到什么情况呢？排班站队10天都买不到我们的饲料。我们派了一个总经理去，他非常努力，也非常敬业，一天干12个小时，销售非常好，利润也大幅度提高，由原来每年亏损100多万元的亏损企业，当年就赚了700多万。在这个时候，我们忽略了对质量的控制，结果由于设备跟不上，质量受影响，最终的报应就是——大家认为希望的产品在这个地方不行了，人家觉得你的质量有问题。结果，损失是巨大的。我得到的是当年750万的利润，失去的却是几年的市场，加在一块可能是数千万了，比我们的总投资还要多。我们得到了一个沉痛的教训，于是我们提出，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谈这些了。问：我是北大国际MBA在职班的学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刚才刘总也谈到中国目前市场化程度很低，那么在这种较低的市场化程度的时候，与之相对应的政策法规对私营企业有歧视性。在这种情况下，您在创业的时候对这些政策和法规怎么遵守、怎么变通，在这方面是怎么处理的？答：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出生、起步的时候是很难的，有人叫“出身不好”。当然了，人的成份问题在文革期间是登峰造极了，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才淡化，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企业的经济成份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我们出身不好，所以在创业初期深深地感受到了压力，以至于我们曾经三次讨论，到底是跑新疆还是跳岷江，要是没有对出身的歧视的话，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在贷款的问题上，在土地使用的问题上，在行业准入的问题上，在用人的问题上，在取得原料采购权的问题上等等，太多了。我们做饲料跟粮食有关，粮食是控制最紧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倍感因难。怎么办？我们没有抱怨，也没有去请愿，更没有去走后门，到现在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我们没有要过一两平价粮。92年的时候，我们县里有关领导跟我们讲：现在根据政策给你们一点支持，你们是做饲料的，还是给你们200吨平价粮吧。当时我们一年生产几十万吨饲料，给我们200吨干什么用啊！我何必背这个名，于是我根本就不要。我说，：“谢谢你们，我们还是自己采购吧。”……我们取得了成功。要是当初我们躺在要国家政策的椅子上，可能根本做不起来；要是一直依靠政策做的话，当没有这政策的时候，或许就会掉下去。当我们从最困难的时候挺过来之后，我们就好像是从黑暗的屋子里走了出来，越走越光明了。我有这样的感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或许由于我们出身贫寒，所以我们更勤勉一些。对协调关系的方面，我们不是没有做过，只是做得很少。我们主要是根据我们正当的权利去操作，因为我们从不要求不正当的特殊的待遇。问：我是北大国际MBA的学生，对您在公司管理上有些兴趣，因此我想问刘先生一个问题：您有60多家企业分布在全国各地，我特别关心的是，因为刚才演讲时候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讲这方面的问题，希望您能够花一点时间讲一讲，您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机构和怎样的一种机制去管理这60多家企业的。答：关于集团化的管理，我刚刚讲过：我们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种状况是我们的一个不足。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太好，还有个发展的过程。有人讲我们“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们自我感觉还差得多。为此，我们咨询过很多专业机构（包括欧美的一些公司），也跟很多企业在交流，我经常跟一些国际性的企业、一些优秀企业、家族式的企业或者集团化的企业老板交流，来探讨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向竞争对手学习，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正大，它也是一个集团化的企业，跟我们比较类似，我们向它学了不少东西。通过，学习来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实践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我们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每年我们都在总结、在反馈，形成了一个相对闭合的反馈体系，我相信这样的反馈体系能够使我们运作得越来越好。具体讲，我们的总部在成都，下面设有几个部，有100多人，这100多人都不直接产生效益，但是他们是管理机构。我有两个副总裁，有专职的顾问，高级经济技术顾问，（比方说：我们的一个高级经济技术顾问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副总裁，也是“神龙富康”的总经理。），有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有一些以前的政府官员，当然还有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有操作机构，有咨询机构（重大的问题我们一起讨论，或许我们因此少犯了不少错误），有总裁办（主要处理日常的事务），有人事部，有审计监察部，有法务部（法律问题太多了），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机构。人才和部门都有了，他们都有各自的任务。我们从三条线管起：第一子公司总经理由我们总部任命，每一个人都会由我亲自跟他们交谈由我签署任命文件。在任何地方，他们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可以做很多重要的事；第二，我们有财务部，每个子公司都有财务经理，他既服从所在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更服从总部财务部，是一条线；第三，子公司的技术部也是由总部技术部单线管理的。三套体系三个管理层面互相制约。，同时，我们在每一个工厂建立一个领导小组，3－5人不等，在授权范围内的重大事情由领导小组集体研究。我想这样比较好。我们提倡给权力，但是要制约，给多大的权力就给多大的制约，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很清楚。我信任你才调你到那里当总经理，但是我要制约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开始没讲清楚”，“你不信任我”。我对谁都信任，但一定要制约，这是市场经济的准则。我们就是这样去做的，通过这三条线去管理。每周，将会有销售的情况、市场的情况、发展的情况反馈到我们的市场部；我们的生产部将会对每一个工厂进行指导；我们自己办报纸，宣传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还做很多其他的事。我们说我们最了解中国的农村市场，我们几乎在全国都有工厂，每隔几百公里一个工厂，在繁华的地区甚至几十公里一个工厂。现在除了大西北和西藏还没有做到外，其他地方都做到了。当然，这个体系还正在更进一步的完善中。最近，我们聘请了一位曾经在新加坡惠普公司工作过、又在香港ABB工作过的信息管理系统的高级顾问，是个26个岁的年轻人，他希望来作我们信息管理部的部长，开始我们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我相信，随着这样的系统的建设，我们的管理会更上一个台阶。但是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不足，跟国际企业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问：您刚才谈到您是艰苦创业才使企业成长起来的，您这次来北大演讲，从宏观上讲解创业的历史，但是您能不能为我们这里的学生的某个具体的项目提供支持呢？我是说我现在正在建一个公司，是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您来这里能不能具体地为我们在资金上提供一点支持呢？包括风险投资方面的支持。我有三个计划，非常详细的三个计划。您来这里做宏观上的演讲，我们当然都很感兴趣，因为这是您的经验、是历史、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更直接的物质上的支持。虽然这些想法可能不那么合适，但银行方面对我们的支持是很少的，而中国目前的风险投资市场又很不完善，我们需要有些企业家在这方面给予我们一些不那么符合规律的支持，我们非常需要这一点。答：这位同学，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首先，我想你刚才谈到的确实是个问题。昨天，在“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高峰会”的主席台上跟我座在一起的有国际金融公司的中国总裁，也有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总裁，还有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高级官中。我是第一个发言者，而且我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危机时期的私营企业谁来提供资金的支持。就是说，现在私营企业虽然已经得到国家的认同，受到保护支持，但是现在，最具体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谁来支持？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初期，得不到资金的支持有多方面的原因。以前，由于国家的宏观政策对国有企业支持多，对私营企业支持相对少，这是历史形成的；现在，国家已经改变了这种政策，情况又是怎样？为此，我们曾经几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戴相龙行长请教过，而且昨天我还专门跟他讲：私营企业得到资金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戴行长说这方面将会作为重点加以研究，而且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其他的银行也会在这方面努力的。我相信中国人民银行和相关的一些银行是会对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给一定支持的，但是这是有限的，因为银行是嫌贫爱富的。在商业化的今天，它对你了解不够或者觉得你没有还本的可能性的话，它对你的贷款是非常苛刻的，或者干脆不给。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要发展，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国际金融公司的中国总裁是这样说的：首先，私营企业要有自己的融资手段、措施和办法，可以通过股权或者别的什么来争取支持。若是你一点基础都没有，那么谁都不敢借给你，包括国际金融公司也不敢。借钱总是要还的，世上没有白用的钱，你用什么来保证？当然，对于扶贫项目是别一个概念。第二，在有了一定的基础条件，有了好的项目的时候，有些风险投资基金还是愿意做的。有一个国际的投资公司说他将在中国资助400个项目，第一期是10亿美金（现在正在运作中）；另一家公司说要选择一个优秀的企业很难，到现在为止，他们只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