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学术经典

《王国维学术经典》序王静安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很著名的一位学者，对于哲学、美学、文学、历史（包括中国戏曲史）、考古、小学等学科都有专门研究，并作出了开拓性的历史贡献。尤其在历史、考古领域造诣很高，论著丰赡。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学术思想史，他是一位不可忽视、不能绕过的重镇。就是这样一位一流学者，在出版业发达的中国大陆上至今还看不到他的全集出版，而那么多外表华美的东西，什么选集、全集，什么平装本、精装本，却反复出版，放在书店橱窗里，久蒙风尘，无人问津。目睹这种轻重倒置的现象，令人感到悲伤，慨叹不已。！现在所能看到的王静安的著述，有台湾出版的全集，但要想得到它却有滔滔大海相隔，且书价高得令我们这些“穷酸”咋舌。4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搜集较丰，但也不是全集。80年代初，上海古籍书店出版了它的影印本，改名为《王国维遗书》，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此书是各种单行本的汇辑，目录、页码都未作统一编排，又无标点，阅读、查找、援引都很不方便。即使如此，此书在书店也早已脱销了。几年前，有人曾编辑出版过王静安的美学文学论文选，不长的时间便告售缺，想买的人盼望再版，至今也无消息。最近我得到令人高兴的信息：干春松同志和孟彦弘先生合作编选了王静安哲学、美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文章选集，被选进的文章都进行了标点，并认真加以考订，这是一桩功德无量之事，定会受到学界及广大读者的欢迎。在付梓之前，干春松同志命我为序加以评介。此乃嘉惠读者之好事，又是朋友之嘱托与信任，却之不恭，忝为之。聂振斌1996年8月27日编辑说明最初编辑这本《王国维学术经典》的缘起是与叶秀山先生的一次闲谈。当时，《哲学动态》杂志拟创办一个反映哲学人物的生活趣闻琐事的栏目，因叶先生写的关于沈有鼎等先生回忆文章很有读者缘，所以我去征求他的意见并希望他给写一则开篇。交谈中不觉话题转到了王国维，特别谈到了王国维的“可爱而不可信”，“可信而不可爱”这些名句，及关于“境界”的诗化概括，认为学术文章之文采对于突出学术观点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恰好当时我正在翻检清末西学东渐中国人对于叔本华研究、介绍的一些材料，其中王国维的早期学术思想和晚年自沉颐和园与叔氏悲观思想的关系一直引起我的兴趣，因此谈话颇受教益。这次谈话后，我便设法搜罗更多的有关王国维的著作来读，但是除了诸家蜂出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等几本文艺著作有简体横排标点本问世外，无论是《观堂集林》、《王国维遗书》，还是台湾大通书局的《王国维先生全集》都是影印本，繁体字，无标点，读起来比较费事，坊间并无较全面反映王国维思想的选本问世，遂不揣愚陋，编辑此文集。文集的编辑大致是按内容来分的，上卷主要收录哲学、文艺学著作；下卷主要收录历史学著作。因为王国维的治学路径恰好也是由哲学转向文艺最后治历史，这么分也符合历史顺序（其中略有变动）。主要的底本是《王国维遗书》和《观堂集林》，里面的文章，排列顺序原则上也依底本上的先后顺序。为了使读者能全面了解王国维的生平和著作，我们还编制了年谱和著作目录，作为文集的附录。本书的编辑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特别是参考了周锡山编校的《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人间词话》参照了滕咸惠校注的《人间词话新注（修订本）》（齐鲁书社1989年版），书信参照了吴铎等《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特致谢意。本文集在编缉过程中还得到了许多老师、朋友的帮助。此外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图书馆的轷老师热心帮助查找图书资料，著名美学家聂振斌还专门为本文集作序，均令人不胜感佩。编者1996年8月于北京海淀区新村静庵文集自序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后渐觉其有矛盾之处，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此意于《叔本华及尼采》一文中始畅发之。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进，取前说而读之，亦一快也。故并诸杂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间思想上之陈迹云尔。光绪三十一年秋八月，海宁王国维自序。自序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馀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然此十年间进步之迹，有可言焉。夫怀旧之感，恒笃于暮年；进取之方，不容于反顾。余年甫壮，而学未成，冀一篑以为山，行百里而未半。然举前十年之进步，以为后此十年二十年进步之券，非敢自喜，抑亦自策励之一道也。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馀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己。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亦不能专力于是矣。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雠之役。二月而上虞罗君振玉等私立之东文学社成，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焉。汪君许之，然馆事颇剧，无自习之暇，故半年中之进步，不如同学诸子远甚。夏六月，又以病足归里，数月而愈。愈而复至沪，则时务报馆已闭，罗君乃使治社之庶务，而免其学资。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学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其时担任数学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顾君勤于教授，其时所用藤泽博士之算术代数两教科书，问题殆以万计，同学三四人者，无一问题不解，君亦无一不校阅也。又一年，而值庚子之变，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文学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时方毕第三读本，乃购第四第五读本，归里自习之。日尽一二课，必以能解为度，不解者且置之。而北乱稍定，罗君乃助以资，使游学于日本。亦从藤田君之劝，拟专修理学。故抵日本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此外如洛克休蒙之书，亦时涉猎及之。近数年来为学之大略如此。顾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朋友谈论，则涉猎杂书。唯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而已。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故书十年间之进步，非徒以为责他日进步之券，亦将以励今之人使不自馁也。若夫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此则汪氏中所谓“斯有天致，非由人力，虽情符曩哲，未足多矜”者，固不暇为世告焉。自序二前篇既述数年间为学之事，兹复就为学之结果述之：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此又后人之通病。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矣。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力乏，而遽绝望于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不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逭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日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俟诸天之所为欤！论性今吾人对一事物，虽互相反对之议论，皆得持之而有故，言之而成理，则其事物必非吾人所能知者也。“二加二为四”，“二点之间只可引一直线”，无论何人，未有能反对之者也。因果之相嬗，质力之不灭，无论何人，未有能反对之者也。数学及物理学之所以为最确实之知识者，岂不以此矣乎？今《孟子》之言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曰：“人之性恶。”二者皆互相反对之说也，然皆持之而有故，言之而成理，然则吾人之于人性固有不可知者在欤？孔子之所以罕言性与命者，固非无故欤？且于人性论中，不但得容反对之说而已，于一人之说中，亦不得不自相矛盾。《孟子》曰：“人之性善，在求其放心而已。”然使之放其心者谁欤？《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然所以能伪者何故欤？汗德曰：“道德之于人心，无上之命令也。”何以未几而又有根恶之说欤？叔本华曰：“吾人之根本，生活之欲也。”然所谓拒绝生活之欲者，又何自来欤？古今东西之论性，未有不自相矛盾者。使性之为物，如数及空间之性质然，吾人之知之也既确，而其言之也无不同，则吾人虽昌言有论人性之权利可也。试问吾人果有此权利否乎？今论人性者之反对矛盾如此，则性之为物，固不能不视为超乎吾人之知识外也。今夫吾人之所可得而知者，一先天的知识，一后天的知识也。先天的知识，如空间时间之形式，及悟性之范畴，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