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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典籍及其收藏藏文典籍的形成藏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之一，而藏文典籍则是祖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按照通常的说法，藏文是在公元7世纪中叶由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文臣脱米桑布扎创造的。随着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创制藏文的定论开始动摇，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被认为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因此，藏文的历史应该更早一些。吐蕃初期的文献资料有的刻在木简上，有的写在皮张上，还有的刻在石崖、石碑上，铸在鼎上，写在贝叶上。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在青藏高原建立第一座寺院即桑耶寺之后，在吐蕃王室的主持下，开始大规模翻译印度的梵文佛经和汉地的汉文佛经。藏王赤松德赞时，就把当时的已经翻译的全部佛典先后编成著名的《旁塘目录》《钦浦目录》《登噶目录》三部目录(前两部已失)。而这三大目录的编纂为后期系统编纂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藏文典籍在11世纪前是以翻译佛典为主，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各个教派的形成，自11世纪以来，藏族的贤者大德们有关佛经注疏和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著作越来越多，卷帙浩繁，成为藏文典籍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俄藏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藏文文献刊本为目前所知最早的藏文刻本，充分说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已经有了藏文雕刻技术。而印刷技术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献中关于藏文雕版印刷最早的记录为14世纪初。元朝僧录管主干元大德六年(1302年)曾印装西番字《乾陀股若白伞》30余件、经咒10余部，散施西藏等处，流通诵读。这是元代较早刻印藏文书籍的记录，但这些印刷品没有保留下来。因此，“元代”这一过渡时期是否有藏文印刷品，在后世有不同的争论，公认明永乐八年(1410年)刊刻的《南京版大藏经》开创了藏文木刻印刷的先河。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藏文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在西藏哲蚌寺、夏鲁寺、民族文化宫等地发现一批元版藏文典籍，其中《量里宝藏》《时轮摄略经》《中观根本经》《阿毗达磨集论》《阿毗达磨藏》《庄严经论》《量抉择量》《量里宝藏》《三律祥释》《甘露要义八支秘密诀窍续(四部医典)》《金光明经》《本续密要释》《时轮摄略经》《时轮经?无垢光广释》等均在1284～1351年间刊印。这一发现不仅为藏文元版找到了实物根据，而且能够填补这一时期藏文出版史的空白。雕版印刷技术在以拉萨为中心的藏区推广后，1390年左右，帕竹政权第五任贡玛扎巴坚参(阐化王)对印书事业大力倡导，还亲自主持把萨迦五祖师的论著刻印出书。这项工程需要相当雄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力量才能完成，这标志着藏族本身的雕版印刷事业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1407年1月，噶玛巴活佛德银协巴(1384～1415年)奉旨抵达南京，受到皇帝及僧俗的隆重欢迎。永乐八年，他将依据蔡巴《甘珠尔》手抄本刊刻永乐版《甘珠尔》，这是目前所存最早的藏文《大藏经》印刷品。此外还刻印了《丹珠尔》中的6篇著作。永乐版《甘珠尔》印刷后送往藏区，先后赠送大宝法王德银协巴、大乘法王贡嘎扎西(1349～1425年)和大慈法王释迦耶西(1352～1435年)每人一套。这对于藏区佛教文化和雕版印刷事业的普及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426年，仁蚌县官朗卡桑布作施主将宗喀巴论著刻版印刷，全集19帙，俗称“噶丹旧版”。木版至“文革”前一直保存于噶丹嵩吉康参。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噶玛派红帽系第六世活佛曲吉旺秋校订，翻刻永乐版《甘珠尔》，并增刻《丹珠尔》42函，以黑字印行，称为万历版。1608年，云南丽江府土司索南热丹延聘第六世噶玛巴红帽系活佛曲吉旺秋前来，以蔡巴《甘珠尔》的手抄本为底本，与其他版本校勘，雕刻印行《甘珠尔》大藏经，历时15年，共有108函。后因战火，丽江版《甘珠尔》迁运到理塘寺印刷成书，故又称理塘版《甘珠尔》。理塘版是藏区刊印《甘珠尔》的最早的版本，它标志着藏族本身的雕版印刷事业已发展到了成熟阶段。此印版毁于1908年的战乱中。五世达赖喇嘛精通各教派之显密教法，16岁从卡仲曲则处学习书法并编纂300余函经籍目录。他创建拉萨布达拉印书院，召集了一人批刻印工匠，刊刻了不少经籍。第司?桑杰加措阅识广博，胆略过人，他27岁时被任命为第司，造百余部珍宝写本《甘珠尔》，此外特别在穷秦哇达则以布顿大师《丹珠尔目录》为基础，又增加219种，新造《丹珠尔》215函。1689年，还主持整理五世达赖喇嘛之前的诸种文集。著有《目录加持速降》。据《目录加持速降》记载的数量看，共89函。一函按300页500计，其刻版27000块，字数总计约有2.7亿之巨。公元17世纪开始，藏族地区的雕版印刷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形成了若干大型印刷中心。除雕版印刷佛经典籍以外，有关藏族的历史、文学、语言、科技等方面的著述都是由印经院雕版印刷。比较著名的印经院有17世纪末修建的纳塘寺印经院，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修建的卓尼禅定寺印经院、1729年(清雍正七年)的德格、拉萨印经院，1827年修建的塔尔寺，第二世嘉木样(1728～1791年)时期修建的拉卜楞寺印经院等。除以上六大印经院外，各大寺院也设有印经院，这些印经院雕刻印刷了数千部典籍。曾经有人作过粗略统计，如果将整个藏区印经院的刻版排列在一起，足以环绕地球一周。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和蒙古地区传播，藏文雕刻印刷在这些地区也十分盛行。蒙古地区的五当昭寺设立了译经和印经处。呼和浩特附近创建的黄泉寺印经院刊刻了《藏文大藏经》，《喀尔喀至尊阿旺克珠全集》《喀尔喀阿旺白登全集》《阿旺耶西土登全集》《夏仲法尊阿旺才让全集》也均从蒙古地区刊刻。内地除了明永乐版、万历版《藏文大藏经》等以外，较大规模的藏文雕版印刷活动发生在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始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四月末完成。雍正二年(1724年)续刻了《丹珠尔》。1711年，章嘉阿旺洛桑曲登(1642～1714年)70岁返回北京，购置法渊寺及周围基地，赖诺门汗之资助建寺造像。次年，皇帝赐名嵩祝寺，百余喇嘛为之开光。该寺设有印经院。雍正二年续刻的《丹珠尔》在此雕刻。另外该院雕刻印刷了大量的藏文文献，仅存于中国民族图书馆的藏文典籍文献中就有13家全集，达70余函。藏文典籍的特点藏文文献外观基本为长条形，即所谓“梵夹本”。这种图书形式的出现与藏区接受早期印度文化有关。梵夹本形式传到藏区后，藏人利用当地木料资源优势，在木板上刊刻藏文典籍，形成今天人们所见到的长条形图书。藏区使用版料多用桦树，一般将直径10厘米左右的桦木截取用作版料，印出来的自然是长方形。这种长条形书籍对于僧人和一些读书人来说，一是携带方便，随时取读；二是阅读方便，藏人喜欢盘腿坐，坐后可将长条书放在腿上展读。藏文“梵夹本”规格标准一般分大中小三种版式，即“箭杆本”60×9厘米、“肘长本”55～60厘米×9厘米、“短条书”55×9厘米。版式的大小与豪华程度除取决于书的内容外，印者财力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各印经院所刊没有统一标准，甚至还有12×5厘米的袖珍刻本，也有超大版式，俗称“门式版”。藏文梵夹本书籍将函、卷、类、名称列为专页置于前面书页，一部书的头几页通常写有颂文，书的末尾通常详细载有著者名、成书年代、刻版地点及时间、赞助人等内容。另外，每一页左侧边框外标明卷品、页码、类别等。藏义10籍的装帧形式除了常见的长条式以外，受汉文典籍经折装影响，一部分藏文典籍亦有经折装的装帧形式，与汉文典籍所不同的是将图书长卷按一定高度上下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可以随时上下展读。这种装帧形式主要为内地雕版印刷者采用，目前见到的只有《丽江版大藏经》和明版《吉祥怖畏金刚宝瓶生次》等几部。另外还有缝头装，即印刷后沿着典籍长条上方或左边用线装订，左边装订类似现代书；上边用线装订书从下往上翻，土要内容以年历、受发录、长颂咒语、医学手册、账本为多，均为抄本。宁夏出土西夏时期的藏文典籍中有一些藏文蝴蝶装刊本，即《圣观自在大悲总特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特功能依经录》，不同的是每版左右页面直对着，左面第一行连接着右面第一行，其余依次类推。藏文属拼音文字，书写方向从左往右。藏文典籍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甘珠尔》《丹珠尔》为主，较为系统、完整地翻译传承了印度佛教文献，同时有历代藏族贤者著述论著，留下浩如烟海的佛教文献。自11世纪以来，有关历史、语言、文化的撰著越来越多，卷帙浩繁，成为藏文典籍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概括了大小五明(工艺、医学、声明学、因明学及佛学为大五明；修辞学、词藻学、韵律学、历算学等为小五明)，另外在历史和传记方面的著作也较多，有编年史、王统史、民族历史、民族关系史、宗教史、教法传承史、家族史、自传、秘传、史事胜迹志、地方志、寺庙志等史书，以及道歌、格言和以呗赞杂咏其问的说唱文学，阐述古印度文化以及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的论著也不少。因此，藏文典籍不仅数量可观，内容也丰富多彩。从收藏的角度来说，藏文典籍收藏的主要力量是寺院，其次是民间。1949年以前，藏区寺院是其文化中心，据统计90％以上的藏文典籍收藏于寺院，其余在农牧民家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上世纪60年代，民族文化宫在短短5年内搜集藏文典籍8000余函，80年代开始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国家图书馆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联合求得德格印经院所有藏版印经，又从塔尔寺求得所有藏版印经。西藏自治区图书馆也从社会上征集藏文典籍近1万函。还有各大专院校都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藏文典籍。但是，大部分藏文典籍仍收藏于各大寺院或民间，这也是藏文典籍的一大特点。国内藏文典籍的收藏我国藏文典籍相对集中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和北京市。主要藏于寺院、图书馆、档案馆，一些科研院校也有一定的藏量。据六省市藏文典籍协作会议统计，目前国内收藏藏文典籍有元、明、清、民国时期的藏文文献300余万件，约60万函，其数量仅次于汉文典籍。西藏对于藏文典籍的收藏量居国内首位，最多的是布达拉宫，收藏3万余函，多存放于各殿橱柜中。布达拉宫文物管理处主持出版3巨册简目。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藏1万余函，其中原北京民族文化宫归还部分约1600余函。西藏历史档案馆可谓名副其实的档案库，各类档案琳琅满日，共计300多万件。尚存纳塘版《甘珠尔》《丹珠尔》、德格版《丹珠尔》等。这里另藏9万余块经版，均为第十三世达赖1926年时重刊之文集。后藏著名寺院萨迦寺藏有大量典籍，其中手写本居多。最近该寺又发现沉睡了700多年的鲜为人知的经书墙。据目前可供研究的资料显示，经书墙上有2万多部8万多册经书，典籍的文字绝大多数用金粉浮雕。传说这些藏书均为珍贵的手抄本，以佛教经典为主。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的行宫，那里所藏6000余函典籍中，只有1000余函是原件，其余多是征集过来或新影印的。纳塘寺以刊刻新旧《甘珠尔》与《丹珠尔》著名，藏有部分经典与8000多块纳塘经版。“文革”时期，经版旧处流散，甚至有的当地板铺地。重建寺院后，征集同收，已达到现有规模，其中部分经版藏于扎什伦布寺。白居寺建于13世纪，是藏区免遭“文革”破坏的少数寺院之一，藏有《甘珠尔》《丹珠尔》等典籍。噶举派寺院热隆寺地处后藏，藏有大量8～9世纪的写本，与敦煌卷子无太大差别，为藏文第二次厘定前的文献。另外，西藏的山南、昌都、阿里、林芝等地亦收藏有不少藏文典籍，民间个人手中的藏书更不胜枚举。甘肃拉卜楞寺是由嘉木样一世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创建。1785年嘉木样二世第二次赴藏，布施各寺白银7万两，收集贵重书籍1万余部，次年运回拉卜楞寺。寺内还设有印经院，大量刊刻印度佛经、西藏贤者著述和本寺高僧著作，至清末，共藏典籍6万余函，分全集、哲学、密宗、医药、声明、韵学、历史、传记、历算等。其中有极为珍贵的贝叶经两部，一为印度阿底夏大师亲颂，一为印度圣者华尔旦大华智哇亲写。该寺虽历经火灾等诸多磨难，藏书损失严重，但寺属藏经阁仍存有藏文典籍6.27万余函，还保存有木刻经版7万余块。除了拉卜楞寺所藏典籍外，甘肃碌曲县郎木寺、夏河县德隆寺、合作市阿木去乎寺、博位寺、卓尼禅定寺等七县一市108座寺院中，收藏典籍约14万部。近期武威发现藏文典籍，既有佛教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