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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群文链接】（编者：沙井中学七年级语文组）目录序号作品题目作者第一篇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梁实秋第二篇我的老师贾平凹第三篇在那颗星子下舒婷第四篇蝴蝶的颜色三毛第五篇每一颗草都会开花丁立梅第六篇一朵栀子花丁立梅第七篇岁月钟声汪曾祺第八篇闻一多先生上课汪曾祺第九篇十四岁的画架席慕蓉第十篇理想的风筝苏叔阳2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梁实秋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取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的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他戴一副墨晶眼镜，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我常给他画漫画，勾一个轮廓，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便惟妙惟肖。他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我很难得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国文成绩与毕业无关。所以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到。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是从事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方。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总是很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有一天上作文课，徐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这题目怎样讲呀？”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滔滔不绝地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辩了几句。这一下我可惹了祸，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他在讲台上来回地踱着，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这一句颇为同学们所传诵。谁和我有点争论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有再多说，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后来居然成为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如今想来，当初的“凶”何尝不是一种负责。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也因此逐渐领教了他的才学。还有他的朗诵也非常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的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的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理会到原文的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徐先生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的抹，整页整页的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的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的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的给我解释一会，他说：“你拿了去细细的体味，你的原文是软爬爬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我仔细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3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这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功夫。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我离开先生已将近五十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在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有删改）我的老师贾平凹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他不漂亮，也少言语，平时不准父亲杀鸡剖鱼，很有些善良，但对家里所有的来客都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开始我见他只逗着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认了他是老师。许多人都笑我认三岁半的小儿为师，是我疯了，或耍娇情。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了，谁规定老师只能以小认大?孙涵泊!孙老师，他是该做我的老师的。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大家，轮到他，他不接，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阿姨问：“你不要?”他说：“花疼不疼?”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它的美好了，不爱惜，不保卫，有时是觉出了它的美好，因为自己没有，生嫉恨，多诽谤，甚至参与加害和摧残。孙涵泊却慈悲，视一切都有生命，都应尊重和和平相处，他真该做我的老师。晚上看电视，七点钟前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国歌，他就要站在椅子上，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嗤笑，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我是没有这种大气派的，为了自己的身家平安和一点事业，时时小心，事事怯场，挑了鸡蛋挑子过闹市，不敢挤人，惟恐人挤，应忍的忍了，不应忍的也忍了，最多只写“转毁为缘，默雷止谤”（将诋毁看作缘分，用沉默制止诽谤）自慰，结果失了许多志气，误了许多正事。孙涵泊却无所畏惧，竟敢指挥国歌，他真该做我的老师。我在他家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耳朵。他爹问：“你来看什么?”他说：“看写。”再问：“写的什么?”说：“字。”又问：“什么字?”说：“黑字。”我的文章和书法本不高明，却向来有人恭维，我也恭维过别人的，比如听别人说过某某的文章好，拿来看了，怎么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但我要在文坛上混，又要证明我的鉴赏水平，或者某某是权威，是著名的，我得表示谦虚和尊敬，我得需要提拔和获奖，我也就说：“好呀，当然是，你瞧，他写的这幅春联，‘×××××××，××××××’，多好!”孙涵泊不管形势，不瞧脸色，不斟句酌字，拐弯抹角，直奔事物根本，他真该做我的老师。街上两人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砍刀。围观的人轰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他便跑过去立于两人之间，大喊：“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不许打架!”现在的人很烦，似乎吃了炸药，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闹出个流血事件，但街头的斗殴发生了，却没有几个前去制止的。我也是，怕偏护了弱者挨强者的刀子，怕去制服强者，弱者悄然遁去，警察来了脱离不了干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一走了之，事后连个证明也不敢做。孙涵泊安危度外，大义凛然，有徐洪刚的英雄精神，他真该做我的老师。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教导，不布置作业，他从未以有我这么个学生而得意过，却始终表情木然，样子傲慢。我琢磨，或许他这样正是要我明白“口锐者天钝之，目空者鬼障之”的道理。我是诚惶诚恐地待我的老师的。他使我不断地发现着我的卑劣，知道了羞耻。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称他是老师!我的老师也将不会只有我一4个学生吧?在那颗星子下舒婷母校的门口是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两旁凤凰木夹荫。夏天，海风捋下许多花瓣，让人不忍一步步踩下。我的中学时代就是笼在这一片红殷殷的花雨梦中。我哭过、恼过，在学校的合唱队领唱过，在恶作剧之后笑得喘不过气来。等我进入中年回想这种种，却有一件小事，像一只小铃，轻轻然而分外清晰地在记忆中摇响。初一年级，我们有那么多学科，只要把功课表上所有的课程加起来就够吓人的，有11门课。当然，包括体育和周会。仅那个崩开线的大书包，就把我们勒得跟登山运动员那样善于负重。我私下又加了10门课：看电影、读小说、钓鱼、上树……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把读书当玩了，还是把玩当作了读书。学校规定，除了周末晚上，学生们不许看电影。老师们要以身作则，所以我每次大摇大摆触犯校规，都没有被当场逮住。英语学期考试前夕，是星期天晚上，我串上另外三个女同学去看当时极轰动的《五朵金花》。我们咂着冰棍儿东张西望，一望望见了我们的英语老师和她的男朋友。他们在找座位。我努力想推测她看见了我们没有，因为她的脸那么红，红得那么好看，她身后的那位男老师（毫无根据地，我认定他也教英语）比我们的班主任辜老师长得还神气。电影还没散场，我身边的三个座位一个接一个空了。我的三个“同谋犯”或者由于考试的威胁，或者受到良心的谴责，把决心坚持到底的我撂在一片惴惴然的黑暗之中。在出口处，我和林老师悄悄对望了一眼。我撮起嘴唇，学吹一支电影里的小曲（其实我根本不会吹口哨，多少年苦练终是无用）。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她一定觉得歉疚。为了寻找一条理由，她挽起他的手，走入人流中。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老外婆舍不得开电灯。守着一盏捻小了的灯打瞌睡，却不忍叫醒我起来早读。我跌足大呼，只好一路长跑，幸好离上课时间还有10分钟。翻开书，眼前像骑自行车在最拥挤的中山路，脑子立即做出判断，哪儿人多，哪儿有空档可以穿行，自然而然有了选择。我先复习状语、定语、谓语这些最枯燥的难点，然后是背单词。上课铃响了，b-e-a-u-t-i-f-u-l，beautiful，美丽的。“起立！”“坐下。”赶快，再背一个。老师讲话都没听见，全班至少有一半人嘴里像我一样咕噜咕噜。考卷发下来，我发疯似地赶着写，趁刚才从书上复印到脑子的字母还新鲜，把它们像活泼的鸭群全撵到纸上去。这期间，林老师在我身旁走动的次数比往常多，停留的时间似乎格外长。以致我和她，说不准谁先扛不住，就那样背过气去。成绩发下来，你猜多少分？113分！真的，附加两题，每题10分，我全做出来了。虽然beautiful这个单词还是错了，被狠狠扣了七分，但从此我也把这个叛逃的单词狠狠地揪住了。那一天，别提走路时我的膝盖抬得有多高。慢！过几天是考后评卷，我那林老师先把我一通夸，然后要我到黑板示范，只答一题，我便像根木桩戳在讲台边不动了。她微笑着，惊讶地，仿佛真不明白似的，在50双眼睛前面，把我刚刚得了全班第一名的考卷，重新逐条考过。你猜，重打的分数是多少？47分。5课后，林老师来教室门口等我，递给我成绩单，英语一栏上，仍然是叫人不敢正视的“优”。她先说：“你的强记能力，连我也自叹不如。以前，我在这一方面也是受我的老师称赞的。”沉默了一会儿，只听见一群相思鸟在教室外的老榕树上幸灾乐祸地鸣叫。她又说：“要是你总是这么糟蹋它，有一天，它也会疲累的。那时，你的脑子里还剩了些什么？”还是那条林荫道，老师纤细的手沉甸甸地搁在我瘦小的肩上。她送我到公园那个拐弯处，我不禁回头深深望了她一眼。星子正从她的身后川流成为夜空，最后她自己也成为一颗最亮的星星，永远闪烁在我记忆的银河中。哦，我的林老师。蝴蝶的颜色三毛回想起小学四年级以后的日子，便有如进入了一层一层安静的重雾，浓密的闷雾里，甚而没有港口传来的船笛声。那是几束黄灯偶尔挣破大气而带来的一种朦胧，照着鬼影般一团团重叠的小孩，孩子们留着后颈被剃青的西瓜皮发型，一群几近半盲的瞎子，伸着手在幽暗中摸索，摸一些并不知名的东西。我们总是在五点半的黑暗中强忍着渴睡起床，冬日清晨的雨地上，一个一个背着大书包穿着黑色外套和裙子的身影微微的驼着背。随身两个便当一只水壶放在另一个大袋子里，一把也是黑色的小伞千难万难的挡着风雨，那双球鞋不可能有时间给它晾干，起早便塞进微湿的步子里走了。我们清晨六点一刻开始坐进自己的位置里早读，深夜十一时离开学校，回家后喝一杯牛奶，再钉到家中的饭桌前演算一百题算术，做完之后如何躺下便不很明白了，明白的是，才一阖眼就该再起床去学校了。这是面对初中联考前两年整的日子。即使天气晴朗，也偶尔才给去操场升国旗，高年级的一切都为着学业，是不能透一口气的。早晨的教室里，老师在检讨昨夜补习时同学犯的错误。在班上，是以一百分作准则的，考八十六分的同学，得给竹教鞭抽十四下。打的时候，衣袖自动卷起来，老师说，这样鞭下去，皮肤的面积可以大一些。红红的横血印在手臂上成了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