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读后感

《通往奴役之路》读后感“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不得不承认，这本让哈耶克在世界范围内奠定学术声誉的书有着一个让人很难忘记的书名，或许是因为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着强权方是真理，才让站在强权对立面会有怎样的遭遇成为一个人人都不愿想的可怕命题，但我相信不管事实上有多么可怕，其中一定有“奴役”的一份功劳。记得老师常常说一句话：“熟知非真知”。奴役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个词汇，但是什么是奴役？哈耶克所指的奴役又是什么？我想这是第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字典中解释奴役为“使人或动物像其奴隶一样为其从事劳役”，想来这并没有解决我的困惑，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未知名词——奴隶。自然我也可以用奴役去解释奴隶做“被奴役的人”，只是那样子我对于奴役的认识不过是变成“使人或动物像被奴役的人一样为其从事劳役”。显然这样的解释不能发挥任何实质作用，所以我简单的用缺乏自由来定义奴役。不幸的是，自由并不是一个比奴役容易描述的概念，但是从一贯强调法言法语的专业要求出发，自由倒不失为一个不错的中介概念以帮助讨论的展开。有人评价《通往奴役之路》精辟的论述了极权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维持的、其运行之规律、以及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等等。我非常认同这个判断。任何一本书都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哈耶克在这本书中作出的判断非常醒目的标明在封面上——计划经济引导民众通向奴役。换言之，伴随着计划经济民众将不断失去自由最终彻底的变成不自由。不过这引发了第二个问题：计划经济社会一定是集权社会吗？二集权的宿命哈耶克在整本书中持续的论证着西方国家热衷的福利国家建设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这里应该顺便谈谈同样致力于批判极权主义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和《1984》两部批判极权主义的讽喻小说为其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不朽声誉，但是哈耶克与奥威尔在批评极权主义的方式上有着巨大的区别，如果说奥威尔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细致入微的描述极权主义的残暴的话，哈耶克更专注于梳理并批判那些潜在的隐蔽着的在他看来会带来更大危险的观念——比如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就中国而言，至少在三十年的时间内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集体主义明确了个人和最大的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计划经济则调整任何一个经济实体与最大的经济实体——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自热而然的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同样的道理，否定了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也就等于掏空了社会主义。所以由此也可以旁证目下中国到底是在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哈耶克说：“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在书中论证的根本矛盾我以为是自发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动与行政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计划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说是计划者与被计划者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和任何经济体单位都是作为整个庞大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被组织，生产方向和生产计划至上而下的层层贯彻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于是在经济活动的生产过程中将导致事实上不依据实际需要去开展生产而是完全以下达指标去进行。虽则公开宣布的计划的目标是，人应当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事实上——由于在计划中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个人之仅仅作为工具将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种由当局用来为所谓“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类的抽象观念服务的工具。当中央机构取代了为盈利而奋斗的企业家接阶层时这或许是福音也或许是灾难。于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将从计划本身的好与坏演变成做出好的计划还是坏的计划，人们事实上倾向于我们能够设计出来一个接近完美的计划生产制度，一方面既能对未来的发展做出有力的前瞻另一方面又能协调当前的各种生产纠纷。三两个烂苹果？如果按照上面的逻辑推演下去，哈耶克需要继续论证的是计划经济本身的固有缺陷是不可克服的——人们不可能设计出来完美的计划，并且设计出来的计划都距离完美仍有遥远的距离。但是读书至此，我首先要从哈耶克的思维中抽身出来将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同样纳入考量范围。几十年中国的宣传与教育陈陈相因，最可怕的后果就是造就了一大批盲信者或者说抹杀了很多人的质疑精神，就像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的那样，宣传机器通过不断的“断言、传染、重复”直接跳过了事实判断教人进行以价值判断，比如资本主义永远是万恶的，社会主义绝对是真善美的，奉献精神是最伟大的精神，为自己牟利是可耻的精神等等。但是对于这每一个论断我们都应该追问一句“为什么”，而这就需要从事实中而非官方宣传中找出真相。我依然自设两问：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何者能够让更广泛的人群获得收益？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何者效率更高？一般来说，我倾向于承认计划经济能够给更广泛群体提供基本保障，比如最低生活保障，而且我以为我们也可以推断计划经济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上得分会较自由主义经济为高——事实上正是就业问题的日益严峻引爆了二十世纪计划经济的狂潮。但是哈耶克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然提出不能把就业问题作为凌驾于一切问题之上的核心问题——“在和平时期，应绝不容许一个单一目的绝对优选于其他一切目的，这甚至也适用于现在谁都承认的当务之急的目标，即克服失业的现象”。可以说，至少在保障这一方面，计划经济划下的底线比自由主义经济来得高。另一方面，在效率的探讨上，我以为这将是一个难以有定论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经济拥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潜力，但是哈耶克显然否定了这样单纯就某一具体行业来进行效率比较的意义，甚至他似乎也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在任何一个行业通过高强度的调动，计划经济都可以比自由主义经济做得好。而哈耶克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集中大量资源去办的那件大事对于社会而言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民众而言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在这里有必要引入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的另一样东西。机会成本小的具有比较优势。简单的讲，可以理解为把一定资源投入某一用途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并不是一个机会成本很低的投资行动，而且因为计划经济的主体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是调动所有社会成员的资源去投资，对于社会中相当多的成员而言这种投资对于他们自身没有任何意义，是一项机会成本趋向于无穷大的可怕灾难。费了这么些笔墨，我要表达的一个基本事实判断是：计划经济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坏——至少不比资本主义坏的更多，如果计划经济真的会引发邪恶的后果，那么表现似乎并不在经济层面。四权力的声音正如上文所论证的，如果计划经济在经济层面的表现上并没有过多的可责性，我们的目光自然的将转向政治层面。哈耶克曾断言：“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力而且睿智的判断，由于计划经济的组织是严格的金字塔，命令自上而下的传达，权力自然是自下而上的放大，最终权力必将高度集中于一点——不论这一点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于是这极少数人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国家的首脑与“人民”的表率。比权力的集中更可怕的是道义的沦陷，由于计划经济必然坚持集体主义观点，为某一“更为高尚”的利益作出牺牲成为一种被普遍承认宣扬和要求的观点，而这类观点又通常被简化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等等口号。于是，当首脑们以首脑身份发下号令宣布要部分人牺牲利益时，除了受害人本人所有人都会无限的认可和支持，因为这被视为是善良公民应有的义务，而受害人如果不愿做出牺牲就会站在国家社会和所有“人民”的对立面，而这将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事实上，哈耶克的观点至此已经非常明确，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罪在于对个人自由的戕害，并且这种戕害是一种没有上限的可怕存在。个人主义者总是坚持认为，在限定的范围内，应该允许个人遵循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价值和偏好，而且，在这些领域内，个人的目标体系应该至高无上而不屈从于他人的指令。而集体主义者显然认为，在需要的情况下，应该要求个人按照集体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价值和偏好，而且，在那种情形下，集体的需要应该至高无上的优先于个人的喜好。而基于这种逻辑预设，个人的自由将会荡然无存，因为在道义上个体已经绝对的屈从与集体成为次要的存在，只要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这种屈从就当然的正确。并且所有的抗辩都会淹没在众口一词的“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中。而生活在这种大环境中的民众个体将不得不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某一天自己就成为需要作出牺牲的对象，于是相应而言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努力的使别人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从而尽量的拖延自己的受难。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高唱着的永远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曲调，那就是权力的声音。五幸福在哪里直面历史，不得不承认哈耶克的担心在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中成为不断重复的人类灾难。不管是苏联的“肃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还是中国的“文革”，在个人自由没有保障的国度里一旦爆发起大的运动，受害最深重者必将是普通民众。而每年饿死无数人的朝鲜勒紧裤腰带也要每年花费巨资进行导弹试射，这与中国60年代德国30年代的做法何其相似？早在1890年，意大利学者莫斯卡就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取缔私有财产不仅不会带来财富的增长，而其也不会带来更高程度的社会正义，更多的友爱和相互理解，也不会更好的维护弱者的利益，减少强者的不当行为”。但是抛开各路学者对于各种主义的诸多偏见与偏爱，我提出的命题是什么是人类想要的幸福？无疑，财富，秩序，自由，健康这些都是重要的要素，但是即便这些重要的价值之间是否也存在不同的排序呢？如果一个坚持健康第一的人活在没有犯罪的国度里他一定幸福吗？又比如酷爱财富的人发现他最大的财产是自由的时候又会觉得真的开心吗？我甚至怀疑如果有一个每个人同等富裕同等健康同等自由的乌托邦，活在里面的人是否就一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建设一个能够满足所有人要求的大同社会，不但是过去，哪怕是将来，都不会有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组织形态。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生活的本源。”如果罗素先生的这个判断是真命题，那么任何违背多元化谋求一致性的努力都将产生负面的效果，无数伟人“环球同此凉热”的愿望或许最后都将以社会积蓄的反扑而告终。如同那些远去的热烈的社会主义鼓吹者，从没有人质疑她们伟大的道德情操以及坚韧的超人品质，然而如果他们的终极梦想就是建立一个个人人都要具备伟大道德情操随时准备牺牲的社会，这个社会恐怕也终难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