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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运行挑战与机遇并行，各经济体不断交织和博弈，力求寻找经济发展新空间。2019年，中国经济如何突出重围抢占新起点？传统企业如何完成产业转型与升级？新兴产业如何展开颠覆式创新？投融资机构如何抵御金融风险？创业者如何发掘新风口？新时代中国力量何去何从，尚待揭晓。姚长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杨舒：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2018第十六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舒。我今天第一次参与这个盛会，感到非常荣幸。姚长盛：所以，这是第十六年了，我每次参加都会心潮澎湃。我们探讨了16年，到今年这个节点，竞争力这个词会显得分外的不一样，因为不光是这个会会办的更加像一个智库的平台，一个交流的方式，同时还有很多方法论的探讨。最关键的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改革开放40年。杨舒：没错，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从2003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16年，已经在业内形成了非常好的口碑，具有特别强大的影响力，它汇集了中国商界智库和顶级企业家的思想，探寻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它搭建了一个政府、企业、知名学者思想交锋和智慧交锋的平台。姚长盛：所以，今天我们还会一如既往的看到很多重要人物的出现，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在年底2018年的这个时刻去倾听他们怎么看过去这一年、两年、五年和过去的四五年，以及更重要的怎么去看未来。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数据非常有意思，跟各位分享一下，跟杨舒分享一下。如果把中国的经济总量按照2017年去推，美国跟中国是这样一个比值，美国是过去36年的增长推到1900年，也就是2017-1900年GDP增长36倍。中国如果往前倒退，这个年份是1987年，中国是走了这样一个曲线。所以，如果是按这个数来算，实际上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时间差是3.9倍。那就是我们今天办的第十六届年会，乘以3.9算一算。所以，我建议为《中国经营报》的企业竞争力年会再鼓一次掌，祝竞争力越来越强。杨舒：没错，说到竞争力，企业提升竞争力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就不可能打造如今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一流的企业。现在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8年确实是非常特殊的年份，因为我们看到国内、国际双重压力，而且形势比较严峻，在国际上我们看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也出现了一个趋势，这样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而纵观国内，下行压力比较大，而且系统性风险令人担忧。所以，在国内、国际双重压力的夹击下，到底面临十字路口的时候该如何选择，是对立还是合作，是开放还是封闭，相信是摆在每一个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重要的抉择。所以，今天要探讨的话题就是在接下来五年当中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制定了一个新目标，就是要寻求新变化，布局新增长，探索新模式，开放新格局，最大程度为创变中的中国找到新的起点和世界共识。姚长盛：本次论坛要感谢联合主办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及新浪财经的现场直播，同时本场年会通过中经报跟各位互动，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屏幕上访的二维码，通过中经报微信获得大会更多信息，同时把你想问的话可以发送到后台，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互动的通道。下面非常荣幸的首先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先生做开幕演讲，掌声欢迎！高培勇：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在当前的中国，减税降费无疑是一个高频次的词语，说到企业家们的期待，我想减税降费不是排在第一位，也会排在前列。讨论到企业竞争力问题的时候，恐怕也离不开减税降费这样一个中心的话题。但是，我们讨论减税降费不能仅仅停留在原则性的提法，抽象性的概念，而要深入到它的具体的实施路线。所以，我想今天提这样的话题，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减税降费？要让减税降费落到实处，如下的五个方面的问题是绕不开的。第一，为什么要减税降费？第二，给谁减税降费？第三，减降什么样的税费？第四，拿什么支撑减税降费？第五，以什么途径减税降费？这五个方面的话题要是放在过去，我们立刻就可以给出，因为在以往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背景条件下，减税降费无疑是由积极财政政策所覆盖的，在积极财政政策近等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语境当中，减税降费无疑是实施财政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所以，在那个时候，传统意义的减税降费是作为一个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实施工具来对待，但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发现减税降费的考察维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最突出的标志，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转折性变化之后，有几个关键词相继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根本途径在于改革，“改革行动+政策性的安排”。对比以往的提法，高速增长、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安排来实施宏观调控。我们发现，在今天的中国讨论减税降费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从两个维度，而不仅仅是一个维度来考虑它的实施路线。不妨我们按照两个维度做一下比较。请大家注意，我用的是一种天秤的摆放办法，一头沉一头轻，但是是两个方面的比较。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税降费？在当前的中国，我们面临的政策目标有两个：1.扩需求。2.降成本。在以扩需求为减税降费的政策目标条件下，我们所注重的是总量调节，而且注重的主要的基点是放在需求侧，它的基本路线图是不论是给企业减税降费，还是给个人减税降费，都是为了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个人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那么所带来的结果，或者是消费增加，或者是投资增加，最终是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如果沿着这样的路线走下来，扩需求为目标的减税降费的战略意图就是这样。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以降成本作为目标来减税降费我们发现，它第一层次着眼的是结构问题和供给侧的问题。也就是它的聚焦点是放在了结构和供给侧的。按照这样的一个聚焦点，它的基本行动路线首先减的是企业产品价格构成要素当中的税费的这么一个要素。任何一个产品假如是三部分构成，成本、税费、利润。但是，请大家注意，这里面的税费主要是生产环节的税费。因此，通过减税降费可以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下降，进而改善它的供给结构和质量的水平。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它是不一样的政策目标条件下掩盖了不一样的行动路线。第二，给谁减税降费？在过去所有的条件下，我们所说的减税降费往往不分企业和个人。一句给纳税人减税降费就可以涵盖了。因此在那样一种扩需求为政策目标的前提之下，我们所提的减税降费往往是总量型的减税降费，总量型的减税降费可以达到我们刚才所阐述的那样一个基本的行动目标，那就是通过给纳税人实施总量性的减税降费，可以扩大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消费投资，再进而扩大社会总需求。换一个角度，在降成本的目标条件下实施减税降费，这时候就要问你要降谁的成本，谁会发生成本？显然这里指的不是个人的消费成本，而是企业的经营成本。因此，这个时候的减税降费所瞄准的是社企的税费，不涉及企业的税费，往往不在降成本目标的减税降费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这时候减税降费必须是结构性的“减”和“将”而不是总量性的“减”和“将”。它的总体条件就是通过结构性的减税降费，使得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得以下降，再进而改善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第三，在明确了政策目标和给谁减税降费条件之下，第三个问题那就是减降什么样的税费。因为税费是一个统称，一定要落到具体项目上，我们国家现有的税减掉营业税之后还有17个，这17个要明确，究竟减哪一个税种的税。我们目前的收费据不完全统计有29个，这29个收费项目当中，也要明确减哪一个项目的税费。按照刚才的思维逻辑，如果把目标定在扩需求上，并且把目标锁定在一般意义的纳税人身上，这时候减税降费既可以间至少性的税费，也可以减间接性的税费，可以不加区分的去减。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是以减所得性的税费为主。我们在过去宏观经济政策当中，一旦讨论到减税的时候瞄准的是直接需求，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它也可以是增加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投资，增加总需求这样一个行动路线。但是，换一个新的角度，降成本，以降成本为政策目标，它瞄准的是给企业减税降费，减的是社企税费，这个时候要减什么税就不会考究了，既然是企业的税，就得是企业缴纳给政府的税，在企业缴纳给政府的税当中，如果瞄准的是降成本，还要减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所缴纳的政府的税费。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在目前的中国，我们看到要减流转性的税费，通过减流转性的税费，可以使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并且提升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结构。第四，拿什么去支撑减税降费？我们知道税收从来都是供应政府支出的，减了税收之后，降了收费之后，由此而造成的财政收入的规模拿什么去填补？请大家注意，在过去所有的政策目标条件下，我们的减税降费往往是以增列赤字作为来源，如果不是增列赤字，而是降低政府支出，通过减税降费实现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需求的扩大，又会被政府支出的削减所抵消，因此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在扩需求的目标条件下，减税降费无疑要以扩大赤字为支撑。但是，换一个角度，降成本为目标的减税降费，这时候发现为了真正意义的给企业减税降费，我们必须走节用裕民的道路，节约政府的支出来帮助或补贴企业和居民。所以这时候减税降费就必须要求以续建政府支出为基本前提。最后，以什么途径实施减税降费，是以制度变革的方式，还是以政策调整的方式也是有不同的考究。大家发现在以扩需求为目标的减税降费背景条件下，我们走的往往是税费政策调整的路子，通过暂时性的、临时性的税费政策调整来实现减税降费的目标。时过境迁，这样一种减税降费的政策就会停止，或转型其他的政策。但是，如果以降成本作为目标，我们发现这时候减税降费就不能不锁定于税费的制度改革，它是一种长远性的、战略性的这样一种减税降费，即便形势发生变化，这种减税降费的效应也是要持续加强。所以，在今天的背景条件下，当我们用两个维度分别考察减税降费的行动路线，并且以是否有利于降成本为标尺来考察它，我们会发现以降成本为目标的减税降费它是实质性的减税降费。为什么？因为第一，它会改变资源的配置逻辑。通过把政府占有的资源还给企业，从而调整资源配置格局。第二，当下和未来成本对企业而言都会下降，不仅当下的成本减少了，未来也会增加成本。第三，他是立足于长期发展的一种减税降费。换一个角度，扩需求。你会发现它可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减税降费，为什么？三个理由：第一，资源配置逻辑是不变的，只不过是以税收形式拿来的钱转换成以借债形式、赤字形式拿来的钱。第二，未来成本是会上升的，今天的减税降费所替换的举借国债将会给未来的国债还本付息支出，成本的叠加而带来未来税费成本的上升。第三，它追求的是一种短期的平衡，而不是着眼于长期的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立足于当下中国经济所呈现的外部冲击与国内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该选择什么样的减税降费？我想在座的各位嘉宾和企业家心中自有公论，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姚长盛：非常感谢高院长。今天的开幕演讲都这么震撼，开幕演讲都是大家今天想听的，高院长是财税方面的专家，尤其民营企业非常关心的减税问题，中国有一个减税的空间，减税的空间反复在探讨大还是不大，有人说有，有人说大，有人说不减也很正常，不管怎样，这个话题显得特别不一样，有可能1月1号增值税可能下调两个点，为了让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有更强的信心，第一个开幕演讲是用这种气势来进行的，下面迎接更大的气场，掌声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先生上台继续帮我们气场推向前方。蔡昉：大家上午好，我想处在中间的位置来谈一下，因为刚才高培勇讲到了减税降费政策最高层次的决策，同时对外它又是非常接地气，各位企业家非常关心，但是我们讲竞争力需要做一些经济学的思考，迎接新技术革命的经济学思考，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选这么一个题目来谈？这些年在经济各种各样的变革中，我们都知道新技术革命显示出崭新的特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特征，人们就开始给它用一些概念，第几次技术革命或者说人工智能革命，或者像达沃斯的创始人施瓦布教授讲到的，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他出版的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讲到了，这次工业革命发展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迫使我们反思国家发展方式，一是反思国家发展方式，二是反思组织创造价值的方式，然后是人类自身的意义。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思考这三个问题，对于经济学或者从事经济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