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自确立以来，尽管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总体上比较乐观，而教育领域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交流与合作相对滞后，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历史证明，国与国之间某种关系的缔结，如果没有文化与教育的及时跟进，这种关系通常是不稳定或不长久的。就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而言，当下多为校际间的意向与行为，诸如高校师生互派、合作开发教材或课程资源、共同培养本科生或研究生等，缺乏系统性考量和战略性架构。从长远和大局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仅仅局限于学校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很有必要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即将“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纳入“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总体框架，从国家“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共谋双赢”以及“睦邻、富邻、安邻”的高度，透视和处理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问题。一、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与发展意义深远东盟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或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有着友好往来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历经风雨和波折，正逐渐走向和睦与稳定。回眸历史，冷战的终结引发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也随之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1991年，中国与当时所有东盟成员国建交或恢复外交关系；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1997年，中国-东盟确定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准则和政策目标；1999年2月至2000年12月，中国分别同所有东盟国家签署了面向新世纪的合作框架文件；2003年，中国-东盟正式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积极主动参与跟东盟有关的国际事务，中国与东盟关系日渐成熟。中国-东盟的传统友谊和良好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势头，为双方经贸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也有力地推动了双方的经贸合作。近十年来，中国-东盟双方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为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维护共同的经济权益，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彼此已成为重要贸易伙伴。2001年11月6日，第五次东盟-中国领导人会议在文莱举行，双方领导人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授权经济部长和高官尽早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02年11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F基和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个拥有近17亿消费者，超过2.4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1.23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新兴经济区”）。2003年，中国东盟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宏观经济论坛（2002）”、“中国东盟经济论坛（2005）”、“中国东盟财经论坛（2005）”等系列论坛如期召开，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及东盟经济的建设与发展。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实力的增强，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不少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以及中国未来将如何使用其增长的实力心存疑虑，“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必胜论”、“中国威胁论”等声音不绝于耳，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一边是中国政府的苦口婆心，诸如“中国的繁荣与发展能够带来中国周边国家包括东盟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的崛起不会导致中国用权力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与邻居的分歧”，“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发展不会影响任何国家。中国不发达的时候不称霸，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永远不称霸！……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主张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解决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中国对不发达国家实行的援助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等等；另一边是东盟一些国家的将信将疑，认为“经济上更为强大的中国可能会用不符合这个地区利益的方式来使用它的实力”［1］。中国东盟信息沟通部分“走调”的症结何在？最有可能的问题是东盟国家对中国缺乏完整认识、对华夏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了解。进一步深究这种“缺乏”，则可以归因于中国东盟合作太过于倚重“人流”和“物流”，而忽视了“文化流”的意义与价值，即缘于文化交流的贫瘠与教育合作的肤浅。十分明显，缺乏文化认同的国家战略伙伴关系，极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往往是不牢固的且很难维持的。因此，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是否可以采信教育先行策略――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一种为谋求高等教育共同发展而建立的互惠互利的平等合作关系。其内涵包括：中国东盟是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伙伴而非对手；中国东盟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的主旨在于促进双方高等教育的系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非排他性”和“非谋求他国教育主权”的平等互助的关系。中国东盟建立和发展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具有特殊而深刻的战略意义。一是它有助于政治外交。“教育是外交政策的‘第四方面’”［2］，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是发展对外关系最有价值的工具之一。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接受外国留学生几乎都与该国基本的政治外交政策关联在一起，如澳大利亚国际教育资助目标主要接受政治和外交的评估。二是它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互为促进，相辅相成。中国东盟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促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与巩固，尤其是可以推进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地缘经济遵循“周边协同规律”［3］，即一国经济的崛起会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崛起，从而推动区域化。三是它有利于促进彼此之间的文化发展与认同，为经贸合作与政治外交奠定基础，为双方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搭建平台。教育与文化密切关联，文化是教育的内容，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中国东盟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可以直接推进双方文化间的交流合作，增加彼此的认识和了解，最终达到相互认同。二、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与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东盟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但也存在着深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与障碍。这些制约因素用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来审视就十分了然。其一，中国东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外部环境比较复杂。无论是从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资源力等硬国力来计算，还是以政治力、外交力、文化力、教育影响力等软国力来衡量，中国都是一个大国。反观当下的东盟，虽然有十国加盟，但各国的力量却没有被有效整合，远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4］。如此，难免让人产生这样的担忧：“当一群小国在地理上为一个比它大得多的实体所钳制时，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后者将对前者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5］这显然不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真实写照，而是一种超越现实的主观臆测，即“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分析框架与逻辑进路。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调，极不利于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与深化，当然也不利于双方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其二，中国东盟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的内部环境也十分复杂。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治体制多元、文化受不同宗主国的影响严重等因素，既在一定程度削弱了东盟内部的协调力与统摄力，也难以规避内部成员国间的矛盾与摩擦。具体解读主要有六方面：一是东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而经贸结构却比较接近，在缺少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机制十分困难。二是成员国之间的历史积怨和领土主权争端一直存在。比如，历史上越南入侵过柬埔寨，至今两国关系貌合神离；马来西亚与印尼关于西巴丹岛和利吉丹岛的主权争执，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关于白礁岛的争执，印尼与菲律宾之间有关岛屿主权的争执。三是成员国内部政局不稳。东盟许多国家都是党派林立、纷争不断，有的国家军人政府当政，有的国家内阁变换频繁，有的国家反政府武装及恐怖分子活动猖獗。四是成员国民族宗教信仰存在较大差异。比如，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是传统的伊斯兰教国家，泰国和柬埔寨则遵从佛教，菲律宾大部分国民信仰天主教，而越南和老挝则是社会主义体制。近年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抬头及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矛盾不断激化，加上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徒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宗教信仰间冲突时有发生［6］。五是大多数东盟成员国（除泰国外）曾经是殖民地国家，如今虽已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但宗主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六是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国际关系比较复杂。大国平衡战略是东盟处理本地区国际关系的一种特殊手段，东盟希望通过这种特殊手段，使该地区达到一种特殊的安定与平衡，实现地区格局的多元化，使东南亚各小国的利益得到保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东盟就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推行大国平衡战略。成立东盟地区论坛，倡议召开欧亚首脑会议，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与美国达成反恐合作协议，加强与印度的联合等，都是东盟实践大国平衡战略的重要举措与表现。因此，中国东盟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不可小觑高等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内部环境，即不能忽视东盟国家内部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及其对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消极影响。其三，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还与彼此的高等教育发展状态密切相关。综而观之，东盟国家高等教育参差不齐，除了新加坡、泰国之外，其他各成员国的高等教育还比较落后，与中国的高等教育相比，在规模、层次与系统性等方面均有差距。如果将引进或利用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原动力，那么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我们除了可以利用语言对象国提供的语言环境培养有关涉及东盟国家语言的人才外，恐怕很难获得其它称得上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基本前提是双方的高等教育存在互补性，通过合作可以实现双赢。既然东盟的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不高，既然东盟的高等教育结构深受经济单一结构的影响，那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就难以做到“全方位”的优势互补，只可能在个别领域追求“局部性”的优势互补。显然，中国与东盟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受制的因素颇多。众所周知，不同国家之间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综合性问题。此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逐步提升，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也相应增多。作为一个教育大国，中国有义务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有责任帮助东盟国家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当然，中国也会从中广泛受益。三、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与发展的文化根基文化之于教育的作用或影响是昭然的，几乎每一本教育学教材对此都有翔实而凝练的阐述，诸如“文化是教育的内容或环境”等可谓最常见和最经典的表达。诚然，若从教育国际合作的视角看，文化之于教育的意义将更加深刻。比如，合作国家的双方能否认同对方的文化，抑或是否拥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教育交流合作的内容、方式、过程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认同是不同国家或民族建立和发展包括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在内的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国东盟建立和发展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必须明了彼此共同的文化根基或文化的相异之处，处理好相关的文化问题，清除彼此心理上的隔阂，避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简言之，无论是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巩固和深化，还是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都必须根基于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因为缺乏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是暂时性的、不牢固的。文化交流合作远比经贸合作，更能促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文化认同是彼此信任的基础，而信任则能为国与国之间各种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深化提供“发展动力“和“心理资本”。至于文化基因，尽管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的确时刻在我们身边甚至骨髓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容易看到也比较关注文化交流的显性意义，而看不到或相对忽视文化的隐性意义和潜在价值，尤其是对外文化交流之于政治外交、经贸合作等的动力作用。这正如阿兰•佩雷菲特所言：“诸如原料资源、资本、劳动力、生产关系、投资、交易、增长率等，迄今为止一直被置于阐释发展的中心地位。一个文明最显非物质性的层面――宗教、偏见、迷信、对历史的反省、对权威的态度、禁忌、经济活动的动机、对变化的态度、个人和群众的道德、价值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