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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尚书·尧典》《尚书》是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相传由伏生口授，用汉时通行文字隶书书写，是为《今古尚书》。《尧典》为其中的一篇。近人以为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着，又经春秋战国时人补订而成。伪《古文尚书》把下半篇分出，并加二十八字，作为《舜典》。这里节录的一段文字，记载了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之一是“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着长久的影响。由于“诗言志”概括的说明了诗歌表现作家思想感情的特点，也就涉及到诗的认识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与“诗言志”这一特点相联系的另一方面，则是诗的教育作用。“志”，既然是是人的思想感情，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古代统治者把这种思想概括成诗能“持其性情”，并十分重视诗所言的“志”的性质。从孔子提倡诗“无邪”，到后来的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以至提倡“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一系列的努力都集中在诗之“志”必须符合其本阶级的道德规范。另一些人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说明另有不同倾向的诗歌。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教育作用。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志”长期被解释成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情”被视为是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有时甚至产生激烈的争辩。唐孔颖达的《毛诗序正义》早已看出，“志”与“情”是一个东西，“言志”与“缘情”并无本质的区别。这种对立的理论主张之所以在文学批评史上出现，其实质则是要求诗歌发挥不同的教育作用，是不同的政治思想要求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尧典》这段文字也说明了在文学发展初期，诗、乐、舞的紧密联系。从文学起源的情况看来，一般的是伴随劳动节奏而产生音乐，因音乐而产生歌辞。在当时，乐和诗同样起着“言志”和教育人的作用。所以《荀子·乐论》说：“君子以钟鼓道志。”《周礼·大司乐》说：“以乐语教国子。”诗与乐到后来才发展成两个独立的部门，产生以“声”为用的乐，和以“义”为用的诗。至于诗、乐、为、舞的紧密结合，《吕氏春秋·古乐》也有所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尧典》所述此可以互相印证。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学起源的重要历史史料。《尚书》是我国现存的较早的古籍。“诗言志”是早期的诗歌理论。它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源远流长。毛泽东同志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书写“诗言志”三字赠给文学工作者，给这一理论注进了新的内容。《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只称《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后来儒家学派把它奉为经典，习惯上就称为《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〇五篇，全部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合乐歌词，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等地。全书根据乐调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作者既有人民群众，也有士大夫贵族。但其时尚无专门作家，作者的姓名基本上都已无法考订。形式以四言为主，往往重章迭句，反复咏唱。其中有不少作品成功的运用了赋、比、兴手法，富于艺术性。在这三〇五篇诗歌里，有少数作品已经谈到了作诗的目的。在比较明确的十一条中，八例为讽，三例为颂。但不论是讽是颂，实际上都是“诗言志”的具体的发展和运用。这些例证表明，在当时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人们已经把诗歌创作和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运用诗歌积极干预生活，或者讽刺丑恶的事物，或者赞颂美好的事物。十一例中，讽占多数，绝非偶然。这不但反映了《诗经》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如把颂美的三例（《卷阿》、《嵩高》、《烝民》）稍加分析，则还可以发下，这三例实际上也多少带有讽的意味。总之，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美好的事物常常受到损害，不合理的现象大量存在，讽乃是人们对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的主要认识。这个认识不但是《诗经》中的大量讽刺诗所由产生的思想基础，而且也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认识。《国语·周语》记载召公谏厉王使卫巫监谤，就有这样的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你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类似的话在《晋语》和《左传》襄公十四年也都有所记载。可见，当时社会上早就公认讽刺诗是诗歌的主要职能。正如清人程廷祚所说：“诗人自不讳刺，而诗之本教，盖在于是矣。胡可以不察耶？”（《诗论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认识一直贯穿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影响历代进步诗人，推动历代进步诗论，促进了大量具有讽刺意味的作品产生。荀子就高呼：“天下不治，请陈佹诗。”（《荀子·赋篇》）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刘勰说：“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为上，此为情而造文也。”（《文心雕龙·情采》）他们都认识到了讽产生于愤。至于白居易的讽喻诗和诗论，则是这个传统的发展。在长期的古代社会里，诗以讽为主，这是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至于颂诗，固然有不少谀媚权贵的作品，但其中也有一些篇章在扶植美好事物方面产生过积极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按照生活的不同需要，诗的这两方面的传统必将具有新的内容，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论语》《论语》是用语录体写的最早一部儒家“经典”。书中记录孔子和他周围人物的言论和行动。撰写的不止一人，成书可能在曾参逝世的公元前四三六年以后。《论语》原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现存《鲁论》二十篇。这里选录的是有关文学方面的一些言论。孔子被称为儒家的创始人。他特别强调文和道德的联系，提出“有德者必有言”的看法。《诗三百》是一部文学作品，但他在和子贡、子夏讨论其中某些篇章时，却把文艺作品道德伦理化。他还进一步把《诗三百》归结为“无邪”，将全部作品说成为都符合他所宣扬的“仁”“礼”等的要求。他认为诗和道德修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后来《礼记·孔子间局》进一步推演阐发为“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诗三百》在儒家心目中，主要成了伦理道德修养的教科书。孔子很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学作品有感染力量，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读者从文学作品中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这就是观。群是指“群居相切磋”，互相启发，互相砥砺。怨是指“怨刺上政”，以促使政治改善。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文学的艺术特征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而他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论述比较全面。在孔子以前，人们对文学的社会作用尽管已经有了一些认识，然而讲的比较零碎，孔子在概括前人成果的同时，对诗的社会作用作了较有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理论上比前人发展了一步。当然，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有其具体的阶级内容，归根结底是为了“是父”“事君”，为统治者服务。结合他讲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的言论来看，他的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仁”“礼”等同样渗透在兴观群怨说中。孔子论诗乐很重视中和之美，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说：“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所谓中和之美，是他哲学理论上的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的建立。崇尚中和之美的孔子，对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民间乐曲采取轻视、排斥的态度，说“郑声淫”，主张“放郑声”。而对于《韶》、《武》古乐则推崇备至，所谓“行厦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反映出他复古守旧的倾向。在秦汉时期，人们所使用的“文学”这一概念，含义比较广泛。孔子经常讲到的“文”，是指包括文章在内的文化学术的总称。他讲的“诗”，是指《诗三百》，是文学作品。在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诗依附于乐而存在，而孔子在论述中往往诗乐并提，有时则专门论诗，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诗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在逐步提高，诗也在逐步地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在孔子的时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处于始创阶段，他在诗歌社会作用等问题上的论述，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文学本身的特征，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数据，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他的兴观群怨说就是这样。梁钟嵘在《诗品序》中以具体的事例，突出说明了群和怨，清王夫之在《诗绎》中从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出发，对兴观群怨的相互关系作了精辟的阐发。又如，后代的一些文论家在论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时，都曾受到过孔子讲的“文质彬彬”等有关论点的启发。《墨子》墨翟，鲁国（一说宋国）人，墨家的始创者，生活于战国初叶。《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墨子》一书，是墨子的弟子们根据笔记整理而成，虽非墨子亲手写定，但其内容主要是墨子的思想，也包括有后期墨家学派的思想。这里节录的是《墨子》《非乐上》《非命上》和《小取》中的一些断片。墨子所讲的文学也是广义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学术文、政论文。墨子文学思想的要点是“尚用”与“尚质”。他在《非命上》中说：“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利者也。”为了使文学发挥对政治的作用，他主张“言有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是指言必有据，以古代圣王言行为准则；“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是说立言要从实际出发，以百姓的实际体验为依据；“广（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强调立言着文要考虑客观上对于政治的实际效果。三表是墨子提出的立言、着文的原则和标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墨子强调作品的实用价值，认为应该“先质而后文”（见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引《说苑》《墨子》佚文）并提出反对“以文害用”（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见解。墨子从“尚用”、“尚质”的观点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他在《非乐上》中说明统治者的音乐享受，从乐器设备讲到音乐演奏，都是从剥夺民财民力而来，对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都很不利。他还进一步指出，音乐艺术的享受，无论是对于从事整治活动的统治者，或者是对于从事劳动生产的被统治者，都没有任何益处，只能带来损失。他的结论是：“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在当时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墨子反对儒家大力提倡音乐以助长贵族奢侈享乐的生活，斥责统治者欣赏音乐就是“巧夺民衣食之财”，这些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看法。墨子反对统治阶级把精神享受建立在对人民进行剥削掠夺的基础上，同时又指出，他并非不知道那些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他之所以主张“非乐”，是因为它们“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这就透露了他的非乐是小生产者的观点的一种反映。《荀子》《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著作者荀况，字卿，越国人，生活年代后于孟轲。他吸取、改造并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也吸取了战国其它学派的思想，成了战国后期的重要思想家。《荀子》书中直接谈到文学的不多，这里节录的是《荀子》的《劝学》、《非相》、《非十二子》、《儒效》、《正论》、《乐论》、《正名》等篇中的断片。荀子论“言”，有如下几个主要论点：一、特别强调道，认为“辩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这是一种文以明道的主张。道的实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