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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要在组织的承受能力之内，和组织能够匹配。要有适当的力度把握，也要有可行的步骤和流程□中商国际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思卓现代管理中，一个熟知的观点是：企业不变革是等死，变革是找死。所以爱也变革，恨也变革，怕也变革，难怪西方许多领导人都带着对变革的复杂情结，把它称之为“变革怪兽”（thechangemonster）。那么，怎样才能找死不死，置之死地而后生呢？变革，之所以令人惊恐，是因为各种阻力和不可预测风险组合造成的。在我们的身边，不乏因变革而死的组织和个人。你看历史上的商鞅、李斯，都是因变革而生，同样又因变革而死。其实，知难不难，找到了变革之道，成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就是一部非常实用的领导变革的教科书。变革，会遇到哪些方面的阻力、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领导变革？我们通过胡玫导演的《汉武大帝》对景帝、晁错、七王之乱的描述，不仅可以重温历史、欣赏故事，同样，我们可以领悟到很多关于如何领导变革的方法论。汉灭秦之后，汉高祖对诸王采取了怀柔政策，诸王势力日益强大，文帝时代，已见其害，景帝登基后，这种分封制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威胁了国家利益。不变革，朝廷就是等死。晁错，汉景帝时代御史大夫，对朝廷忠心耿耿，在推动政府体制变革的时候，身先士卒。但是在这一场较量中，却因政治经验不纯熟、勇有余而谋不济，招来了杀身之祸，成为变革悲剧中的找死者。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精彩的剪辑，来看晁错在削藩政策上的变革所带来的后果。这一段虽然没有直接描述晁错，但从中可以直接看到晁错的悲剧。景帝三年，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一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时值匈奴猖獗，如何处理晁错和七王之乱？令景帝心力憔悴。一日，景帝召见袁盎：“你就是袁盎，窦婴说，你有不战而胜的妙策！”景帝道。“陛下，愚臣倒是有个办法，不过……”，当时晁错在旁，袁盎欲言又止。见到袁盎如此，景帝将晁错及其他随从支开，关门和袁盎单独聊了起来。景帝恕袁盎无罪，让其大胆说明其观点。袁盎道：“愚臣窃以为，只要舍去一人，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就可以安定刘姓宗室中诸王的心。”“其实，眼前的一切祸乱，都是晁错一手造成的，诸王宗室尾大不掉，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啊，治顽疾，需用缓药，急则必崩。晁错依仗陛下的信任，目空一切，刚愎自用，擅乱祖制，任用酷吏，罗织冤案。实际是借削藩扩大自己的势力，其用心不轨，与商鞅、李斯如出一辙啊，陛下。天下嚣嚣，皆为晁错，举国无人不谓其可杀。而陛下不除他，那怨恨都集中在陛下一个人身上啊，所以，刘濞才有了起兵谋反的理由，所以他才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用以蛊惑人心……”“放肆。”景帝实在听不下去了，但袁盎还没完没了，虽马上伏地跪下，但嘴上不停。“陛下，虽然就是杀了晁错也未必能平息暴乱，但至少可以使诸王宗室中骑墙观望者安定啊，心怀不满者出一口怨气，可以收回天下多半人的心呢。”“退下！”景帝大怒，自己走了。“陛下，陛下，陛下……”袁盎不想放弃。朝议，太后出席，但没有晁错，景帝黯然问道：“晁错大夫今天没有来啊？”“奉太后之命，今天不宣晁大夫到廷！”有人回答。“今天朝议，太后也驾临了，现在的局势是很紧张，如何才能稳住大局，稳定人心，今天可以再议一下。”景帝心情沉重。“陛下，下臣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拟联名参奏，御史大夫晁错，辜负天子信任，把持朝政，乱国体以谋私利，肆意更乱祖制，擅自削藩之令，引起诸王祸乱，搅扰海内不安，实为罪魁祸首，致使宗庙倾覆。”“依汉律，擅变乱祖制者，罪诛九族，臣叩请陛下明断、革除晁错御史大夫职爵，下廷尉署依律审断，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陈嘉谨奏。”张欧首先上奏要杀了晁错。景帝拿着呈上来的奏折，一动不动，他太难决断了，良久低头不语。但是，太后却没有迟疑，她站了起来，对满朝文武，宣布了她的决定，“皇上准奏。”景帝没有说什么，可能，他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决定。御史大夫晁错，以朝服被腰斩，文帝时代，青年政治家贾谊的青春夭折与景帝时代晁错这位杰出政治家的蒙冤而死，成为文景时代，两大最著名的政治悲剧。变革要下险胜的棋局，有勇更要有谋晁错死得冤枉，错在哪里？我们先单独说说晁错的问题，然后从先人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正如景帝自己所说：晁错啊，晁错，你的名字里面为什么就偏偏有一个错字呢？其实，他本身没有错。在剧中，晁错本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朝廷忠心耿耿。只是，在削藩之事上，他激起了众怒，才招来最后的杀身之祸。我们看袁盎怎么说：“眼前的一切祸乱，都是晁错一手造成的。”他把七王之乱的罪责，全都推到了晁错一个人的身上。“晁错依仗陛下的信任，目空一切，刚愎自用，擅乱祖制，任用酷吏，罗织冤案。实际是借削藩扩大自己的势力，其用心不轨，与商鞅、李斯如出一辙啊，陛下。天下嚣嚣，皆为晁错，举国无人不谓其可杀。而陛下不除他，那怨恨都集中在陛下一个人身上啊，所以，刘濞才有了起兵谋反的理由，所以他才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用以蛊惑人心……”变革，要在组织和成员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进行，晁错很显然忽略了这一点，作为政治家，他却没有政治家的头脑。对于削藩，晁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操之过急了。在这件事情上，他只考虑到了该不该做，却没有考虑到能不能做。正如袁盎所言：“诸王宗室尾大不掉，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啊，治顽疾，需用缓药，急则必崩。”晁错却用了猛药，把朝廷，更把自己逼上绝路。在苏东坡著名的《晁错论》里，谈到了反和乱是一个国家最难对付的难题：“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难以预测，危机潜伏。如果静观其变，却又害怕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为时已晚，局面无可收拾。如果强行解决，却又“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不能得信于民。这种两难的事情，“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是那种急于求成的人所不能胜任的。晁错，错在忠而不明，错在勇而不明。从晁错的悲剧，我们再来看变革的问题。变革要动别人的奶酪，审时又要度势无论是个体或者群体，其生存的基础都在于“平衡”，不平衡则会有乱。所以当组织在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办法使其趋于平衡。对于一个组织而言，趋于平衡的变革，不可避免要重新进行利益分配。所以，一定会削弱某些个体的力量，就像我们前面情节中反映的那样，藩王尾大不掉，威胁朝廷，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削弱藩王的力量。在现代企业，变革你可能会动了员工的奶酪，同样你可能会动了某一位或者一部分高管的奶酪。但是，在现代的社会制度之下，每个人都会努力去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这会形成一股阻碍变革的力量。晁错下削藩之令，从权力、势力范围限制各藩，必然会招来不满，当这种不满汇集成为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于是，吴、楚带头造反了，还打着“清君侧的口号”。七王叛乱，晁错的急功近利是直接原因。其实早在汉文帝时代，晁错就曾向文帝上书削藩，完了还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对于晁错的急于削藩，文帝却做了巧妙回答：“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文帝的理念值得现代企业家借鉴。变革要拆别人的房舍，有法还要有度变革，是要打破原来的局限，建立新的秩序。这如同拆掉别人的房屋重新建立新的。如此，在原来结构下的“居民”当然不能容忍你的“胡来”。张欧怎么参晁错：“御史大夫晁错，辜负天子信任，把持朝政，乱国体以谋私利，肆意更乱祖制，擅自削藩之令，引起诸王祸乱，搅扰海内不安，实为罪魁祸首，致使宗庙倾覆。”说晁错乱改前朝制度，才导致了七王之乱，是使国家患难的罪魁祸首。对于晁错，对于改革者，这种组织和制度会给他带来多少压力？我们再看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在政治方面他大刀阔斧。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结果弄得那些利益的既得者对其恨之入骨，秦惠王即位后，商鞅立马就被人报复。最后以谋逆罪被捉拿之并惨遭车裂。所以，变革，要在组织的承受能力之内，和组织能够匹配。要有适当的力度把握，也要有可行的步骤和流程。变革要改别人的习惯，攻心重于攻城在晁错的那个组织里，势力庞大的诸王各自称霸一方，有的已经习惯于接近甚至超过皇帝的生活水准和行为习惯，变革则将改变其已经习惯了的一切。所以，对于晁错的削藩之令极为不满，恨之入骨。对于突如其来的变革，会有许多来自于文化、习惯等各方面的隐性阻力。如果说原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个人和个人、个人与原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那么，我们所实施的变革，就意味着改变别人已经形成的关系和行为方式，改变别人已经成熟的默契，因这种改变产生的不满情绪而带来的无形阻力，原因是复杂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治疗病入膏肓的患者，需要更高的医术一样。在变革中的领导者，需要洞悉人性人心，思想变革先于组织变革。景帝是个善于反思的人，正是吸取了七王之乱的惨痛教训，在后来的一系列变革中如财政、军事、外交、吏制方面的改革，才做到了张弛有道，兴废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