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

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作者：熊月之上海暴得大名，声闻全球，始于开埠，列通商五口之一。此前，虽已立县五百年，但充其量不过是东南海滨的一个三等县城。用一个上海文人的话说，开埠以前的上海，“亦如直隶之静海，浙江之临海，广东之澄海，其名不著于中国十八行省，更何论五洲万国乎？[1]”近代一百多年间，上海的形象变化很大。在那段历史已经逝去半个世纪以后，再来看一下当时人对上海城市的印象、描述，对于今天人理解上海，或许不无裨益。从奇妙洋场、东方巴黎到大染缸开埠以后三四十年中，也就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给人的突出印象，一是洋，洋货充斥，洋房栉比，洋人满街，洋气氤氲，；二是奇，水能自来，灯赛月亮，钟能自鸣，铁管冒电；三是妙，煤气灯、德律风、跑马、跑人（赛跑），种种西物西事，构思精巧，出人意表。我们看报纸杂志，看文人笔记，对七十年代前后的上海，用墨最多是洋、奇、妙。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听五更。谁知铁树竟开花，谬语当年信不差。凿地金莲生万朵，烛天银彩照万家。东西遥隔语言通，此器名称德律风。沪上巨商装设广，几如面话一堂中。这类咏叹电灯、电话、自来水一类的竹枝词不知出了多少。洋、奇、妙混合在一起，使上海放射出与中国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色彩。许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奇妙之处，令人刮目相看，闭目长思。有一幅漫画：一个外地游客，来到上海，种种洋奇之处，令他目眩口张，百思不解。他用一根长长的旱烟袋，对着路边的电灯点火，但怎么点也点不着。明明是火，怎么不能点烟？他不能明白此中奥蕴。套用一句现在流行语，看不懂啦！确实，上海是个让人看不懂的地方。无奈人的心理是，越看不懂越要看。游上海、逛洋场、看洋景、开眼界，成为内地人一大心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上海形象使用最频繁的字眼是“繁华”。这个繁华，体现在市政设施先进，洋房高耸，街道宽敞，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更体现在消费、娱乐方面。商店林立，货物山积，餐馆、茶馆、烟馆、赌馆、妓馆、戏馆、书馆和花园，七馆一园，争奇斗艳。七馆古已有之，近代上海踵事增华，多且考究。租界所开公园不让华人入内，华人便自辟蹊径，私园公用，张园、愚园、徐园、西园等相继开放，并将其建设成集园林、商场、餐馆、茶馆、戏馆、书馆、照相馆、展览馆、游乐场为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穷奢极丽筑洋楼，亘古繁华第一州。行遍申江三十里，令人过去又回头”[2]。繁华的上海，不知道引发了多少迁客骚人的豪情雅兴，写出了不知道多少篇竹枝词、杂事诗、洋场赋、咏叹调，种种与繁华有关的名字，极乐世界、海上乐园、不夜城、繁华地、安乐窝、销金窟、醉梦乡，都与上海划上了等号。在形容上海繁华形象的众多词语中，流行最广的莫过于“东方的巴黎”。至迟在1881年，人们已经将上海与巴黎相提并论。《申报》的一篇社说写道：人之称誉上海者，以为海外各地惟数法国巴黎斯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3]。以后，这种提法常见诸报刊，并将上海与伦敦、纽约、东京相提并论。沪北一隅，通商总埠，不独两京四镇十八省无此壮丽，无此繁华，即英之伦敦，法之巴黎，美之纽约，日之东京，均与之相埒焉[4]。海上一隅，弹丸之地，自华洋互市、中外通商以还，遂成巨埠，繁华等于巴黎，蕃盛驾于伦敦。六大洲五十三名邦，一统志二十二行省之以有易无，行商居贾，咸来莅止。吾谓英之伦敦，未及吾海上之富有也，法之巴黎，无过吾海上之奢丽也。六十年来，吾海上乃仙都也，吾海上乃乐园也[5]。在清末，已有上海为“世界五大都市之一”之说。1935年出版的英文《上海指南》中，对上海的描述是用三个排比句：“上海，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东方的巴黎；上海，西方的纽约”。书中解释所谓“世界第六大城市”，是就城市人口而论的。按照1934年世界大城市人口的排名，前六名依次是伦敦、纽约、东京、柏林、芝加哥和上海。都市繁华常常跟着道德沦丧的影子。在同治年间，上海社会的道德问题就不断引起人们的非议。讲究排场，生活奢侈，是上海社会最早在道德方面遭人非议地方。有个署名“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的文人，归纳上海风尚有七耻：一耻衣服之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狎身份较低的妓女，四耻吃价钱不贵的饭菜，五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六耻身无顶戴，七耻看戏坐价格最廉的末座。七耻归一，就是今人所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与传统的重义轻利、崇俭恶奢的道德完全相反。与世风奢靡联系在一起的，是传统的荣辱观念、贞操观念、等级观念的摇撼。在《点石斋画报》、《申报》上，人们常能看到关于良家女子崇尚妓女服饰、不孝子孙虐待父祖、无顶戴人冒充官绅的文字与画面。以后，烟、赌、娼，坑、蒙、拐、骗、淫戏、淫书、流氓，邪恶、无耻、下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些字眼与上海道德形象结下不解之缘。在李伯元、吴趼人等谴责小说家的笔下，在难计其数的以上海社会为题材或背景各种黑幕、揭秘、传奇、大观、游骖录、繁华梦的小说中，所述上海道德形象都是三个字：大染缸:他们的口头禅是：上海是个大染缸，它曾把多少貌似年青有为的人拉到这个大染缸，使年青有为者也同流合污了[6]。在染缸的作用下，好人到上海要变坏，坏人到上海会更坏。1949年以前，不知道出版过多少部以上海社会为题材或背景的小说，各种黑幕、揭秘、传奇、大观、游骖录、繁华梦，所述上海道德形象大多如此。西学窗口乡下人看上海，看到的是繁华。道德家看上海，看到的是罪恶。文化人看上海，却每每看到的是文明。康有为的例子是人所共知的。他在1882年途经已被世人视为罪恶渊薮的上海。他由上海繁盛的背后，看出“西人治术之有本”，看出通过租界反映出来的西方文明，于是，大购西书而回。这一次上海之行，成了他学术、思想的一大转折点。类似于康有为情况的，前有郭嵩焘，后有刘光第、梁启超，他们都在日记或诗文中留下了感想。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的事。到二十世纪初年，上海已成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汇聚的地方。从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张元济等江浙文人，到严复、于右任、陈独秀、章士钊、马君武等其他沿海地区或内地文人，之所以云集上海，除了租界的因素以外，上海的文化基础与环境是重要原因，包括文化事业众多、人才集中、出版条件优越、传播媒介发达等。这些文化人住在上海，活动在上海，视上海为文明的渊薮，文明的导线，文明的出张所，为未来中国的希望。下面是于右任等革命党人主持的报纸上的两则上海论：上海当南北航线之要点，东西洋贸易之枢纽，新学输入，风气之开，较他处先。是上海者，诚陶冶人才之文明渊薮也[7]。上海者，新文明之出张所，而志士英豪之角逐场也。以人才荟萃之地，而其数又若是之多，宜乎大实业家、大教育家、大战术家、大科学家、大经济家、大文豪家、大美术家，门分类别，接踵比肩也[8]。同在一条福州路，有人看到的是艳帜高张，有人看到的是店铺林立，有人看到的是报馆栉比，色、财、文，所见不一样。时人看上海，也是如此。所谓罪恶的渊薮，或文明的渊薮，所见上海为一，但视者不同，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大不相同。更多的人是几者兼而有之。日后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路过上海时，购书，逛马路，既震于上海的现代文明，又叹于上海的灯红酒绿，说是“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9]，颇有深意。天堂地狱二十世纪初年，上海的形象开始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在一起。较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蔡元培等革命党人。1904年，《警钟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新上海》的社说，提出上海形象是美丑合一的命题：美，得中国天然形胜，文明程度很高；丑，白人统治，主权丧失。文中提出，“上海者，固上海人之上海，而非白皙人公有之上海也”。这一命题，有极强的战斗性和广泛的号召力。这种思潮弥漫扩散，日涌日激，到辛亥前夜，已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在《民立报》、《神州日报》等报刊上，常有饱含民族意识的时论短评。他们从租界言行不一甚至言行相反的事实，揭露租界口称文明、实为野蛮、压制华人的实质。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以后，随着一波又一波反帝浪潮的涌起，上海租界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基地的形象越发凸显出来：身居上海，张眼一看，真可怜，哪一个地方可以显得出上海是中国的上海？哪一件小事可以说上海是中国统治之下的？你看，他们怎样的奴视我们，怎样的苛刻我们，怎样残暴的杀害我们？他们还哪里把中国当国家，哪里把中国人当人类？[10]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接连出版了好几本由外国人写的、中西版本兼有的关于上海的著作，《上海──冒险家的乐园》(1937)，《出卖的上海滩》(1940)，《上海──罪恶的城市》(1945)。这几部书，西人论上海，西人论西人，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上海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基地的思想深入人心。一个最典型的说法是：未到上海，以为上海是天堂，到了上海，方知上海是地狱。上海是地狱，同时是天堂。天堂是属于外国人的，地狱是属于中国的，所以上海是外国人的天堂，是中国人的地狱[11]。按理说，在十九世纪，西人在上海经营已达半个世纪，上海早已是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但是，我们在十九世纪的报刊上，很难找到这样的议论。上海居民虽然在不少问题上，与租界当局有冲突，如四明公所事件，但那时多是就事论事，没有上升到华洋对立的地步。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这个问题忽然变得相当突出了呢？我以为，一是与当时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高涨有关，二是与上海绅商的自治意识有关。文化人的上海观就中外而言，上海是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就贫富而言，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在道德方面，上海则是卑污龌龊的大染缸。这样，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还是在中国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中，只有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其他资产阶级、文人士夫、社会秩序、道德风尚，全与染缸脱不了干系。于是，在二三十年代文化人的笔下，从鲁迅、郭沫若到傅斯年、高长虹、梁遇春、沈从文等，我们已很难看到上海是文明渊薮、西学窗口的赞誉，像先前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曾经说过的那样，看到的只是丑陋、恶浊、卑污、无耻。对上海骂得最多、最为干脆的是陈独秀。他在五四前后，连续发表四论上海社会，用臭、恶、丑、糟、骗、黑暗、龌龊、奸诈、黑心等极端字眼，痛骂上海的无知识、没文化、没道德、算盘声、铜钱臭。于是，陈独秀虽然要在上海发刊《新青年》，鲁迅虽然要在上海的半租界写他的《且介亭杂文》，一大批文化人虽然要在上海办报、出书、拿稿费、买洋货，但是，对于上海的社会空气，不能赞一词。在他们那里，上海有点像臭豆腐。值得进一步研究如果将上海开埠以后一百年的形象历史作一个长时段考察，我们会发现，在十九世纪，上海的恶的形象，主要在道德沦丧方面；在二十世纪，上海的恶的形象，则不仅在道德方面，更主要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方面。在十九世纪，人们还时常会说到上海在传递西学方面、文明输入方面的作用，在二十世纪，人们则不大再提这些方面。不是二十世纪这些特点消失了，而是强调的重点变了，人们的心理状态变了。与此同步，世人对上海天堂地狱的议论，先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然后是强调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浸淫于民族意识中的上海人，在吸收西方文明时，比先前多了一重负疚感。美国学者白鲁恂认为，近代上海人是在民族主义背景下，“被污蔑的口岸华人”，尽管租界的统治者是外国人，但租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始终是华人，日常事务的实际管理大半还是抓在中国人手中，上海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城市。中国人在上海已自成社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现代中国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有力的上海文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仍远远落后于上海”。他认为，“上海的杰出成就，正如香港战后类似的惊人成就一样，可以说几乎全部由勤劳、有创造力和禀赋的中国中产阶级造成”。中国人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地区“发展了一个能从容自如地和西方大交道的现代中国人社区，而这是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