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三次变革的历史启示

1晚清三次变革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启示严格地说，中国近代化进程是从晚清开始的。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一个西方近代文明与中国民族主义互动的一个过程：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文明的挑战，统治者和社会政治精英不断反思自己的统治策略和政治体制，采取各种措施向西方靠拢；面对“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民族主义情绪在朝野上下不断上扬。所以，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所有变革具有既学习西方，又具有抵制西方的双重性质。晚清中国，由统治层发动的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重要变革有三次：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三次变革，在认识层面上一次比一次深入，在变革范围上一次比一次宽泛。每一次变革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三次变革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一、矛盾与困惑：晚清的三次变革的曲折进程洋务运动源于鸦片战争。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令清廷上下感到西方强权政治和国内呼吁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双重压力。总结战败的教训，清朝统治层主流派认为中西的根本差异在于器械的落后。议政王奕訢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2]这两位权臣的话在当时的清廷，颇有代表性。于是一场以“求强”、“求富”为主题的洋务运动在19世纪60－90年代展开。在洋务运动中，一大批近代军工企业在中国建立起来，而军工企业的开办，又附属地产生了一大批近代民用、民办企业。对于洋务运动，李鸿章非常乐观，他说：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叫该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3]历史在此似乎表明：中国近代化的工业框架就要构成，中国已经露出跨入近代化国家行列的征兆。但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平坦。洋务运动从始至终充满着矛盾与困惑，充满着权力的交锋与管理的腐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败于小小邻国日本之手，成为国人奇耻大辱，洋务运动的成果亦在一战之间消失殆尽。面对耻辱的战绩，洋务派一时尴尬无2言。从物质技术层面学习西方既遭败绩，那中国的近代化之路如何走？一些政治精英认为，洋务乃器艺之末，中国之发达在于高层次的政治制度的全面变革。于是，维新变法派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他们认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地相通，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弛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4]效法日本、全面维新便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派认准的真理。比起洋务运动而言，戊戌变法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范围要广得多，已经从低层面的物质技术方面转向了政治体制和文化方面。梁启超说：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5]基于此观点，一些维新派在变法初期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设议院的主张。但维新派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在保守派强大的攻势面前，维新派不得不妥协。最后，康、梁仅仅建议光绪“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6]“勿去旧衙门，而为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7]至于设议院，那是未来之事，当前的重点却是办学校：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8]维新派的妥协使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几十条包括经济、军事、文化方面改革的诏令，无一条涉及维新派在初期宣传得最厉害的政治层面的改革。即使是这样，戊戌变法仍遭到了死抱“祖宗之法不可变”观点的慈禧的镇压。光绪及康有为等成了大清几百年保守思维定势的牺牲品，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余全部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且变法的措施与维新派的初衷还有差异，但它毕竟在“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坚冰上打开一个缺口，使“变法”的理念得到广泛的传播，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庚子事件后，国内外的形势使慈禧意识到：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权力巩固、江山不易的根本在于能否拿出一个能堵住中国人的嘴、使中国在实际上能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变革方案来。1901年1月29日，清廷以光绪名义，谕示天下：世有万世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深念近数十年来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9]3同年10月，慈禧下谕，表明变法决心，令大臣“实力奉行”。于是，以镇压改革出名的慈禧尴尬地举起了“回銮新政”变革的旗帜，而此时距戊戌政变仅才两年时间。如果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仅仅是从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进行局部变革探索的话，那么，清末新政便是在总结前两次变革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全面改革。从推行的时间上看，它持续了整整11年，戊戌变法与之无法相比。从其推行的范围上来看，它以中央的既定国策为基础，自上而下在全国推行，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涉及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国防、文化教育、法制建设、社会公益事业等各个方面。但清政府的这些“新政”措施不但没有能够把自己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进而给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带来转机，反而使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一场以保路运动为导火索的武昌起义，引起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最后导致了清朝的崩溃，“新政”以失败而告别历史的舞台。二、资鉴与启示：晚清三次变革的当代意义为什么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三次变革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它给我们当今的改革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这是我们研究历史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对历史现象、进程、人物的诠释必然要有一个相同的历史语境，我们不可以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去诠释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但如何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为当代人提供资鉴？这就涉及到一个历史研究的范式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历史与现实当中找到一个可供分析用的理论中介，这个理论中介，就是历史研究的范式。目前，研究近代中国各种变革的理论范式有两种：“反三座大山的革命范式”和“现代化理论范式”。笔者以为，还可以有第三种研究范式，即转型社会理论范式。在转型社会理论范式中，晚清三次变革与当今改革可以有理论上的共构性。我们知道，晚清中国与当今的中国有许多的不同，如：两者的时代不同，国际背景不同，中国在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性质不同，执政者的性质不同，改革的历史前提不同，时代的主题不同，两者的物质基础不同等等，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不同来。但二者之间又有许多共同点：二者都属于转型时期的社会，晚清中国是由封建落后国家向近代自由主义国家转型（没有完成），当代中国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向中等发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转型（正在进行）；二者都是在相似的外部文明（西方文明）的挑战下，由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层通过自上而下的程序来进行政策创新，以适应内外对比所形成的国内压力的挑战；二者所面临的社会多元化的压力是一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利益分化，不同阶层利益关系发生变动，权力与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亲和力和离心力变化等，这所有4一切都是在转型社会改革过程中影响社会变迁与政治冲突的重要因素，它们的变迁与冲突必然引起转型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形成更为社会与经济多元化的结构模式。这些都是不同时期的转型社会改革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所以，从近代转型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转型社会改革的通约性。从这个视角看，晚清社会的三次变革对当代中国的变革有以下重要资鉴和启示。（一）在转型社会时期，经济层面的进步和发展往往是社会首要的、迫切的要求，经济层面的改革往往容易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但是，在经济层面进步的同时，政治层面的改革必须跟上。晚清中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基础薄弱，是各种社会矛盾爆发的关节点，也是清政府屡战屡败的终极原因。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原理，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本身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至少在带动中国自己的民族产业兴起方面，功不可没。但洋务运动为什么最终没有完成中国近代化的目标？这是由于：清政府在谋求经济层面的变革时，政治层面的变革没有跟上。政治体制的封建性，是洋务运动不能良性发展的根本原因。洋务运动期间所办企业本是学于西方，但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思想指导下，这些企业无论在组织或经营管理方面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局、厂衙门化，它们上面有总督、巡抚监督，还要受总理衙门节制，主持局务者称为总办，襄理局务者为会办，下面还有提调、委员、司事等等，这套官场的职别，与厘金局、善后局等毫无差别，而负责生产的另有一套人员，大的局、厂有有华洋监督、总工程师、工程师监工等，小的局、厂有领工、匠目、工匠、艺徒等。难怪张之洞说：换一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三、四十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故司员两项，几至二百，实属冗滥。[10]这种政企一体、附属于封建衙门的企业，非但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将政治上的腐败带入局、厂，使企业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管理腐败。自然不能实现“求富”“求强”的目标了。这在表面上看，似乎是管理体制的问题，但根源上却是政治层面上的封建性而引起的。当上层建筑成为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上层建筑必须进行改革。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封建性与市场经济的企业体制是一对尖锐的矛盾，这对矛盾的同一是以政治制度的封建性变革为前提。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与近代一样，仍然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基础落后的5基础上进行的，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层面进步的同时，政治层面的改革必须跟上，否则，它就会成为生产力进步的桎梏。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胡锦涛同志总揽全局，以巨大的理论开拓勇气，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为新时期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笔者以为，科学发展观有一个重要的内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协调发展，惟其如此，我国的改革开放才能全面和可持续。当前，我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随着改革的进行，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腐败问题屡禁不止，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日益恶化，这都不是仅仅只靠经济的发展就能够解决的，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就必须在领导国家实现经济层面进步的同时，不断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转型社会的政治改革，应避免急躁主义、拿来主义，政治改革的发动者要有充足的、能使改革措施切实实行的权力资源。晚清中国社会的危机压力感和文化挫则感，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人们从未感受到“亡国亡种”会如此迫在眉睫。因此，当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在寻找救治的药方的时候，往往急躁地、不加分析地将自己认为良好的、具有普适性的社会制度拿来使用，犯急躁主义和拿来主义的错误。转型社会的危机感越强，这种倾向也就越强。这实际上就是“急病求医悖论”。急诊室里的急病病人，为了医治自己的疾病，往往将以前的相似疗方不加分析地拿来自己使用，实际上，这未必是适合自己的药方。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梁，清末新政的政治精英，都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的确存在一个能医治中国垢病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现实地存在于西方，并已经发生了良好的效果，只要中国人能够把这种制度拿过来用，西方的效果在中国的出现便指日可待。所以，不管是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有一个共有的通病：不顾中西各自的国情和实施的社会条件，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其结果便导致“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社会严重失序，引发失范的社会危机，给改革中的反对派留下反击的契机和口实。这是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失败的一个共同原因。戊戌变法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的发动者没有充足的权力资源使改革切实、有序地进行。从权力的合法性来看，光绪是合法的最高统治者，但问题是他本身不握有实权，他与慈禧资历的对比决定了他不具备有充足的、使改革有序进行的权力资源。对许多官员的调任，光绪都无能为力，诚如梁启超所言：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而不奉维新之令也。[12]所以，戊戌变法在决策层获得的支持率极低，而各级下级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