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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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距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多远——《先生》读后感郑东新区外国语学校张精丽徜徉在《先生》这本厚重的书里,与民国时期最伟大的十位“先生”近距离接触,我时而激动,时而愤慨,更多的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教书育人生活,不停地叩问自己的灵魂:我距离陈寅格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多远?我是一个合格的“教书匠”吗?我未满十八岁走上三尺讲台,成了一名乡村老师,是农村“稀罕”的吃皇粮的人。我的外婆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她活着的时候,七十多岁吧,每次见到我,总会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当先生了,要好好教人家孩子多识字!别老拿着尺子打人家孩子手!”我妈总会在旁边纠正:“现在早就不叫先生了,叫老师。”而外婆下次见到我,总会重复同样的话,没有人的时候,还会拉着我的手说:“你这么小,咋能当好先生呢?能教会人家孩子识很多字吗?”当时总嫌外婆啰嗦,觉得她可笑,她心目中的好“先生”就是能教会孩子们识更多的字。现在想想外婆的话包含了对“教书先生”多少的期待与敬仰啊!而我心目中的“教书先生”就是陈寅格先生这等模样的,就是现在凝固在中山大学陈寅格故居北侧草地上,“倔强地抿着嘴,为学生上课时的一座铜像”的形象化身。“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傅斯年高度评价陈先生:“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2陈先生1909年从复旦公学毕业,去西洋留学13年,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精通8种外语。留学期间,生活艰苦,却对学习丝毫不松懈。1926年,他既没有文凭又不出名,却被请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导师,研究院主任吴宓力荐他是因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格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精髓——既有极好的国学功底,又在西方顶尖大学吸收了最先进的方法论。他授课时,不仅学生来听课,教授们也常来听课。他被称为是“教授的教授”。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格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季羡林回忆说:“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当我读到这些文字时,恨自己没有出生于那个年代,不能做他的学生,不能在台下聆听他对中西文化的见解与独特看法。这样的教授,这样的学识,我此生却没有机会能遇见!他之所能够学富五车,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与他强烈的求知欲、勤奋学习的态度密不可分。他是个典型的官三代、富三代,但他在国外留学时,总是穿着不合脚的鞋子走很远的路去听课读书,以致微跛。还有,他绝对没有把获得文凭看作是出国学习的终极目的。因为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或许,他骨子里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向往与追求,3才会促使他丝毫不懈怠地汲取西方文化。如果他只专注于一个“具体专题”,怎能会在留学的13年内,获得如此渊博的学识呢?我更折服于他没有随波逐流,没有为了混文凭而留学13年,没有变成小说《围城》中方鸿渐的样子来。回到我的教学生活中来,感觉真是惭愧无比。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工作二十三年有余,但除了做好我的日常工作,可曾在其他方面有所探索?少有。除了被日常工作束缚手脚之余,也不是没有任何时间可用于学习的。可就是骨子里的惰性束缚住了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不愿主动去学习。这样的生活学习模式,怎会拥有大学问?身边像我这样的老师有很多,与其说是繁琐的教学工作束缚住了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不如说是随波逐流的惰性让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停留在原地。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真不敢问自己:我距离大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多远?他对教书有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他的女儿们回忆道:父亲去课堂授课,不提皮包或书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着书本,大多是线装书。用不同颜色的包袱皮,以示区别不同类别的书籍。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工作归来,通常仍会伏案至深夜。他的这些教书细节,在今天看来,其行为有些迂腐了,但足足可以感受到他是怀着何等“虔诚”的心态来走近、学习、传播这些中国文化的。他对教书这件事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把教书这件事4看得是那么神圣。1944年12月12日早上,陈先生起床后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左眼也看清事物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发大女儿赶紧去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读到这里时,我皮肤上的汗毛骤然竖起来了。如果不是在这本书里看到这引动细节,我真的难以想像一位大学教授会把给学生授课看得如此重要。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居然会首先考虑到不能按时给学生上课!1946年11月,双目失明的陈先生开始授课,每次讲两小时,中间休息十分钟。1953年至1958年,他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他女儿回忆说:“父亲多次对我们说过,即使每年开同以前一样的课程,每届讲授内容都必须有更新,加入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发现,绝不能一成不变。前人讲的内容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的。”他的课难度太高,总是课越上学生就越少。但不管是站满了人,还是只有一个人,他总是一视同仁。他的讲课观点,他的“先生”修为,在今天的校园里,有几人能做到这样的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不断超越?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这让他累,也让他了不起!他把教书这件事看得近乎神圣,他对教育事业真是怀着一腔宗教徒般的热情与忠诚!再回过神来审视自己的灵魂,我能做到对教书工作的几分热情与忠诚呢?相比陈先生当年的工作环境,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实在优越。教学设备先进,学习渠道多样化,但有时候还是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5教学工作中来。当我懈怠时,我会不停地叩问自己:我是一个合格的“教书匠”吗?我距离教书匠陈寅格先生“教书匠”的标准还有多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这篇写于1929年的《海宁王静安生生纪念碑》,陈先生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刻在了自己的墓碑上。他认为,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误,完全可以商讨争论。但若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无法发扬真理,研究学术。他其实主张实事求是地做学术,将此视做永恒,如日月之光。他说,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纵观陈先生的一生,因为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才使他能够在动荡的年代,摒弃外界干扰,留学13年,潜心学习,精通8种外语,在西方多所顶尖大学里求学,没有为了所谓的文凭而学习一个专题,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中西文化。正因为他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才会面对牛津大学首次聘请他为专职教授,却不为所动,执意留在国内尽一个中国学者的本分。正因为他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才会在双眼几乎失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37年在香港时,生活艰难,他宁可以典当衣物过活,也拒不接受日本人的官职、金钱、食物利诱。这种穷困伴随他一生,他的身体之差多是营养不良造成的。61964年,他用口述的方式,耗时10年完成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柳如是别传》。在他的笔下,一个青楼女子,在明清交替之际,竟比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通过这部著作把我们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跟自由之思想表现了出来。陈先生在动荡的民国时代,无论贫困交加,国家危难,都能恪守着自己灵魂栖息着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实为难得!“先生”一词对于陈寅格来说,真的是一种称谓,一种修为!《先生》一书中的这些学贯中西的学者、教授、校长、“乡村教育的圣人”,他们才有资格被称为是“先生”。他们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守拙、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时,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愿陈寅格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我们耳边常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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