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调查

陕北说书调查2008年1月29日，75岁的甘泉派说书艺人张俊功默默去世，从而使得陕北说书这个“手弹三弦，腿绑甩板，一人一台戏，上下几千年”的民间艺术再一次被世人所关注，作为陕西省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陕北说书，就如同散落在民间的艺术瑰宝一样，长时间被人忽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陕北说书的历史难觅其源，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因为两位大师级的民间艺人而步入辉煌期，但随着老一辈传统艺人的离去，陕北说书又一次面临着新的难题和选择。陕北说书在民间传说中是从远古时期“三黄”留下的，而大部分做研究的学者专家，通常是从周代的“瞽官”讲起，说那时候的政府为了“观风俗，知得失”，派一些孤寡老人，摇着木铃，走村串巷采集民歌，同时也说一点历史故事得以糊口。然后再讲到琵琶的诞生，以及唐代的变文和宋元的话本。唐代的“变文”原是寺院和尚向普通百姓作通俗宣传的变体文字，因而叫“变文”。“变文”的形式和现在陕北说书的形式的确很像，也是有说有唱，讲经以前有“押座文”，目的是安定听众的情绪和嘈杂声，相当于现在陕北说书的“书帽子”和“开场诗”。讲完以后有收场诗，相当于现在陕北说书的“落板诗”，主要是总结全书的中心思想，劝世人行善尽孝，保国安民的。但因为这种形式是中国大部分说唱艺术所共有的，这就不能证明陕北说书就是那时候诞生的。宋元时“话本”原是说书艺人的底本，也是中国小说的老祖宗。宋代由于商业的发达，人口的聚集，民间说唱文学的风气很盛。这时候的“话本”在形式上和现在的陕北说书已经很近了。比如，说书人为了延迟正文开讲时间，或者是为了等候更多的观众，不仅像“变文”一样有“押座诗”，诗完了以后还讲一两个小故事，叫“入话”，就是进入正题之前的话，实际上就是现在陕北说书艺人们叫的“小弯弯”。“话本”作为底本来讲叫“话本”，就是说话的本子，但在实际表演的时候，不仅是“说话”，还有唱段。《清平山堂话本》中《快嘴李翠莲》里面几乎全是押韵的唱段。《刎颈鸳鸯会》中也夹唱十首《商调·醋葫芦》。在题材的性质上，现在的陕北说书和宋元话本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都不外乎爱情、公案、讲史、神怪、才子佳人、忠臣良将等内容，有些甚至能直接看出陕北说书在宋元话本里取材的痕迹。清代的《榆林府志·艺文志》里记载说“康熙九年，刘帝说传奇，颇靡靡可听……赛过江南柳敬亭”。这大概是目前能找到的唯一一条直接资料——行话叫“孤证”，证明陕北说书至少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很兴盛了。但在康熙年间兴盛，不等于说在康熙年间才出现，至少在这以前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了。关于陕北说书的历史目前还处于猜测阶段，谈不到什么“研究”。主要原因是直接资料太少。过去艺人们地位低下，正统的文学史家很少会提到他们，文人们也不大可能给这些少眼无目的人作传、写文章。因而，可供后人研究的资料十分贫乏。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只有等很直接的地下文物资料的发现。还有，就是在地方史志一类的东西里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依据。陕北说书真正能说清楚的历史，或者说是真正受到社会公众注意还是从20世纪初开始，这得益于两位陕北说书大师的出现，他们就是曾经给毛泽东说过书的韩起祥和被誉为陕北说书大师的张俊功。“韩起祥帅，张俊功怪。”这句流传在民间的评价形象的说明了两位说书大师各自的艺术特色。在陕北，张俊功的名字是和说书大师韩起祥并列的。曾在甘泉县文化单位工作13年的西影厂原副厂长张弢说：“韩起祥的嗓音比较激昂，而张俊功的嗓音比较细腻。”相对来说，韩起祥的陕北说书留给后世的很少，这主要是因为他留下的音频资料太少，因此就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位说书大师的了解难度。据专家介绍，从韩起祥目前存留的有限的《翻身记》等几个段子看，韩的说书宏大庄严，主要用的是过去的“靠山老调”，听起来有点像“巫神”，内容上主要表现阶级斗争和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得解放的故事。陕北说书从韩起祥到张俊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张俊功的贡献在于把陕北说书从过去比较单一的“靠山老调”上改进，大量吸收了陕北民歌、道情、眉户、碗碗腔、秦腔等音乐和戏曲元素，打造出了一种他自己叫作“眉花调”的说书音乐。在形式上也大胆突破，将“一人坐唱”改为“一人站唱，多人伴唱”，同时又打破了传统的盲人说书的偏见，大量招收明眼弟子，整体上提高了陕北说书艺人的文化层次和表演能力。总之，从张俊功开始，陕北说书又恢复了千百年来“才子佳人，忠臣良将”的话本传统，抛开了单纯为某一时期的政治宣传服务的路子；在音乐方面，他打造的“眉花调”，委婉动听，幽默滑稽，更加适合现代人的耳朵了。“一腔热血，化作三根琴弦；绣口一张，说尽千古往事。”这是人们对张俊功的评价。张俊功为什么会成功？首先因为他的嗓子好，其次在于他的聪颖和悟性。2006年11月，“张派”众多弟子看望病中的老先生，有弟子向他请教狗咬猫叫的口技。弟子们叫两声就以为学会了，但老先生很认真地说：不对，你听狗咬都一样“汪汪”，但实际上穷人的狗和富人的狗不一样，穷人的狗底气不足，只是瞎咋胡，富人的狗声响不大，一口就上来了。猫叫也是，你听都是一样“喵喵”，但公猫和母猫不一样，怀儿子的猫和不怀儿子的不一样。一个艺术大师对生活观察之细，之严密都非常人所能及。说书是靠声音塑造形象的，其要诀只有16个字：“紧平快慢，喜怒哀乐，男女老少，鸡叫狗咬”，但如果平常没有对生活中各种男男女女、飞禽走兽的细心观察和用心临摹，上得台来就很难穷形尽相，极尽变化之能事。《清官断》中，他一个人一张嘴，同时表演布谷鸟、水咕咕、鹚怪子、猫头鹰等几种鸟叫；《卖婆姨》中他表演的媒婆出场；《武二郎打会》中他和张和平两人扮演的赌博汉、老婆子、庄稼人和小学生；《快嘴》中他表演的秀兰想男人；《破迷信》中他表演的王巫神骗人；都是陕北说书中不可多得的经典片段。早在1979年，张俊功就为电影《北斗》配说书音乐，西影导演何志铭说：“张俊功曾被张艺谋、芦苇相中，与关中皮影艺人一起参演了电影《活着》，但后来因为陕北说书与皮影表演无法融合，张俊功与张艺谋失之交臂。”在很多专家看来，由于种种原因，张俊功的艺术成就被低估了，而他的逝去，也让这种忽略和低估清晰凸现出来。当演出变得越来越困难之后，陕北说书艺人开始来西安谋求发展，他们多在陕北餐馆演出。令人尴尬的是，客人们常要求艺人们演唱陕北民歌。越来越多的陕北艺人不再走乡串村演出，没有了生活基础，陕北说书又能如何保持原汁原味？这种远离也会使原生地人对陕北说书产生疏远感，从而失去其生长的根基。当陕北说书离开原生地之后，还能走多远？“陕北说书”数千年来一直是陕北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然而，近年来随着陕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电视、录像、舞会、卡拉OK、台球、棋类以及南来北往的各类文艺团体演出，已经把“陕北说书”挤出了城镇，只能在十分偏僻的山村才能见到。通过了解到，陕北说书在面临诸多困难的同时，也因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在贫瘠的土壤中萌发丝丝绿芽。据延安本地媒体报道，延安市每年拿出50万元，对一部分濒危的稀有民间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进行民间文化资源普查，建立延安优秀民间文化保护名录。用于优秀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继承发展，并实行传承人认定和传承补贴制度。如今，“陕北说书”已经有了传人，并在延安市曲艺馆开始学艺，2004年5月“陕北说书”的第二代传人韩应莲、解明生在延安市曲艺馆举行了隆重的收徒仪式在陕北道情、“陕北说书”等稀有民间剧种正面临衰落的局面情况下，这样的场面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一丝的希望。据悉，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陕北说书”已经有了新的继承人，有关方面正在为陕北道情、陕北碗碗腔、陕北二人台等地方传统剧目寻找传人。如有人说：“苍茫厚重的陕北高原，同时也是贫瘠和苦难的。在这块土地上进行庄严生存斗争的陕北人，才能做到知生知死知天命。这是一种大痛苦之后的大释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于是他们把这个大释然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于是孕育了独特的陕北文化，产生了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这些艺术融入了陕北人的生活中，构成了陕北人的生命绝唱。张俊功先生正是基于对自己生活的熟稔，对这块饱受战乱、流离之苦的土地发自肺腑的怜悯，才对陕北说书的形式进行了彻头彻尾的革新，使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跟上了时代的脚步，并且一天天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