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视野下的城市经济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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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讲市场和政府,政府的作用第三章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市场很行,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回顾我们学过的经济学十大原理其中两条:原理六: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原理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好方法,是因为市场规则可以激发人的动力,利用人追求自私的本性,通过互相交易来利他,这样,每个人都有劳动和交换的动力,每个人的境遇都会通过竞争、交易而改善。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原理六、七中的“通常”和“有时”二个短语可圈可点,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都同意的大市场、小政府,能由市场解决的交给市场,这是绝大多数的情况;实在不行了才交给政府,这是少数的情况。反过来就不能成立了。然而,何为“通常”、何为“有时”,却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情况,而是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制度中有所变化,这是因为,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局限条件不同,这些条件有时导致政府做某些事更加有效率,有时导致市场做某些事更加有效率。3.1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斯蒂格利茨认为,人们对市场的不满主要在三个方面:忽视经济学的规律,收入再分配问题和私人市场名副其实的失灵1。我们分别来讨论这三种情况。3.1.1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和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t)首先,忽视经济学规律的人会对市场有很多抱怨,房价为什么那么高?交通为什么总是拥堵?学了经济学,我们知道,很多人们不满意的结果是由于稀缺带来的,经济学家把很多情况并不看作是市场出了问题,而是经济生活中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些事情能不能变得更好?也许;这些事情能不能够完全解决?可能做不到。把一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所有涉及的人的境况都不因此而恶化,这样的变化叫做帕累托改进。这是依据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Pareto,1848-1923)命名的。很明显,经济学家所要追求的更好的那条路是帕累托改进,而做出帕累托改进是非常难的。因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一个政策或者做法如果不能改变资源稀缺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P129-1372的事实、鼓励更多的资源出现,而只是促进一些人的境况改善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从另一些人那里获得了资源,也就是有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尽管这种损害可能是非常不显眼的。例如,为了帮助穷人而进行的住房租金管制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联邦政府建立了一套进行租金控制的国家管理系统,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城市又重新引入了租金管制,这些城市包括波士顿、华盛顿特区、旧金山和洛杉矶。租金管制政策的受益者是那些以较低价格租到住宅的消费者,但是,受损者是出租房屋的不动产拥有者。由于租金受到限制,所有者能获得的租金收益减少了,并且不动产的市场价值下降了。这还不是全部,这个政策使得资源的总量减少了,一些出租户退出了市场,而由于出租住宅价格较低,出租户缺乏维护和修理住宅的激励,住宅的质量不断下降。根据奥尔森(Olsen,1972)对纽约市的租金控制计划的研究,不动产所有者的损失是消费者获得收益的两倍。多伦多的租金控制计划使公寓建筑的市场价值在五年内下降了40%(SmithandTomlinson,1981)2。显然,租金管制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此现在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会再做出这样的建议。与此类似的,对住房价格的管制,对最低工资的管制,都很有可能是非帕累托改进,有一个庞大的潜在的受损人群。帕累托效率,是指在不使别人的境况恶化的情况下,已经没有人的境况能够再做出任何改善了,这种资源配置就被称为是帕累托有效的。经济学家谈到市场效率时,指的都是帕累托效率,也就是达到了最高有效的情况,再改进一点都不可能了。市场经济如果想满足帕累托效率,它必须满足交换效率、生产效率和产品组合效率。交换效率(Exchangeefficiency),要求经济系统所生产的产品在个人之间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进行分配。例如喜欢巧克力冰淇淋的人可以得到巧克力冰淇淋,而喜欢香草冰淇淋的人可以得到香草冰淇淋,或者,喜欢某一种住宅的人可以获得这一种,喜欢另一种住宅的人可以获得那一种。任何限制或者禁止交换的做法都会导致交换无效率。生产效率(Productionefficiency),在不减少一些商品的生产的情况下,不可能多生产另一些商品。产品组合效率(Product-mixefficiency),经济中所生产的商品的组合必须反映人们的偏好。这些效率都是通过竞争性市场达到的,因此,帕累托效率是在竞争性市场中达到的。这也可以通过通俗一点的方式来解释:在市场竞争中,人们已经完成了自愿的交换,面对给定的价格,没有人希望生产更多或者更少,也没有人需要更多或者更少。如果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除非这些人自愿同意,否则就会有人受损。小结:很多人们对市场的不满是由于稀缺带来的,并不是真正市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2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P307-3083这种不满是无解的。如果想要并且能够改进人们不满的状况,是进行帕累托改进,也就是把一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所有涉及的人的境况都不因此而恶化。真正的帕累托改进是很难的,除非鼓励了资源的增加,否则多数的政策都是把一些人的资源搬到另外一些人那里,会有受损者。由竞争性市场会带来帕累托效率,是指在不使别人的境况恶化的情况下,已经没有人的境况能够再做出任何改善了,帕累托效率是指满足交换效率、生产效率和产品组合效率。3.1.2收入再分配,效率与公平虽然,竞争市场达到了帕累托效率,但仍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某些掌握稀罕的、有价值的技能的人会获得较高的收入,而另一些缺乏技能、十分平常的人工资就很低,或者,有的人运气很好,有的人运气很差,总之,市场可能会带来显著的贫富差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贫富差距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和不安的因素,这会导致整体经济效率的下降,而有的经济学家仅仅是因为不能够接受收入不平等,认为应该改善那些最不幸的人的命运,因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政府不应该完全接受市场的结果,而进行收入再分配。在当今的世界,收入再分配成为了各国各地政府的普遍的职能。但是,由于收入再分配会明显地损害效率,对于分配的比例如何确定、用何种方法再分配的政策上,人们也存在着许多分歧。人们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研究,尽量选择那些损失小的方案,例如,帮助穷人住房问题不是进行租金管制,而是对穷人进行补贴,这样,虽然也有损失,但是损失相对小一些。无论如何,任何的再分配都会遇到两难的局面,因为,经济的大蛋糕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切给穷人那一块蛋糕的比例变大了,可能会引起富人和中产阶级的不满,税收比例过高的话会激励人们不工作,因此,蛋糕总体变小了,说不定获得更大比例的穷人实际所得的蛋糕却没有原来的大。而对富人和中产阶级来说,分给他们的蛋糕肯定是变小了。是要效率还是公平,肯定要进行取舍。人们并不是进行完全的取舍,而通常是边际量上的取舍。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两种主要方法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两种主要方法是税收和公共福利计划(主要是转移支付,transferpayment)。经济学家认为,解决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问题,长期战略应该把重点放在改善教育和培训上,这是长远的激励,相当于“授人以渔”。而短期能够起到作用的是税收和福利计划,这是直接的再分配政策。(1)税收在税收方面,通常会有以下几个要点,会使这项政策做的更好。1)公平税收的公平:横向公平,境况相同或相似的人应当缴纳相同或相似的税;纵向公平,境况好的应该多缴税。4富人比穷人缴纳其收入中更大份额的税收制度——累进制;穷人比富人缴纳其收入中更大份额的税收制度——累退制;如果富人虽交更多税,但不是按比例递增的,仍然是累退的。2)效率:尽量不干扰经济系统配置资源的方式,给纳税人造成的成本最小。高税率会挫伤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因此会妨碍经济的效率。3)管理便捷:税金征收和管理是有成本的,在美国纳税人和国税局每年为编制和处理税表而花在会计师和律师身上的费用达几十亿美元。4)灵活性:可调整。5)透明度:纳税人有权了解公共服务。(2)公共福利计划——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指家庭不必从事任何当前的生产活动就可获得的报酬。转移支付可以是现金补贴,也可以是实物或保险。例:我国义务教育中的转移支付,对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不同的支付政策。例:中西部建设中的支付转移。小结:因为市场会带来贫富差距,人们不能接受这种结果,因此收入再分配成为了政府普遍的作用。但是在如何再分配中,还是要选择损失比较小的方法。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是一种帕累托改进,里面有受损者,也会使整个经济的蛋糕变小,损失了整体经济的效率。是要公平、还是效率,人们面临着权衡取舍。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两种主要方法是税收和公共福利计划。案例:中国从“效率”到“公平”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型——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强调公平和共享的“和谐社会”,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主观上源于对形势的洞察判断,客观上源于执政能力与经济实力的积累。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导致局限条件发生变化,使得中国更加重视“公平”。但也要看到,尽管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与全球第一的美国仍相差甚远,中国的人均GDP为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105位左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也提醒我们不要“未富先骄”,开始大包大揽地地实行一系列福利政策。相关阅读: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5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3.1.3真正的市场失灵最后一类对市场的不满,是市场真正不能够发挥经济效率的地方,我们称为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s)。斯蒂格利茨认为,主要的市场失灵有如下几种:间或出现的大规模失业,缺乏竞争,外部性,公共物品,市场欠缺,信息与知识。大规模失业间或出现的大规模失业主要是像美国30年代大萧条那样,一般认为是经济危机而导致的高水平失业。对于经济的大萧条,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市场失灵造成的结果,因而需要政府强力进行干涉,美国30年代后兴起的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也正是这样做的。但是,通过对宏观调控及其结果的研究和观察,人们却认为大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尽如人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大萧条和经济危机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在当时的人们不了解市场的信号,错误地引导市场而导致的恶果。无论其成因如何,政府对待大规模失业的态度都是非常谨慎的,当出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政府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大规模失业的结果,而不是听任市场的行为。缺乏竞争竞争对于市场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竞争,产品的质量会差得多、价格也会高的多,典型的没有竞争的情况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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