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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与盛世格局韩昇▲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书《温泉铭》拓本▲《贞观政要》▲《帝范》书页◆韩昇李世民的华丽转型说起唐太宗李世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楷模，但是，我们可能很容易就忽视他在登基之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李世民十六岁从军，一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敌人的血水浸透了他战袍，以至要回营换装再战。唐朝打江山的重大战役，三分之二以上是他指挥的，毛泽东评论古代军事家时认为最杰出的统帅有两位，一位是朱元璋，一位是李世民，而朱元璋不如李世民。评价之高，难有人可以望其项背。二十七岁时，李世民登基，这位完全是军人背景的皇帝，却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治盛世格局，道理何在呢？就在于他对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本质差异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曾经多次和大臣们讨论创业和守成哪个更难的问题，唐朝著名大臣魏征明确指出守成更难。为什么呢？因为以往的成就很容易让领导人把打天下的成功经验和手段简单地转用于治理天下，以军统政，只靠行政命令治理国家，高度集权，高压行政，简单粗暴，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国家，结果极大地侵蚀民生，隋朝38年灭亡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有鉴于此，治理国家必须转变军国体制，建立一套比较科学而民主的国家制度，以民为本。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实现自身的转变，从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统帅转型为文治的皇帝。常言道：“狡兔死，走狗烹。”天下已定，当然要刀枪入库。但是，唐太宗烹的不是开国功臣，而是自己的武力冲动。对于唐太宗这样一位年轻的常胜将军而言，他长于武而短于文，这个转型不啻收长补短，并不容易，是挑战，也是考验，必须赢得这场考试。对于文治天下的清醒认识，使得唐太宗及早地把国家的首要任务从军事转到了文治上来，不折腾，不走弯路。正己的新帝王学唐太宗和其他帝王迥然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认为打下天下之后，坐天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是非常可贵的思想，要换个人在别的朝代讲这番话，那就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正因为唐太宗认识到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他总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谨慎执政。唐太宗深知在集权制度下，皇帝握有最后的决断权，一言一行都会带来重大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慎而又慎。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时代，皇帝被粉饰为上天的代言人，成为光明与正义的象征，国家出了事情，就怪罪于臣下，君主永远都是正确的，这就是法家的帝王理论。但是，唐太宗改变了这套“帝王学”，把治乱的责任首先由皇帝来承担，提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的新帝王学，让皇帝承担起治乱的责任，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以此约束皇权。这并不是虚伪的宣传或者粉饰，唐太宗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在晚年还亲自将自己治国成功的经验和心得体会撰写成《帝范》一书，传给继承人李治，作为遗训，要他遵守。治国从治君开始，这是前所未闻的，但却是“贞观之治”成功的秘诀。与此恰成强烈对照的是武则天，她破坏了唐太宗制定的规矩，开告密之风，以权术治国，诿过于臣下，行专制之实。所以，她不需要自律的《帝范》，而是命令下属编写了《臣轨》，用于约束臣下。正己与正人，正是开明与专制的分水岭。确立“以德治国”的国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树立怎样的国策，给今后的国家和社会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唐太宗刚刚登基后不久，君臣之间就曾经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唐太宗回忆道：当初我对魏征说大乱之后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大乱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难当头，人都想求生，怕乱就盼望稳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调教。魏征说的就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道理。他还提出著名的治国原则，那就是“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也就是说统治者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样对待君主，这是相对应的，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如果实行以德治国的国策，就一定会成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国。在座的大臣们都觉得魏征说的是书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见办，国家必定大乱。但是，唐太宗却听进去了，力排众议，确立“以德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力行不倦。其实，唐太宗内心并不踏实，他总觉得善人治国，少说也得百年才能成为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让他大出意外，只过了短短几年，唐朝就实现了天下大治。贞观七年，唐太宗回顾这场决定国家走向的大论战时，说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谦虚的唐太宗把这个功劳全都归于魏征，说幸亏有了魏征这位良工，才将他这块石头雕琢成为美玉。推善与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这番表现，本身就是以德绥远的典范。坚持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以德治国”是当政者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怎么才能真正落实于行动之上，而不是流于粉饰太平呢？唐太宗给后人做了很好的榜样。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魏征曾经把治国的核心问题简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阐述：“君何以名？为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经典表现，国家政务千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爱护百姓。怎么做呢？两个字：轻税。把财富集中于国家，还是“藏富于民”，唐朝有着前车之鉴。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王朝，短短30多年之间，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人口户数翻了一番多，从开国时不足400万户，直线上升至900万户；修葺北方万里长城，开凿从江南到洛阳、再到幽州的“之”字形大运河，绵延千里，把中原、河北和江南三大区域紧紧联系在一起，再通往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对外方面则北平突厥，南绥百越，西逐吐谷浑，东征高句丽。隋朝所做的事情，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都是必要的。既然如此，为什么隋朝这个大帝国会轰然倒塌、毁于一旦呢？这决不是市井流传的隋炀帝猎色所致。中国古代的税收基本上是人头税，官方勤于清点户口，实质上是为了增税。反过来，老百姓就会想方设法从官方的户籍上逃匿隐漏。所以，古代户口数从来不准确，户口增减反映的是官方与百姓的税收之争。隋朝在短短时间内实现户口的倍增，并不是人口繁衍的结果，而是朝廷严厉税收政策的产物，户口倍增就意味着税收成倍成倍的增加。为了增税，隋朝还实行小户制，要求子女成年后成婚分家，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户税。但是，子女都分家，父母就难以老有所依，这同传统的道德相悖。唐太宗曾经让臣下清点隋朝留下的仓库，经过隋末唐初的动乱与战争，竟然库存量还能够让唐朝使用五六十年。换句话说，隋朝38年征收的赋税，够得上全国使用将近百年，税率之高，令人咋舌。国家兴建的大型工程，是善是恶，不仅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还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够承担，超过这个限度，与民争利，则虽善犹恶。唐太宗君臣总结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指出：“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何其深刻！有鉴于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时户数仅剩400万户左右。按照一户五口的最低标准换算，损失人口近3000万。唐太宗难道不知道隋末数年动乱不可能伤亡百姓过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样把官吏派到乡村挨户搜查，不就都找出来了吗。可是，唐太宗没有这么做，他认了这笔糊涂账，真是“难得糊涂”。而且，他还从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规定父母在，子女分家要处罚。这更是不利于税收的增加。说白了，唐太宗是在放水养鱼。什么“以德治国”、“藏富于民”，国家是要让利的，这不是喊出来的，而是真金白银做出来的。建设诚信社会国家大幅度让税，除了与民休息，还有别的目的吗？有，那就是通过富民以求建立诚信社会。古人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礼知耻的文明社会，并不鼓励自私自利的物欲横流。诚信是国家之本，民无信不立，国家更是如此。诚信的建立必须由国家来带头，来规范。国家失信于民，法律不公正，再好的百姓都会被改造成为刁民。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善待部属，善待百姓是建立诚信关系的途径。大家知道，唐太宗一大长处是善于和人相处，得人之盛，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然而，问题也就来了。太宗爱才，其部属有不少是从敌对阵营投诚而来的，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有人向太宗建议要把官吏队伍中的异己分子清除出去。这回唐太宗犯难了，谁是异己分子呢？来人马上献策，让唐太宗组织一批人伪装成谋反的、贪污的，分别同大臣们接触，引诱他们上钩，这就可以将他们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来人说得口沫四溅，唐太宗脸色却越绷越紧，最后断然拒绝道：我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异己分子，但同时也让我失信于天下，将来大家都怀疑我搞阴谋手段，上下相疑，再没有人肯讲真话，国家如何达到大治。君主行诈，却要部下正直，岂不是源浊而望水清吗？因此，唐太宗郑重宣言：“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统治者无信，往往是因为大权在握，以为自己怎么做，下面都无可奈何，失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傲慢。唐太宗读了项羽的事迹后，感叹道：如果项羽进入秦都咸阳，控制天下之后，懂得实行仁信，谁能够从他手里夺取政权呢？所以，他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国家的权威不是靠高压和威吓手段来树立，而是靠法律与制度的公正和严明来保障的。统治者遇到社会问题乃至危机，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慑，以图立竿见影。中国有个坏传统，就是所谓的“治乱世用重典”。所谓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规定加重刑罚，甚至屈打成招，形成疾风暴雨的态势，轰轰烈烈，可风雨过后，却是故态复萌，既失法律的信誉，又让万民看出执政者的无能。唐朝提出“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的原则，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处罚人，而在于禁止邪恶和触犯法律，所以刑不必重，却要做到“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树立国家威信，不靠重刑苛法，而要在平时常抓不懈，依法办事，有法必依，这就是国家最基本的诚信。树立开放多元的文化政策国家要想促进社会繁荣，不是工商官办，而是要大力弘扬文化教育，提倡道德文明，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制度与法律环境，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这不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能够承担起来的工作，必须由国家从全局的高度推进。实际上，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不是看经济指标，而是看文化繁荣与否。在文化建设方面，唐太宗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五胡十六国以来，胡乐大量传入中原，各种外来乐器、曲子、舞蹈风靡于世，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把音乐政治化的理论束缚，出现了中外音律各行其是的局面。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朝廷开始要重新制定音律，也就是新的音乐规范，这就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从当时的情况而言，吸收外来音乐的精华，例如音阶的确定、转调的采用等等，乃大势所趋。但是，坚持儒家传统的音乐政治化理论的人提出，五声音阶的宫商角徵羽，分别代表君臣百姓各个阶层，在音乐表现上，黄钟调专属于君，如果乐曲中途转调，岂不是君臣百姓位置颠倒、国家失序吗？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回归到汉代以前的传统上去，把魏晋以来音乐艺术的进步统统视为淫邪，予以禁断。争论的双方各引经典，相持不下。当时最高统治者隋文帝出来裁决，他在文化上是一个顽固的君主至上论者，所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旧儒之说，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然而，隋朝很快灭亡了，唐太宗时期，制定音乐标准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争论依旧，就看唐太宗如何决断了。唐太宗对坚持旧儒立场的大臣们说道：你们说陈朝是因为演奏《玉树后庭花》，北齐是演奏《伴侣曲》而灭亡的，所以指斥这些乐曲为靡靡之音，亡国之声。其实，这些曲子我都能弹奏，要不我弹给你们听，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伤悲堕落。所以呀，音乐是不会诲淫诲盗的，高兴的人听了感到欢快，悲哀的人听了感到伤心，悲悦出自人心，而不是源于音乐。要灭亡的国家，政治黑暗，人心自苦，所以听到的音乐都像是哀乐，兴高采烈的人是不会因为音乐而悲哀的。唐太宗这么一说，魏征马上补充道：“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就这样，唐太宗坚决抵制了将音乐政治化的说法，魏晋以来的音乐进步得到了肯定，艺术得到了解放，这才有了唐朝盛大乐舞的恢宏场面，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确立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政策，世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