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实甫《西厢记》的结构特色

浅谈王实甫《西厢记》的结构特色文人浅语摘要：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杂剧里的翘楚之作，是在元稹的《莺莺传》及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基础上成就的戏剧名篇。相比元杂剧一般作品及其作为创作基础的作品，王西厢在结构上都凸显出其所独具的特色，本文从王西厢对元杂剧体制上的创新，与美学观的契合及其结构上的巧妙性等方面来分析其结构特色。关键词：《西厢记》，王西厢，结构特色，体制创新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独占鳌头的文学形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期的小说，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以其独特的结构形式来表现着这个时代作品的特征。继唐诗宋词之后，讲唱文学盛行，逐渐形成了金院本及诸宫调等文学形式，在此基础之上，元杂剧以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元代文学形式的代表。王实甫的《西厢记》便是元杂剧里的代表作之一，其以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及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为故事基础，完善其结构及体制，完成了从传奇到说唱艺术再到戏剧作品的飞跃。而其能成为元杂剧中的翘楚之作则离不开其结构上面的特色。一、从体制创新看王实甫《西厢记》的结构特色王西厢的体制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开创了五折一楔子的元杂剧体制；打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形式。这种体制上的创新不仅为元杂剧的体制进行了开拓，也使得王西厢在结构安排上更加巧妙。（一）开创了五折一楔子的杂剧体制元杂剧作为元代的代表性文学形式，有其独特的体制形式。一般元杂剧由“四折一楔子”构成，折就相当于自然段落，但有区别于我们所说的文章段落，其存在还依赖于音乐，一折同用一个宫调的若干个曲子，可以把它概括为有音乐组成的结构单元，一折相当于是散曲的一套。元杂剧的四折即有不同的四个宫调连缀而成，每个宫调包含其所属的多支曲子。而楔子是元杂剧体制中的一部分，一般位于每一本之首，用来对这一本的内容、人物或故事梗概进行简单的介绍，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容提要或者序幕；亦有的楔子位于两折之间，这类的楔子相对少见，一般是作为两折故事情节或内容之间的衔接。王实甫《西厢记》五本连台，可谓是鸿篇巨制的大作，如果按四折一楔子的传统体制安排，五本应当为二十折，而王西厢实为五本二十一折，在王西厢的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中采用了“五折一楔子”的体制安排，这在元杂剧史上是首创，亦是突破。而其五本二十一折连台演出，也使得戏剧冲突更加曲折多变，不失为其结构体制上的创新与突破，为整部剧作的冲突设置做了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整部剧作结构更加完整。（二）突破唯旦或末主唱的方式，增加主唱角色及可轮流主唱的体制安排为了结构上能够让表演者及观者更顺利的看懂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元杂剧采用分宫联套的体制结构，每一折都有固定的宫调，由同一宫调的若干个曲子组成套曲，限用一个韵，一韵到底。而且元杂剧分旦本和末本，这主要是根据主唱来区分的，正旦主唱的为旦本，正末主唱的为末本。一般元杂剧每本都是由正旦或正末主唱，一唱到底，其它角色一般只能够念白。而王实甫《西厢记》在元杂剧的这一体制上亦有新的安排，不但突破每本唯旦或末主唱的方式，而且净、贴等角色也有了主唱的部分，并且出现了多人轮流主唱的结构体制。如王西厢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寺警、下书、请愿、变卦、听琴五折则分别出现了莺莺主唱，惠明主唱，红娘主唱以及莺莺、张生对唱，莺莺、红娘、惠明轮唱的形式。这一体制的变化使得王西厢在结构上折与折之间的联系更加细密，引人入胜，展现出其结构的巧妙。二、王实甫《西厢记》中“结构美学”的体现“结构美学”常被应用于建筑领域，而结构却不仅仅存在于建筑领域，结构存在于任何一个空间，包括无形的艺术空间，文学空间等等。所以，这里暂且把能够在自己的结构中体现美学概念的形式称为“结构美学”。那么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自身的结构上也处处体现着结构之美。这里的结构之美，首先是体现了李渔的戏剧结构理论中关于戏剧结构的论述。其次是王西厢的结构契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一）李渔戏剧结构理论在王西厢中的体现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以舞台演出时间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戏剧理论，戏剧的结构在其戏剧理论中占据首要的位置，而词彩、音律、科诨、格局则分别列其后。结构在李渔的笔下不仅仅是指文章的章法、布局和各部分之间的组织关系，而是赋予了其更加丰富的内涵，将其列入美学的范畴。因此其对戏剧的结构要求颇高，提出了“戒讽刺”“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脱窠臼”“戒荒唐”“审虚实”等关于戏剧结构的一整套理论。王实甫的《西厢记》虽然出于元代，远远早于李渔戏剧理论所产生的年代，在其结构上却处处能够体现李渔戏剧理论中关于戏剧结构的阐述。李渔戏剧结构理论中的“立主脑”在其论述中讲是“作者立言立本之意”，也就是说“主脑”是整部戏剧作品中的核心部分，这部分在整部戏剧中起着至关重要要的作用，可以承上启下，影响着整部剧作的情节发展，关乎着整部剧作的故事脉络。王实甫《西厢记》中第二本中“寺警”一折中“白马解围”这一关目可以说是整部剧作的“主脑”，莺莺张生郎情妾意，而没有足够的结合理由，后面的关目中老妇人许婚后又反悔，莺莺私下与张生定终身，红娘在期间的撮合，都是以“白马解围”这一折的故事安排来引出，承接了上面关目中莺莺与张生生情意而没有发展下去的理由，开启后面老妇人许婚后反悔，莺莺张生私定终生等故事情节的持续发展，在崔张爱情故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说王西厢在整部剧作的安排中“立主脑”一步体现的犹为突出。再者，“减头绪”这一李渔的结构理论在王西厢中亦有所体现，“立主脑”与“减头绪”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头绪繁多则主脑就不容易理出，王西厢的结构安排中围绕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这一主线，围绕着“白马解围”这一关键关目，将前后的结构安排简单明了的展现出来，不管是后面的关目还是整部剧作的人物都与整部剧作的“主脑”紧密相关，人物脉络清晰，结构简单明了。也正是其清晰的结构使得整部剧作“主脑”凸显，而正是因为“主脑”之确立使整部剧作依附主脑而写，避免了繁琐结构及情节的出现。（二）王西厢的结构与人们在审美需求上的契合一部剧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欣赏剧作的人。当观剧者认可了剧作的整体构思及思想，作者构思与观众的审美达成共识时，剧作才能最大限度的被观众所认可，从而进一步挖掘其艺术价值。王西厢也不例外，仅从结构的安排上就足以看出其迎合了观众的审美需求。也正是因为这种契合，使得整部剧作广为推崇。首先，中国是一个儒学文化盛行的国家，儒家思想可以说在人们的脑海当中根深蒂固，一直占据着思想界的主流。以此为基础，中国人的价值观及美学观都偏向于儒家的“中和之美”。将其移至戏剧作品，美满团圆的结局则成为大多数中国观剧者的审美追求。王实甫《西厢记》在结局的安排上则迎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如果全剧到第四本止，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但在绝大多数观众来说则会出现意犹未尽的感受，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而第五本最终以爱情修成正果为结局的结尾安排则迎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再者，如果没有“白马解围”，莺莺和张生便私定终生，则显得不合乎“礼”，而作者将结构安排的井然有序，先有“白马解围”再到老妇人反悔，无奈之下两人私定终生，也是在迎合观众的审美心理。所以，从整部剧作的结构安排来说，处处在与观众的审美心理相契合。三、线索的安排与铺垫的运用体现着王西厢结构安排之精妙王西厢结构安排的精妙之处还体现在其线索的安排与铺垫的运用上。（一）线索安排双线并进王实甫《西厢记》作为连台剧，相比较单本杂剧而言可以说是篇幅极长，但是在这么长的篇幅当中却没有将整个故事写散，而是结构紧密，这就与王西厢在结构上双线并举，两重矛盾共同推进的安排密不可分。从戏剧冲突的角度来讲，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安排了两组同时存在及并行发展的矛盾，一组是张生、莺莺、红娘与老夫人之间的矛盾，一组为张生、莺莺、红娘之间的矛盾。在结构安排上作者没有将两组冲突分开论述，而是让其形成故事发展的两条线索，交错进行，不但没有影响到读者对剧作冲突的理解，反而使得整部剧作的戏剧冲突得以更加完整清晰得展现。（二）铺垫有序体现着王西厢结构安排的精妙王西厢结构的精妙之处还体现在其整部剧作中的铺陈及伏笔的使用，悬念的设计及结局的设置。在整部剧作的一开始，老妇人先以一个自报家门的形式对自己和目前的现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讲到自己的女儿莺莺已经许配于自己的侄儿尚书之长子为妻。王实甫这样的安排不仅仅是让读者对故事的背景及人物有所了解，更大程度上是为后面的情节安排做铺垫，所以在剧作的最后一本中郑恒出场，同样自我介绍式的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与前面老妇人的自白前后呼应。另外，在第二本中孙飞虎包围普救寺中，张生为救莺莺请来救兵，而这救兵乃是自己八拜之交的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在解围之后，白马将军班师回营，并说“异日却来庆贺”。最后一本中白马将军“闻之状元回，特来贺喜”无疑是对前面伏笔的呼应。铺垫的运用为整部剧作结构的完整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足以体现出剧作在结构安排上的独特之处。四、结语元杂剧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形式，而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元杂剧的代表作之一，不仅体现着元杂剧发展的完备程度，其结构上的创新也在元杂剧体制的完善，与大众审美心理的契合以及结构技巧的运用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其结构上的创新与精妙之处让王西厢在戏剧文学史上更加熠熠生辉。参考文献：【1】清代《西厢记》结构评析理论，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2】试论李渔戏剧结构论的美学意义，山东艺术学院报2005年第1期；【3】王实甫《西厢记》的结局与第五折存在的合理性，牡丹江学院报2001年第3期；【4】王实甫《西厢记》的戏剧结构探析，凯里学院报2012年第2期；【5】笔胜造化：《西厢记》的结构特点和语言艺术，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报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