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

在陕北这块独特的土地上存留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陕北说书。陕北说书源远流长，浑犷悲放的琵琶声、三弦声，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弹拨到了今天；双目失明的书匠，走遍了陕北的大川小道；忧愤、深沉的说书韵调，慰籍过每一个陕北老乡的心灵，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陕北说书之潮水，更是以压倒一切艺术形式之优势，漫溢在陕北的城镇乡村。目前我们又明显感到，陕北说书出现了新趋向，并且将可能产生一种质变。纵览历史，分析现状，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陕北说书的总体流程与价值嬗变，实质上是由陕北经济结构的杠杆所左右，而社会形态的变换和审美意趣的变异最终将制约其发展方向。陕北说书的总体流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其价值也随着阶段的不同进行着自然的嬗变。一、起源阶段据《周礼•春官•序官》等史料记载，远在周代，乐官多以瞽者为之，因此，称之为瞽官，“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且又与“掌阴阳天时礼法的史官相互联体，被称作瞽史。”“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以及“庶人传语，瞽史教诲”等记载，都说明瞽史位置的重要性；“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又进一步说明了瞽史地位的崇高与显赫“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则表明瞽史人数的众多与势力强大。陕北，周代为雍州地。那时，陕北的盲人为了生存，自然也要效仿宫庭的瞽史，力习五音，通晓阴阳八卦。今日看来，陕北说书的开场诗与瞽史的诵诗大致相似，正本故事又与“道正事”大体相同，且陕北说书艺人又大都精通易经八卦之术，说书之余，便操掐盘算命之伎，这又与周代瞽史掌管阴阳天时礼法是相吻合的。至此，我们可窥见，今日的陕北说书，是由周代的瞽史逐渐衍变而来，是盲艺人代代相传、一脉相承的结果。由此，我们还可大致仨计出那时陕北盲艺人及其活动所产生的作用：在主观上，是为了生存；而在客观上，却宣扬了奴隶制伦理道德，维护了周室的统治。二、成形阶段陕北说书何时成形呢？从殷周的瞽史开始，一直到琵琶的出现，是其漫长的成形过程。琵琶，陕北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古时用木拨弹奏，至唐代废拨用手，谓之chou琵琶。而今天陕北说书艺人依然用拨子弹弹奏，而且是用骨质拨子，足见其使用年代的久远，遗风的古老，同时也说明琵琶与说书的姻缘关系。唐人“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以及宋人“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之诗句，正是男女盲人弹琵琶说书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说明琵琶说书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由此可见，琵琶的诞生对于盲人说书的成形乃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一举。陕北自古为边陲重地，这里历代烽火不绝，战乱频起，曾被翟、胡、匈奴、鲜卑等民族先后占据，胡汉杂居，胡汉文化相互融合渗透。周以后，宫庭中盲人的地位每况愈下，民间盲艺人欲谋生路自然更加困难。陕北的盲艺人由于战乱，自然是难上加难了。因此，他们不得不另觅生路。除了继续搞些“道正事”之类的活动外，又渐渐地寻到了借助神灵来庇佑的路子，依附于神灵，这就使他们不得不以大部分精力从事算卦看命、驱邪逐鬼之活动，易经八卦便是他们谋生的有力武器。这一活动，也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崇信鬼神的风俗，我们可以从陕北秧歌与当时傩舞之关系，窥见其一斑。因此，琵琶的诞生和使用，以及有关《论语》、《尚书》等的故事改编，则在盲人生活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缕新曙光，于是，说书伎艺基本成形。另外，陕北说书在形式上有琵琶书与三弦书之分，以上所说为琵琶书。至于三弦书，虽无资料可考，但我们想，大抵也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与琵琶书联袂而出。总之，在这一阶段，陕北说书由瞽史的作为逐渐衍变成形，它是盲艺人不断摸索、探求、实践之结果，是生活命运逼迫的结果。陕北说书的成形，勾勒出盲人从依附皇室生存到依附神灵而生存再到自谋生路的生活转折过程，说明了盲艺人向生活奋斗的精神和生存的能力，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形态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历史轨迹。三、发展阶段汉以后直至中华民国三十年左右，为陕北说书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陕北说书的形式不断改进，内容不断丰富，其价值由娱统治阶级到娱神鬼与娱人合一而层递嬗变。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段落。1、清光绪年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代变文作品，是研究我国古代说唱文学和说唱艺术的重要记载，也是研究陕北说书的宝贵资料。变文是唐代说唱艺术转变的底本，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民间故事或传说为题材；二是反映当时现实生活；三是讲述佛经故事。此外，还有俗讲、缘起以及宋元讲史、说公案、陶真等，都与陕北说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陕北说书的演唱程式大致可分为书帽、开场诗文、正文、结尾诗文。书目内容大致可分为传书、记书、案书、小弯弯（小段）。说唱时韵白相间，一律用陕北方言演唱，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型。以今天的陕北说书与唐宋时期的诸多种说唱艺术相比较，我们完全可以找到陕北说书诸多要素的根据。开场诗文相当于俗讲开场时的押座文，结尾诗文相当于静座文，散韵交织及七字句式唱词相当于变文结构，许多保留书目与缘起的底本一致。传书相当于“用浅近文言讲说兴废争战之事”的讲史，案书相当于“皆是博刀赶棒发迹变泰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的说公案。至于陶真，则更是与陕北说书关系密切了。“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西湖老人繁胜录》）以及“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西湖游览志余》）等记载，则简直是活生生的陕北说书的写照了。2、唐宋以后，直至明末清初，为第二段落。这一时期，关于陕北说书，历史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我们只能根据传闻以及风土人情、军事等其它方面的记述，作一些迂回考证。当时，陕北大地烽火连天，兵燹不断，加之荒旱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社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原因，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劳苦大众颠沛流离，真可谓民不聊生，著名明末李自成起义便是明证。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面前，陕北说书的发展自然也是极其缓慢的了。也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原因，致使本来就处在边极之地的陕北更与外界几乎断绝了交往。因此，陕北说书又得以在这块土地上独自发展，进一步定型，正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式、演唱风格及紧紧贴近于陕北本土老特点的书目内容，它将唐宋间大一统的形式和内容演变成了表现陕北本土文化论的形式和内容；无论是长篇、是小段，无论是传书或者记书，经艺人代代相传，已完全陕北方言化；书中的场景、人物以及天侯、地物甚至风土人情，也已全部陕北化。但对于盲艺人来说，虽然说书逐渐定型，可由于陕北本土的贫瘠，他们不得不再次寻求保护伞，以使自己的伎艺可以堂而皇之的施展。依靠皇室权贵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一时期，盲艺人和吹鼓手、戏子等地位是一样的，属于下九流，于是神灵便成了极好的庇祐，因此，对陕北说书，民间又贯以说神书之称谓。陕北老乡用说书敬献神灵，为神灵许口愿也有许一台或数台说书的，更有为猪、羊等牲畜不病不灾、茁壮成长而给神许愿说书的。另外，这一时期陕北说书的发展，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脚本程式化。由于说书艺术全部地域化，因此说书脚本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套路，无论哪位小姐或丫环走路，无论何种人待客，无论描述哪个媒婆，都运用一个书套。说书人只要记住故事的背景、人名以及情节，即可运用背熟的书套，轻车熟路，套成一个完整的说唱故事，作长时间演唱。书套的出现，初看似乎是一种进步，实则束缚了盲艺人的创作才能，禁锢了说书艺术的发展。总之，对于陕北说书来说，这是一辩证时期，由于贫穷与闭塞，致使说书发展缓慢，又致使说收定型，自成一格，又渐渐程式化。其价值也由唐宋间以娱人为主封建道德、儒家礼教和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也有部分书目诉说下层人民的悲欢离合，有一定的进步意义。3、从清代至中华民国三十年左右，为第三个段落。这一时期，陕北说书因循守旧，一代一代弟子沿袭着既定的程式，说唱着由师父口传的书文，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但之所以划为一个段落，我们以为，有它值得一提的一面，据传，在晚清时期，陕北说书盲艺人曾有过一次大的聚会，目的是与明眼说书人宣战，争取盲人的饭碗不被抢夺。由此可看出，在这一时期，盲人与陕北广大劳苦大众一样，求生存的呼声是很高涨的。到了中华民国，陕北大地已逐渐滋生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牙，而延安时期以韩起祥为代表的盲艺人说革命新书的运动，则是这一时期盲艺人与黑暗社会斗争发展的高峰。也就是说，说新书运动并非是偶然的现象，它是盲艺人长期思想准备的总爆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将一时期划分为发展阶段的第三个段落。这一段落是说书史上较为关键的时期，它处在说书历史大转变的前提，它为陕北说书活动开新书先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思想保证。四、转变阶段从延安时期的说新书活动至今，为陕北说书的又一个阶段——转变阶段。将说书艺术纳入政治运动之中，意欲使盲艺人着力于新书的说唱，意欲从根本上改变陕北说书的思想内容，使新书为政治服务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也是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之为转变阶段的根据。无论是延安时期的说新书，还是建国后的说新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说新书，都明显地带有为政治服务的色彩。所不同的是，延安时期，以韩起祥为代表的部分盲艺人的说新书活动，顺应了历史潮流，确实为唤起民众做出了一定贡献，同时也产生了几部较好的书目，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说新书，则纯粹是人为的结果；延安时期的新书目，内容贴近于当时陕北本土的实际，反映了民众的意愿，因此受到了民众的欢迎，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不顾及上述特点，一味强调突出政治，所以得到了失败。然而就整个历史来看，无论延安时期的说新书，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说新书，对于说书的形式都没有根本改变，新书目都没有成为陕北说书的保留书目。更有甚者，那就是在全国解放后至六十年代初，陕北说书背离了延安时期说新书活动的宗旨，又回到传统的渠道之中；七十年代后期至今，陕北说书更是一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作为，如同被囚禁的鸟儿挣脱樊笼，旧传统的潮水重新漫上时代海滩，汹涌不已而且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更加之盲艺人文化水平较低，致使说书艺术每况愈下。从这一点看来，转变阶段是部分成功而全局失败的阶段，是一个反复的阶段，以说书艺术教化人的宗旨并没有贯彻始终。五、消亡阶段陕北说书经几千年流传，时至今日，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它的消亡势所必然，只在于时间的迟早。1、陈旧的内容和陈旧的形式促进着陕北说书的消亡。今日的陕北说书，演唱的全是传统书目，说唱形式也一如既往。传统书目的主题思想、哲学观念等，都与时代精神相去甚远，赢不得青年听众。至于老年听众，从美学角度讲，由于内容和形式的陈旧，也不适应他们审美心理中自发的求新趋动力。在八十年代中期，榆林城内商业门市部里整天反复播放陕北说书录音，而听众围门；今日呢，听众过门而摇头曰：“老是瞎子说书！”榆林市文化馆组织的说书晚会，在八十年代中期，老头、老太太自带小凳儿，抢购门票，争先入场占位；今日呢，说书晚会再也无人问津了。2、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致使陕北说书的市场越来越小。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就必然追求更高水准的精神生活。电视、录相、舞会、卡拉OK、台球、棋类以及南来北往各级各类文艺团体的演出活动，已经把陕北说书挤出城镇，挤向了十分偏僻的山乡小村。相信随着交通、电力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陕北说书在山乡小村也将失去市场。3、盲艺人自身的缺陷导致着陕北说书的消亡。陕北说书艺人，几乎全是盲人；由于先天原因，又几乎全是文盲。因为眼盲，便缺少了与听众感情交流的重要媒介；因为文盲，其说唱艺术肯定不会臻于上乘。更何况好多传统书目，经盲艺人代代口传，早已以讹传讹，面目全非，如此怎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其思想内容，塑造书中人物呢？还有许多促使陕北说书消亡的因素，诸如节奏缓慢，说书地域化、程式化以及盲艺人无暇也无法致力于说书艺术的改进、提高等，这里不一一剖析。总之，陕北说书在陕北本土将逐渐走向消亡，至于它是彻底灭绝，还是发展为另外一种形式，今日尚不敢断言。不过，张俊恭的走场书倒是应该在说书历史上大写一笔，它是陕北说书在形式上承前启后的标记，陕北说书很可能沿着他所开创的形式向前发展。当然，这种发展的结果，很可能是戏曲；其发展过程，自然也是陕北说书消亡的过程。至于其价值，却不会消亡。它将由解放后的为了政治的目的教化人而逐步转向以娱人为主；而随着说书消亡，其价值也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