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我是演说家《家国天下》演讲稿熊浩八十九年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有一个小女孩出生在湖南的湘江边的一处人家，因为是女儿身，所以教育对她来讲变成了奢望。但亲友们不舍这个孩子的资质，合力供她上学，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走最后念完大学，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女大学生。1949年国民党飞机降落在长沙，为了争取科技人才，劝说她说跟我们一起到台北，她拒绝了，她留在这片土地。建国之后1950年，她跟队北上，成为第一批和苏联专家共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而在11年之后，她又举家南迁到大西南，再次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这之后的故事并没有顺遂完美，她在工厂里工作，然后退休，然后国企改制，然后工资就这样成月成月地发不出来，她的晚年也颇为艰辛。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有时会抱怨，但抱怨完又快速地平静。我一直记得她的眼睛，那种饱含沧桑，却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光亮。后来我明白，这个是那一代人的眼睛，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把自己深深嵌入在这个国家成长的年轮里。这个人是我的外婆，对她而言，爱国就是怨着、爱着、守着、望着，就是无论我遭受怎么样的不如意和辛酸，我绝不撒手远离。对他们来说，也许那种情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但是她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便已经如血液一般成为她最真切的本能。一百一十五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一笔12000美金的捐款。捐款人有这样一个要求，我要捐助一所汉学系，这个要求让校方颇为为难，因为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中国的研究机构需要多少人不知道，需要多少钱不知道，怎样发展不知道，如何规划不知道。不仅校方不知道，这个捐款人本身对此也知之甚少，他只是坚持，我要捐一个汉学系。捐款人没有念过书，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不了解子曰诗云，他不会知道兰亭隽永，可对他而言，他的愿望就这样朴实地扎在心里头，他要在北美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1901年6月28日，他把他毕生的积蓄捐给哥伦比亚大学，于是在这所著名学府里设立了美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哲学和法律教育的科系，并以他的名字冠名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他在那封写给大学的信中写到，仅此奉上12000美金的捐款，以支持贵校中国学研究的基金，他在签名处写上这样几个字——AChineseperson，一个中国人。这个人叫丁龙，广东劳工，终身未娶，他的一辈子便是生活在美国贵族的家中，他一世为仆，这样一个人被当做“猪仔”卖到美国，然后生命颠沛流离，可在心中却有一个顽强的愿望，那就是尽管自己过着那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但是却要让每一个积累下来的铜板最后完成，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在此处落地，让国家的文化根不断、脉不绝，让圣贤的教诲能够在美利坚传扬出去。他大概不知道，在今天如果富人做这等事，我们说他们是慈善，可若穷人做这等事，他便是圣贤。对于丁龙，爱国就是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四海飘香，能够光华永世。在50年代，有一个老人半作调侃地说，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主要是因为在农村里晚上没有电。有人批评他说，你自己家里面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里头也没有电？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增速实在是太快了，这个速度达到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三十。他是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政策的学者，并把这个观念转换成某种政策主张。但怎耐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他的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判断是，人多就是力量。一位夫子，他站在这边，所有人都站在对面，他却说我虽已近八十，我自知寡不敌众，但面此状况也应当单枪匹马走出去，绝不像那种以力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批判屈服。在他写的一篇《北大之精神》的文章中他说，所谓北大精神，便是那种奉献牺牲的精神，便是贡献国家和社会，不计个人之利害，勇往直前。这个人叫马寅初，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经济学泰斗。对他而言，爱国就是坚守良知的批评，就是哪怕所有人站在那边，我凭良心我站在这边。苟立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爱国，对于我们每一个国民来说是一种身于斯长于斯的深刻情感，它自然在召唤，它神圣去皈依。它有时如小雨淅淅，有时如长河浩荡，它所滋育的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田，但对于国家，这份感情需要国家倍加珍惜。我们说，国民对国家只能全情付出，而国家对国民也应该有万般珍惜。这个社会的秩序应该仁义，道德应该公平，那些最闪亮的价值观，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因为只有这样，国民才会觉得对这个国家的爱可以永恒而卓远。我们今天说到何为爱国？爱国也许是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不管遭遇怎么样的波折他都永不放弃，可国家对他也不能放弃；我们今天说何为爱国，爱国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小种子，对华夏文化的那种眷恋铺央开来，让它散发世界，而国家要记住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历史中随便被淡忘；何为爱国，爱国是有的人坚持自己的良心采取批判的立场，而国家要珍视这样的赤子之心和国事情怀，要报以的是最大的宽容和开放的胸襟。各位，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我们和这块土地的生命关乎；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它需要地是吾国与吾民的共同努力方能最终彼此成全。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灿烂的那种爱国感情，一定是来自这两种伟大力量的交织，那便是——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而我们的祖国也深深地爱着我们。万世师表熊浩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跟着人群走过那个叫学海的小池塘，跨过礼学门的牌坊，进入大成殿。只见正前面站着一个合手而立的夫子，他的前面有龛台，龛台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我透过人群仔细看，那上头的字是“万世师表”。我长大了，我明白，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无比隆重，它用来专门修饰那些我们这个文明的人格典范和精神导师。坦率说，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实。我们所占据的这个现实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导师这个词，多少恐怕也受人污染了吧。什么人都敢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我不是说这样的称呼错了，我是说有一点不甘。你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点迟疑，就是，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的人，还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人。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个字的生命光华。如果有，他是谁？他是何等模样？我大学时代到安徽支教，从上海出发，火车转汽车然后步行，最终到达了大别山深处的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学。第二天一早，我和太阳一起起身，来到学校当中推开教室的门，发现孩子的眼睛，被阳光照得无比澈亮。我们拿半截粉笔，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语文、数学、英语，下课的时候，我们这帮大孩子和山里的娃一起在红旗下嬉戏，那个声音放肆得要命，传出好远好远，引得那些村里的孩子家长都好奇地往里望。我拿到导师这个题目，进入我头脑的便是那大别山深处的朗朗书声，便是那孩子眼睛，便是求知的精神，以及在那个小小的校园当中的白墙上，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话。他说：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我们问校长这是谁说的，校长说，我们安徽老乡陶行知。陶行知安徽歙县人，1891年生，1946年逝。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伊里诺易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陶行知1917年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1917年，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了，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要重新定义何谓成功，他要让自己和祖国重新建立关联。1917年，先生目之所及之中华全是面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中国那时候有两亿文盲，有七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知，本可以转身而为人上之人；那时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学，本可以谈笑于鸿儒之间。而他把目光死死盯住中国的最底层社会。陶行知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陶行知脱下西装，辞掉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这是什么概念各位，陶行知在当时一个月的收入是四百个现大洋，那个时候若在北京要想买整一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他三个月的薪水。而这一切，陶行知统统不要了。他移居到南京郊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住到牛棚当中。他和老乡们相识，他渐渐有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在晓庄，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耕作，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你得自己干。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师。他邀请自己的朋友、学者到晓庄授课，传播新的知识和观念。渐渐地，这个在晓庄极不起眼的大学堂，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众。陶行知行走在世俗乡里之间，行走在街头巷议之内，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面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都识字。他一个人在努力着，他的这个梦想的芽破土而出，我们眼见繁花就要开到树上。是的，有陶行知所在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在武汉、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他为中国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而最后先生死在路上。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年他55岁。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回他的晓庄，沿路上的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挽联在飘，上面写着行知先生千古。而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事师表”。先生说，我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说，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往我把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我们回头看我们当代的社会，导师这个名词多少开始变得廉价了。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渐渐地我们忘记人格。在今天，导师这个名词变得愈发功利了，我们更多地把师生之谊看成一种雇员与雇主的经济关系。我们称导师为老板，渐渐地我们忘记了先生。我们今天讨论陶行知，我们今天演说陶行知，我们今天缅怀陶行知，便是想凌空从先生那借来那浩然之气，让它如火，让它如光，让它重新照亮每一个为师者心中，那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以及对祖国的赤子热爱。2014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初为人师，想必经时光之洗练，我也会成为学生们的导师。只希望到那一天，多少能够延续先生的光，把它变成隽永的亮。名山苍苍江水攘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你会问，你会问在今天全是发财的师父，全是教人的导师，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生命质量，让导师这二字有不一样的分量？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光亮，让导师这两个字有那种灿烂的光华？你现在应该有答案了，因为就在不远处，因为就在不久前，真有这样的人。他就站在这里，他用他的一生温润过中华。他是陶行知，他是人民的导师，他的一辈子给我们讲一件事，就是，为人师者还可以活成这样一般大写的模样。倾听的力量熊浩我们在一个沟通的，我们的舆论环境氛围，包括我们正在录制的这档节目我是演说家，都在鼓励人们说话。孟金辉导演在他著名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当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他说如果你爱一个人10分，但却只能表达一分，倒不如啊你爱一个人一分，却能表达10分。说话之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高频词汇，也是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想具备的特殊技能。我在大学当中教授冲突解决，我帮助法院、医院、律所、企业解决各种各样问题，不同类型的纠纷。冲突见的多了。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现，那就是很多本可以管控良好的冲突，很多本可以处理妥当的矛盾之所以最后爆发，其实是因为一些极为琐碎的原因，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好爱讲但我们不愿意听。哈佛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举过这样一个具有引喻意味的故事，他说，我们设想一下我们是两个孩子的父母亲,有一天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你推开门发现两个孩子正在争抢一只橘子,你会怎么做？作为法律人让我们把这个故事的细节勾勒的更加精准细腻，首先第一，你只有一只橘子，你不能从后面拿出一堆橘子说，没关系爸爸是种橘子的，这不行。因为这个冲突的本质是资源的有限，橘子的唯一，如果你有很多橘子本质上就没这个冲突，也就无所谓冲突的解决。第二两个孩子当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