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积极心理学研究发展现状

1中国积极心理学研究发展现状黄静茹（1.西南石油大学文法学院，四川省成都市，610500）摘要:积极心理学作为新兴的心理学思潮，给传统心理学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在其发展的十多年中，引起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一大批学者的关注与兴趣，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文章搜集整理了大量国内积极心理学相关文献，呈现了当前中国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目前国内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以后的积极心理学研究者提供参考。关键词:积极心理学;心理学新思潮;积极视角中图分类号：B84-069、B849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和米哈伊·森特米哈伊（MihalyCsikszentmihalyi）在他们的积极心理学开源巨著《积极心理学导论》中宣称:“当代心理学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心理学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和新的使命,那就是如何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帮助人们走向幸福,使儿童健康成长,使家庭幸福美满,使员工心情舒畅,使公众称心如意。”[1]（55）积极心理学是国际心理学界近十年来兴起的学术研究思潮，它在20世纪末起源于西方，并迅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与传统心理学研究关注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等消极方面不同，积极心理学专注于研究人的积极方面，如积极的情绪体验、性格优势、积极的人际关系、积极的价值观、幸福、兴趣、能力、成就与健康等。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不仅为似乎有点沉闷的心理学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与血液，扩充与完善了传统心理学的研究视域，而且使心理学与教育、社会工作、企业管理等其他领域增强了跨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为这些高实践性的领域进一步提供了可依据的理论基础。在中国，一部分心理学研究者们关注着国际心理学的最新趋势，将积极心理学以评介、翻译著作的形式引入中国，逐渐引起了国内心理学界的关注，同时也吸引了其他领域及非学术界的目光。一、积极心理学研究现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积极心理学在21世纪初开始受到国内部分研究者的关注。通过在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进行检索可知，中国最早的介绍积极心理学的文献是南京师范大学的苗元江和余嘉元于2003年3月发表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积极心理学：理念与行动》，在这篇文献中，作者介绍了当代心理学的积极转向、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态势，并对积极心理学做出了极高的评价：“积极心理学，其理念、其行动，势将会对现代心理学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使现代心理科学更加面向社会、面向未来、面向应用，并卓有成效的开辟人类通向光明，造就幸福的阳光大道。”[2]（81-82）目前国内心理学界对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积极心理学的缘起及概念、研究领域、意义和跨学科研究等几个方面。1.积极心理学的缘起及概念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缘起及创始人，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马丁·塞利格曼是积极心理学的鼻祖。马甜语（2009）认为积极心理学的正式产生始于著名心理学家赛里格曼，塞里格曼是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推动者。周嶔、石国兴（2006）指出“积极心理学”是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马丁·塞利格曼于1998年出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时倡议及定位的，是塞利格曼和森特米哈伊于2000年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刊登的《积极心理学导论》一文中正式提出来的。2谢尔顿（KennonMSheldon）和劳拉·金（LauraKing）（2001）在他们的《为何积极心理学有其必要性》一文中提出，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和美德的科学。他们还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积极心理学是利用心理学目前已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来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个心理学思潮。”[3]谢尔顿和金对于积极心理学的定义指出了其研究方法和手段以及研究内容和目的，获得了我国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可和广泛的引用。也有学者提出积极心理学是“关于人的日常强项和美德”[4]的科学研究，或积极心理学是“研究人的优势与幸福的一门心理学学科”[5]（4）。周利华（2011）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积极心理学理念与方法的借鉴研究》一文中，综合诸多学者的观点，对积极心理学做出了新的定义，认为积极心理学是一门以普通人的积极力量和美德为研究核心，致力于使个体获得幸福并建构美好社会的心理学学科。2.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李金珍、王文忠、施建农（2003）在合著的《积极心理学：一种新的研究方向》中指出，目前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积极的情绪和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积极的情绪对生理健康的影响以及培养天才等方面。崔丽娟、张高产（2005）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周嶔和石国兴（2006）、马甜语（2006）、饶丛权和曹蓉（2010）等学者都认为目前积极心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层面，即主观层面上的积极情绪和体验研究、个体层面上的积极人格特质研究、群体层面上的积极组织系统研究。这一观点成为当前国内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的主流观点而被广泛采纳。苗元江、余嘉元（2003）通过研究大量国外积极心理学文献，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当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Diener所引导的主观幸福感领域的研究、Ryan和Deci的自我决定理论、Lyubormirky等开辟的认知方向研究以及Salovey等对消极心理学研究模式的反思和对积极心理学价值的评价。3.积极心理学的意义积极心理学在不到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已对心理学及其他诸多相关领域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心理学者对积极心理学的意义的研究也产生了许多成果。钟暗华（2010）提出了积极心理学对于心理学发展的四点影响，即扩展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发展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改变了心理学的研究目标、促进了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崔丽娟、张高产（2005）指出，积极心理学是对传统心理学的批判继承，在传统心理研究分支中具有广泛应用的价值。饶丛权、曹蓉（2010）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积极心理学的意义，认为其在理论上填补了传统主流心理学研究的空档、平衡了心理学研究的任务、拓展了心理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上拓展了心理学研究的视野、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张若舒、董莹莹（2009）认为，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意义在于弥补了心理学知识体系上的空档，其现实意义上在于能够引导人们实现自我、幸福生活和健康、和谐发展，其诞生为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导向。江雪华（2009）在《幸福与力量：积极心理学的启示》中则比较详尽地分析了积极心理学对于心理治疗、心理健康教育、与中国文化的联结的启示与意义。付国秋（2007）的《积极心理学介评》一文简要地从理论、导向和人性三个角度指出了积极心理学的积极意义。4.积极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与应用积极心理学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专门的实证研究和实际应用在国内和国外都比较少。目前，中国部分学者将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扩展整合至学校教育、家庭教养、人力资源开发、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实践性较强的领域，开拓了新的视角和理念。虽然这些理念大部分尚未系统性地付诸实践，但为积极心理学将来的实证研究与实际应用打下了基础。乾润梅（2006）在《积极心理学及其在教育实践中的运用》一文中探讨了积极心理学在儿童的潜能开发与教育、青少年家庭教育、以及大学生教育中实践运用的指导意义。胡婧（2011）指出积极心理学在新课程教学中的几点积极作用：培养学生积极情感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进行积极的3教学评价。[6]官群（2010）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提出了“超常潜能超常发挥”的双超常教育，为外语拔尖国际化人才学业有成提供先进理念和科学途径。[7]罗艳红、蔡太生（2008）探讨了运用积极心理学原理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基础，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然后从实用的角度，讨论在人力资源开发中如何具体应用积极心理学的原理。[8]郑祥专（2009）对比了传统观念下的中国家庭教养方式和多元价观念下的中国家庭教养方式后，提出了将积极心理学理念与家庭教养方式结合，并指出这种家庭积极教养方式的效用和实际操作方法。周文芳（2011）和周利华（2011）分别探讨了积极心理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整合、借鉴与应用。刘艳利、马红霞（2008）提出应以积极心理学引导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取向，指出积极心理学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作用，并且探讨了如何在积极心理学的指导下开展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这一问题。陈红、宋颖惠和顾凡（2007）提倡积极心理学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结合，他们分析了两者结合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将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孟万金、官群和JohnKeller（2009）基于已有研究，通过对1600名（有效数据1316人）被试的测量，开发出了中国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该量表经统计检验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大规模测评中国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状况。[9]随后孟万金和官群又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大学生1300名（有效数据1029人）的测量，编制出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大规模测评中国当代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状况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并形成了《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编制报告》。这两项量表的成功编制，是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及实践应用方面的里程碑式成果。二、当前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作为心理学界极具生命力的新兴思潮，积极心理学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空间和广阔的前景，国内许多学者对积极心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推断与预测。苗元江、余嘉元（2003）指出，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态势主要有三点，即拓展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发展积极心理学研究技术、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马甜语（2006）和钟暗华（2010）也持有相似的观点。饶丛权、曹蓉（2010）的观点更为详尽，认为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前景主要有5点：建立完整有效地理论框架、拓宽研究领域、创立和发展新的研究技术、与传统主流心理学协调发展、以及积极心理学的本土化。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教授提出的本土化研究的四个层次与方向，对于积极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有重要借鉴意义：（1）重新验证国外的重要发现；（2）研究中国人特有的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的行为特征；（3）修正或创立新的理论；（4）修正与设计出适合中国人特有的测量工具。[10]然而，在大的发展趋势下，我们也需要看到积极心理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尚显比较薄弱，尚存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弥补的空缺。国内许多学者在评介积极心理学的同时，也指出了当前积极心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任俊、叶浩生（2006）在《当代积极心理学运动存在的几个问题》中详尽论述了积极心理学研究现存的四大问题，即（1）表现出一定的“积极话语霸权”；（2）研究对象尚不够全面性；（3）缺少令人信服的纵向研究；（4）和早期的一些相关研究存在着一定的脱节。付国秋（2007）指出了当前积极心理学存在的几点问题，他认为积极心理学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和成熟的操作模式，研究领域有待拓展和深化，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亟待整合与发展，以及建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研究还有待加强。毋庸置疑，“源于西方科学传统、服务于西方社会需要的现代心理学如何与中国文化互动和融合，始终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艰难任务。”[11]王倩、李辉（2010）在《对积极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提出了跨文化背景下对积极心理学的三点思考，即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将个人的幸福、快乐作为其社会的首要目标、对优秀品质和幸福生活的具体文化解释存在差异、“求同去异”的积极心理学存在过分提取共性抹杀个性的倾向。周嶔和石国兴（2006）还指出，在积极心理学本土化过程中，不仅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4差异,为积极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带来一定困难，而且在文献翻译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障碍。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对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和探索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综合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来看，当前中国的积极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积极心理学理论及研究成果的评介，这种评介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积极心理学在国内的影响，但对积极心理学发展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另外，中国的积极心理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