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启示

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启示摘要: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实践家，他否定了实用主义教育观，创造了“生活即教育”理论，为旧中国的教育探索了一条新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当今的教育教学改革十分有益。陶行知主张“教学做合一”。这一提法实际上就是注重实践。他在办学中一向主张学校既不能培养“人上人”的剥削者，又不能培养“人下人”的奴隶，而只能培养“人中人”，使每个人受到教育后，都能“做工、求知、管政治”，做国家的主人。因此，陶行知在办教育中非常重视实践活动，在他创办的一系列学校里，要求学生手脑并用，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④。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是以“做”为中心，“教的方法是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是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先生在做上教是真教，学生在做上学是实学。”倡导学用结合的又一例证是，晓庄学校图书馆的名字叫“书呆子莫来馆”。陶校长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陶行知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做出了很大贡献。陶行知与杜威都是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去研究教育现象的，但“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却包含着迥然不同的内容，陶行知曾经郑重声明道：我的生活教育是真的，杜威的生活教育是假的，“拿生活教育来说……可发现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主张‘教育即生活’；另一种主张是‘生活既教育’。我……把生活教育的特质指出来；……使大家知道把假的生活教育和真的生活教育分别出来。”杜威宣称，他讲的教育是“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的教育”，认为“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是“有联系的”他的“新教育哲学信奉某种经验的实验的哲学”，他的“进步教育急迫的需要一种以经验哲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启示陶行知（1891---1946），近现代中国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杰出的教育实践家。他也是最具有批评精神和创造精神的教育开拓者。他博大的教育思想，求真的教育实践，行知合一的师德风范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不愧为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陶行知教育家早就已提出，如“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学相长”、“爱满天下”、“师生共生活”等。经过八十多年的考验，这些理论不仅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留学美国，在伊利诺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究教育，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回国后，即以毕生的精力投身于教育事业，致力于教育的改造，探索中国人民的教育新路。从20世纪20年代始，他抱着救国救民之心，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运动。他是当今世界所知晓的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从陶行知600多万字的著作中，精心挑选了约200篇最基本也是较为重要的教育名篇，其内容包、括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生活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幼儿教育思想、普及教育思想和德育思想。针对中国传统教育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的现状，陶行知先生主张学生要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强调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受到教育。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关于“生活即教育”，他是这样说的“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并且说“生活决定教育”。在他看来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J．杜威（1859---1952）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当时美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大工业的出现客观上要求劳动者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具有适应生产大变动的多方面的才能。然而，当时美国的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都是承袭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学校传统，形式主义的，呆板的教育占统治地位，杜威的实用主义即在此种背景中产生。杜威的教育思想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主张“教育即生活”，反对传统的“课堂中心”。他认为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教育是不断地改造经验，重新组织经验的过程。根据这一思想，他宣传“教育即生活、不是生活的预备”的理论，并由此提出“学校即社会”，他主张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搬到学校的教育过程中去，使学校成为一个“雏形的小社会”。（2）主张“学生中心”，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杜威说：“在学校里学生的生活成为决定一切的目的，凡促进学生成长的必要措施都集中在这个方面”。他说：“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场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3）主张“从做中学”，反对传统教育的“书本中心”。杜威认为，“在做事里面求学问”，比“专靠听来的学问好得多”。学校课程的真正中心应是学生本身的社会活动，学生应“从做中学”，从自身的活动中去感受新知。为此，他提出要以生活化和活动教学代替传统的课堂教学，以学生的亲身经验代替书本传授的知识。陶行知师从于杜威，但决不照搬仪型杜威，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在1919年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杜威来华访问和讲学，在他的学生如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的大力宣传下，极大的推动了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进而掀起了一些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热潮，陶行知便是其中的一员。然而，经过若干年的教育实践，陶行知深感处处碰壁，进而觉悟到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要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教育理论；同时，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他认识到不应该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应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还将自己的名字“陶知行”改成“陶行知”，以字示志，也表明自己所倡导的“生活即教育”不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翻版，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十分丰富，他在实践中创立的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中心的教育理论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在这一理论中，“生活即教育”是教育观，“社会即学校”是领域论，“教学做合一”则是方法论、是核心。他在《生活教育》一文中写道：“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的、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说‘生活即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是毕业……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中又指出：“什么是生活？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以前有人说，礼（即行为习惯）是养成的，那是与生活即教育相通的。”陶行知说：“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因为在这样的办法下，不论校内校外都可以做师生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社会即学校”并不是把学校和社会的大环境等同起来，而是要求学生面向社会，学习内容来源于社会，培养对象服务于社会，到社会中去学习。社会所需要的，就是学生所要学习的。陶行知的这一观点遭到了反对派的“学校消亡论”等责难。其实这一观点是承“生活即教育”而来的，是要办大众教育。实际上陶行知并没有把无边的社会当学校。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哪一个不是有目的，有制度，有教材，有校舍。③“社会即学校”阐述的是一种教育思想，而不是一种机械的形式。陶行知主张“教学做合一”。这一提法实际上就是注重实践。他在办学中一向主张学校既不能培养“人上人”的剥削者，又不能培养“人下人”的奴隶，而只能培养“人中人”，使每个人受到教育后，都能“做工、求知、管政治”，做国家的主人。因此，陶行知在办教育中非常重视实践活动，在他创办的一系列学校里，要求学生手脑并用，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④。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是以“做”为中心，“教的方法是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是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先生在做上教是真教，学生在做上学是实学。”倡导学用结合的又一例证是，晓庄学校图书馆的名字叫“书呆子莫来馆”。陶校长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陶行知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与杜威“从做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这些见解在认识论上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因而“教学做合一”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从保重中学”就有了区别。但是陶行知所说的“行”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实践还不同，他所说的“行”还只是个人狭隘的琐碎的活动。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山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惊疑地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更惊疑了。这时陶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