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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气的发现：（瑞典药剂师席勒1773年首先通过分解硝酸盐、氧化物、碳酸盐等制得氧气。由于坚持燃素说，他认为是空气中的这种“火气”与燃烧物中的燃素相结合的过程。1774年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勒独立分解出氧，但命名“脱燃素空气”。拉瓦锡摆脱燃素说，于1777年正式提出燃烧的氧化学说，认为燃烧是可燃物与氧发生化合的反应）。可见，科学事实的发现有赖于科学理论背景的转换。理论框架不一样的科学家，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对于同一事物要么视而不见或者先入之见。如何正确认识观察与理论的关系？最早，是纯粹中性观察。纯观察说实质上把观察过程等同于纯粹的生理反应过程，即把观察看作类似于摄相机镜头的物理成像状态。之后，汉森的《科学发现的模式》提出观察渗透理论。持不同的理论观点的人可能会对同一对象形成不同的观察结果。其实，观察和理论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观察和理论的这种关系是由观察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所决定的。观察的主观性决定了理论必须依赖观察；观察的客观性决定了理论必然依赖观察。观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决定了观察与理论的辩证统一。二：DDT案例：20世纪40年代之前，当大面积虫害困扰农业生产时，人们曾经几乎束手无策，蝗虫、螟虫等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大敌。瑞士化学家米勒（P.H.Muller，1899－1965）于1939年首次将DDT制成用以防治棉铃虫、蚊、蝇等的杀虫剂，并申请了专利。1942年正式投放市场。这种杀虫剂能够独死活者扑灭危害作物、果树、树木、仓储和环境中的昆虫等。从40年代以来，全世界都广泛使用DDT。首先，这项发明被立即用于战争，为预防昆虫传播的虫媒传染疾病尤其是用于控制疟疾和伤寒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千万参战的军人免受了疾病的侵扰。接着，DDT被广泛用于农业，因为消除了病虫害，农业大幅度增收，50年代末全世界大约有500万人因此免于饿死。米勒因为第一个合成了高效有机杀虫剂DDT，并广泛用于农业、畜牧业、林业和卫生保健事业，获得了194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令米勒始料未及的是，DDT的危害也逐渐显露出来。DDT在杀死了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益虫，从北极的冰块到新生儿的血液中，DDT无所不在，污染了全世界，对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给人类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祸害。首先，昆虫体内产生了强大的耐药性，导致用量大幅度增加；第二，稳定高效曾被认为是优秀杀虫剂的一个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导致农药残留，残留的农药进入生物体内逐渐富集后浓度增加产生毒性，结果是包括人在内的食物链动植物又受到了污染，大量动植物以及人类本身因此而死亡。1973年1月1日，美国正式禁止使用DDT，中国也于1983年正式禁止使用。案例分析：技术是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所掌握的物质手段、方法和知识等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人们利用技术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技术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舒适、高效、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负面影响，而当技术一旦发生失控时还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技术的属性是二重的，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技术的属性是两者的对立统一体。在技术与其主体发生的相互关系中，技术的两重性显现为技术价值的两重性，即技术的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共存于技术同其主体的关系之中。大多数灾难的出现与发生，大都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技术价值的内部关系和各种影响因素。DDT事件是化学品滥用的结果，就是属于对技术的自然属性没有充分认识，如果我们能对其自然属性充分认识，对技术的预测更完善一点，控制更完全一点，也许DDT化学品泛滥事件将得到遏制。通过对这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通常灾难的发生不外乎两方面原因导致，一种是对技术本身自然属性的不理解，一种是对技术社会价值内部之间关系的不协调。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技术本身，掌握其自然属性，遵循客观规律，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犯愚蠢的错误，避免大多数的灾难的发生。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了解技术的社会价值，其中包括技术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乃至生态价值和伦理价值等。我们需要综合衡量，不要单纯为了某一方面的价值而肆意伤害其它的价值，要达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并且不破坏生态和人文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虽然每项技术均存在负面的价值，可能导致灾难的发生，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对技术望而止步或者悲观失望。技术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阶梯，技术进步让人类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所以我们需要正确地看待科学技术，人类虽说不能杜绝技术的负面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可以通过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减少技术的负面效应。如人们可以通过发明清洁生产技术，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要相信，技术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我们要尽量减少技术负面效应的发生。只要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我们人类就能和自然协调发展。三：巴尔的摩事件科学自主权的限度巴尔的摩事件决非偶然，它只是科学界众多弄虚作假案中的一例，它从侧面反映出科学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缺陷。在现代，科学的体制化、科学家角色职业化，使得追求真理不再是科学活动的惟一要求，功利性已开始成为科学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由于科学内部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奖励系统实现的，谋求独创性的成果，争取社会承认，自然会成为科学家行为内在的激励因素。当科学家有了对社会承认的强烈渴望以后，就难以用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研究。因此，仅仅依靠科学内部的规范机制则难以防范科学家的越轨行为。在作假事件日益增多的今天，特别需要健全科学内部的评价机制和建立权威的查处机构。四、可持续发展内容：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生态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在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环境，包括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保证以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经济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它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社会可持续发展：以改善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为目的，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应包括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们享有平等、自由、教育等各项权利的社会环境。本质：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本质的是创新，就是在价值观上从过去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发展观是一种以知识为内核，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以社会文明为基础的新型文明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意义：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一旦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社会发展是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在把人类利益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的同时应尊重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把人们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改变了传统认识论对主客体关系的处理，即不再只是把客体当作主体认识和改造、征服与获取资源的对象，而主张在自然和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实现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德班会议：11月28日至12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问题，是德班大会期待解决的首个关键问题。但在这一议题上，各国矛盾重重，达成一致殊非易事。议题：1、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量化减排指标；2、明确非公约发达国家在公约下承担与其它发达国家可比的减排承诺；3、落实有关资金、技术转让方面的安排；4、细化《坎昆协议》中有关“三合”和透明度的具体安排。德班气候大会取得积极成果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于当地时间2011年12月11日凌晨在南非德班开幕，会议原定于12月9日晚闭幕，但由于各方对部分焦点问题分歧严重，争执不下，最后拖至当地时间11日凌晨闭幕。大会通过了《议定书》工作组和《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的决议，宣布继续《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从2013年开始实施。大会还决定，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并将于2012年上半年投入工作，不晚于2015年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公约》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与此同时，绿色气候基金正式在德班启动。但由于发达国家缺乏政治诚意，“巴厘路线图”谈判仍未完成。2.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表示，德班大会取得了五方面积极成果：一是坚持了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就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作出了安排；三是在资金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四是在坎昆协议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适应、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的机制安排；五是深入讨论了2020年后进一步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并明确了相关进程，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3.中国对德班大会的成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表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必须要有，绿色气候基金必须兑现”，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对2020年之后的减排新安排持灵活态度，对德班大会后到2020年这段时间的进程持灵活开放的态度。“对2020年后的安排，必须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要确保环境的整体性。”中国的态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对德班大会的成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4.关于中国参加2020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需要通过谈判达成，要满足五项条件：一是必须有《京都议定书》和第二承诺期；二是发达国家要兑现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和2020年前每年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建立监督和执行机制；三是落实适应、技术转让、森林、透明度、能力建设等共识，建立相应的机制；四是加快对各国兑现承诺、落实行动情况的评估，确保2015年之前完成科学评估；五是只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的原则，确保环境的整体性，中国将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当地时间12月3日晚上发布《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平衡的碳空间和碳金融预算》报告，报告是由基础四国专家在四国部长级会议领导下完成，报告为如何分配剩余大气空间和分配发展时间及资源提供了可操作依据，并提出了南南合作机制创新性建议。报告核心内容是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公平的谈预算额度，公平地享有减缓成果，为提高基础四国人民生活质量摆脱贫困争取发展时间。为此，基础四国专家在报告中以碳预算额度方式来计算和分配各国份额。报告分别检验了资源共担和努力/压力公担的行动方案，未来21世纪前页，在全球气温2度以内的概率为50%的条件下，全球碳预算仅为1440Gt。换句话说，在保证2050年前全球升温2度的前提下，报告以碳预算方式计算了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到2050年所有碳排放量，减去工业化开始到现在的排放量，最后剩下的排放量以一个时期内人口为准按人均分配碳排放量，各国之间以碳交易的方式互通有无，达到碳排放的公平和各国发展的可持续。《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已经通过提前消费超额碳排放空间取得了相当发展水平，这在公平碳排放空间条件下无法完成，他们只给发展中国家留下不多的碳排放空间，而发展中国家还要发展。要扭转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家固然要落实自愿减排行动，发达国家更要在其碳边界内展开工作。为此，报告对缔约方间如何共同努力、共担压力给出了若干指标，分析了基于可持续发展权益的人均累计排放含义等。四国专家都指出对于地球表面温度的改变发达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发达国家需要进一步承诺并补足资金缝隙。报告满足了建立全球长期减排目标的需求，将可持续发展与长期减排目标联系起来。报告提出了一个创新性建议――南南合作机制。基础四国专家已经展开讨论，就如何加强发展中大国间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这些发展中大国已经用掉50%公平配给的碳空间，需要加强合作。基础四国谈判代表在发布会上都表示对此报告的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