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求职行为研究:基于社会认知与社会网络资源理论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满足了更多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但同时每年过百万大学毕业生无法实现初次就业的残酷现实,又一次次促动着政府、社会和公众的神经。但是,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供大于求,似乎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必须等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高等教育规模与社会吸纳能力平衡之后,才能够解决。本博士论文尝试将研究关注点集中于求职主体的行为层面,基于社会认知与社会网络资源理论,围绕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动员机制和影响路径,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调研,力图在现有政策和社会环境下,寻找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可行性路径方案。一、研究问题当前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研究更多关注宏观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供需、学校的教育制度等领域,却缺少对行为人主体的关注。【在本研究里是实际问题】政策制定、援助措施的实施是否满足了求职者的需求,【研究问题】求职者的社会认知对求职行为影响的内在运作机制和逻辑是什么,都缺乏实证调查与研究的支持,与巨大、迫切的现实需求形成强烈的反差。因而,本论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现实需求与理论指导需求,立足大学生求职行为领域,围绕【更实际问题】什么是有效的求职行为与如何激活积极的求职行为两个核心问题。以实证研究为依据,【重复的研究问题】试图发现大学生有效求职行为的动员机制与影响路径模型,为就业促进与行为指导提供有针对性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求职领域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Granovetter,1974;Kanferetal.,2001;Saksetal.,2009)【引用方式不当】。但是,由于学科的差异,他们的关注点、选取测量指标和研究范式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多余】。由于本研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激活行动者的求职行为,如何实现有效求职行为促进好的求职结果”,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心理学取向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视角,探索可能的解释框架与解决路径。第一,求职研究基本概念界定西方对求职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三类人群: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人群、再就业人群、跳槽人群(Kanferetal.,2001)。早期的学者一般将求职看作是一种信息搜索的过程(Steffy,Shaw&Noe,1989)。也有学者认为,求职是个体搜集潜在的就业机会相关的信息、做出职业选择、评估职业选择并做出决定的过程(Barberetal.,1994)。康福尔等人,在对求职行为所做的元分析认为,“求职是一种动态的、循环的自我调节过程,是一种有目的并受主观意愿驱动的行为模式,它开始于就业目标的识别,并为实现就业目标付出努力”(Kanferetal.,2001)。本研究针对大学毕业生群体,对求职的界定是“在相对限定的时间范围内,以实现就业为导向,个体通过动用自身和外部的各种资源的行为,并达到自己可接受求职结果的自我调节过程”。第二,社会认知理论与求职研究社会认知理论与求职研究的结合,源于心理学家对社会认知变量影响个体行为机制的研究,大体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班杜拉(1977)提出一般意义的社会认知理论、兰特等人(1994)将该理论应用于职业生涯研究领域、萨克斯等人(2009)将该理论应用于求职行为的实证研究。班杜拉(1977)采用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认知、行为以及环境因素三者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人类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机制是自我效能机制与自我调节机制。兰特等人将社会认知理论应用到职业生涯研究领域,发展出社会认知生涯理论(SCCT)。该理论主要聚焦在三个社会认知变量∶自我效能预期、结果预期、目标的选择。兹克和萨克斯(2009)在研究中,将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观点“自我调节机制的中心就是自我效能和目标”应用于求职领域,提出的两个核心变量:求职自我效能和求职目标清晰度【正确引用】(Zikic&Saks,2009)。求职自我效能是求职者认为自己有能力成功实施特定的求职行为并且获得就业的信念,有大量研究结果显示,求职自我效能是求职行为和求职结果最佳的预测指标(Saks,2006)。求职目标清晰度是“求职个体对求职目标的清晰程度,以及对自身希望的职业、工作类型的清晰程度”,求职目标清晰度是自我调节机制中一个重要变量,可以显著预测求职行为强度指标(Zikic&Saks,2009)。求职行为经常会描述为求职行为强度和求职努力程度等两个指标。求职行为强度被描述为某一个设定期间进行的特定求职行为或活动的频度,而求职努力程度指标不是聚焦于具体的求职活动或行为,而是个体投入到求职中的时间和努力程度如何(Blau,1993,1994)。第三,社会网络资源理论与求职研究社会网络资源理论与求职研究的结合,源于社会学家对求职中有效信息的传递与关系人特征的关注。经历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的优势”、伯特的“结构洞”理论、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边燕杰的“强关系的作用”等过程。格兰诺维特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强度的假设,“弱关系”是个体与其他社会圈子连接起来的桥梁,还有利于个体接触到社会位置中更高的层级(Granovetter,1974)。伯特的“结构洞”理论认为,网络资源的重要性不是联系的强弱,而是关系网是重复还是不重复(Burt,1992)。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他的理论,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先在性和人的行动的目的性与能动性。人只有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才可以获得社会资本或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林南,2001)。边燕杰认为,中国基于信任和义务的“强关系”在获取代价更高、更难获取的影响上,强关系有更大的作用(Bian,1997)。下面探讨上述两条理论脉络的启示、局限与结合的可能性。心理学取向的社会认知理论,重视微观层面,研究个体的认知、行为与环境三者互动。自我效能是最具影响力的自我认知变量,持续地影响个体行为的开始与维持;而自我调节机制,通过自我目标导向与反馈系统,对行为有激活与调节作用。在操作化的实证研究中,发展出多种的测量工具,便于精确探讨认知、行为与结果等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作为社会认知理论的局限,该理论过于关注个体差异对行为的影响,对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与关系网络关注不够。特别是在具体的求职领域研究中,个体的求职行为如果割离了与所处社会网络的链接,其解释力将大大降低,无法回应现实的观察。尽管也有研究涉及了求职渠道的使用,但也仅仅是罗列出求职渠道的名称,没有进一步探讨使用了什么样的渠道功能促进了求职成功。社会学取向的社会网络资源理论,关注社会网络资源的功能,研究关系人的社会结构位置。还提出了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的划分方法。该理论的局限,在于过分强调等级制结构和网络中的特定位置的约束性,而忽视了行动者目的性行动的重要性。林南也指出,行动者的目的性行动,尽管可能被他们的结构性位置和网络位置所约束,但是,即使是优势位置的占据者也不能从他们的位置上(轻轻松松地直接)获益,他们必须对他们所向往的结果发起行动。并不是所有已经获得丰富的社会资本的人,都能利用或动员社会资本获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行动和选择的因素也很重要(林南,2005)。但是,该理论始终没有解释,行动者能动性为何发起,如何激活行动者的能动性这一关键问题。能动性、行为激活方面,社会认知理论脉络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而在研究社会资源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社会网络资源理论又为社会认知理论在求职领域研究提供了很好补充。也正是在能动性这个交叉点上,激发了本研究探讨求职资源使用与社会认知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兴趣,探讨微观理论与中观理论在求职领域研究中的应用。三、研究主要内容与方法本论文的具体的研究路线如下图所示: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为回答核心研究问题,本研究进行了4项具体实证研究。(1)运用质性研究分析法,深度访谈与追踪访谈法了9名正在求职与成功求研究问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研究一∶求职过程质性研究方法∶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法研究二∶编制求职资源使用行为量表方法∶访谈法、问卷法、相关、方差分析、因素分析、路径分析等研究四∶求职认知、行为与结果关系研究方法∶问卷法、相关、方差分析、因素分析、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等结论与政策建议回答研究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研究三∶修订国外求职认知与行为量表方法∶文献法、问卷法、相关、方差分析、因素分析、路径分析等职的大学毕业生,分析了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社会认知因素与求职行为因素间如何互动的真实现状;(2)运用问卷法,于2009年5月底至6月中旬,分别进行了预调查与大样本调查。首先选择了北京地区1所高校实施预调查(有效样本278份),进而选择北京地区12所高校实施正式调查(有效样本963份),学校覆盖“985”、“211”、普通高校三个层级,编制了适用于大学生人群的“求职资源使用行为量表”,扩展了求职行为指标体系;(3)修订了国外求职行为测量工具“求职努力程度量表”、“求职行为频率强度量表”和修订了求职社会认知测量工具“求职自我效能量表”、“求职目标清晰度量表”,并评估了中国大学生求职社会认知与求职行为现状;(4)运用回归、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方法,探索了求职社会认知、求职行为与求职结果因素间的关系,明晰了求职行为的具体动员机制路径、比较了不同求职行为指标间的求职效果差异。四、研究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本论文的基本结论包括∶(1)中国大学生求职行为指标体系应包括求职资源使用行为指标。该指标结构特征鲜明,区别于国外的三分结构、由四个因素构成,分别是∶学校社会资源使用行为、家庭社会资源使用行为、学校公共资源使用行为、社会公共资源使用行为。学校资源的特殊性,对促进大学生群体取得成功求职作用重大。(2)修订后的求职社会认知、求职行为测量工具的信度、效度指标良好,具有跨文化的稳定性,可以运用于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研究。(3)大学生在有限的求职期间,选择性地动员具体求职行为,更有利于实现就业与获得高求职满意度。(4)求职社会认知因素对求职行为具有激活和调节作用,但是具体求职认知指标对求职行为指标的作用机制有差异。(5)大学毕业生求职过程中,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高清晰目标导向、高自我效能、有选择地使用求职行为,将促进实现更成功的求职结果。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就是,针对不同大学毕业生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因此,在当前每年100-200万大学毕业生无法初次就业“常态化”的社会背景下,本研究的具体政策建议包括:政府、高校与求职行为人三个层面。(1)政府应加强公共就业平台建设,促进弱势毕业生群体就业。数据分析已发现,“985”高校等精英大学有良好的声誉、有准制度化的“学校-单位”就业渠道、有良好的就业服务体系,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出身大城市的毕业生,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社会资源丰富的毕业生,可以依靠特殊的户籍制度、家庭资源网络等因素获得就业。而农村出身、普通高校、学科没有特色市场需求又不旺盛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被不断边缘化,他们的无法就业机率远大于优势群体。(2)政府应采取差异化援助措施,重点支持普通高校,发动全社会力量参与,提高公共就业服务的水平。(3)高校应将就业服务主体下移,构筑以院系为主干的就业援助体系,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服务。(4)促进高校毕业生提高求职目标清晰度,尽早开始求职活动,动员学校资源,在求职过程中成长。五、研究重点、创新点与局限本论文的重点有两个方面:1、编制新测量工具,注重中国文化背景下求职过程中,求职主体动员关系资源的特点,拓展国外偏重个体自身的求职行为指标体系;便于分析、评价我国不同层级高校、地区、不同类型学生的求职行为差异。2、建立求职行为动员机制模型,将社会认知、行为与结果变量放入统一模型下整合,分析不同求职行为的动员路径,评估求职行为绩效特点,为积极干预提供具体指标数据支撑。创新点有三个方面:1、选题回应重大现实问题,切入点选择求职行动主体的行为层面,通过开发精确的测量工具,扩展了求职行为评价指标体系。其数据结果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