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新时代创造新理论重温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适应新时代创造新理论——重温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发表过两次谈话，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思想界“历史使命”问题的深刻思考，其中的一些独到见解对于当今中国思想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履行肩负的“历史使命”，仍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借鉴意义。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以下简称《年谱》)记载：1959年12月10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读书活动一直持续到1960年2月9日。在此期间，毛泽东围绕“世界观和方法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深邃的思想观点。读完《年谱》中毛泽东的相关谈话内容，我觉得其中有两次谈话特别值得重温和重视。第一次是1959年12月10日谈话：为中国思想界的“历史使命”问题“破题”1959年12月10日，毛泽东在读到教科书“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一段时发表了一次较长谈话，首次提出“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可以说，这次谈话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历史使命”的“破题”。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就这个命题提出的主要观点。这个命题是针对党内存在的混乱思想和错误观点提出的。从历史情况来看，当时党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存在一些混乱思想，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学与用分离的“两张皮”现象。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给党内领导干部所写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面临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另一种是固守马克思“老祖宗”著作的教条主义倾向。即当时党内有不少人认为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一方面流露出某种对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消极情绪，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片面观念。对此，毛泽东严肃地批评说，“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这个命题清晰界定了“新的著作”“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家”所具有的政治品格。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提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人类社会思想发展史鲜明地昭示，任何一种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理论，都是为解决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而产生的，必然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这是一条基本规律。对此，毛泽东深刻地分析说：“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这个命题凸显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高度重视思想WZ和理论指导的政党，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无疑成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奠基者”。他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后，就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问题之“的”，从而写出了一系列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著作。正如他所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面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人急需理论指导，但是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都十分薄弱，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不得不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向党内干部提出要学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特别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不过，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别国的经验只能是启发和参考，而要解决中国自己的新问题，还必须形成自己的新理论，所以他严正地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第二次是1960年2月9日谈话：为中国思想界履行“历史使命”提供科学方法论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读完“结束语”后，对教科书进行了一次总的评价。这次谈话主要是围绕如何“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展开的，这为中国思想界履行“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创造新的理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大脑中固有的，而是从实践中通过抽象的思维方法分析、总结和概括出来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本观点。这一原理和观点要求，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思想界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必须立足于和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经验。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不久就清醒地认识到形成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实践局限性：一方面，他满怀期待地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另一方面，他又不无忧虑地指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所以，他深刻地总结说：“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写出新的著作”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我们常常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绝非空话套话，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得出的一个最凝练的科学概括，凝结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这里的“方法”，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我们从毛泽东在对教科书写法既“破”又“立”的评论中不难领会这一科学方法的内涵。在“破”的方面，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在“立”的方面，毛泽东鲜明地提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产者，必须同时具备实践家的现实眼光和哲学家的思想方法，这种生产者也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界定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在这次读完教科书“结束语”的谈话中，他为“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提出了一种革命家与哲学家的“结合论”，指出：“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据此，他进一步分析指出：“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