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

沈从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关于文体——自传自传是传记文学中的一个大类，由传主本人而非通过其他人来叙述自己的生平。对人生的整体回顾，或者是对人生主要经历的回顾，是自传不可缺少的要素。自传又分为正式自传和非正式自传两大类。非正式自传是作者不准备发表的私人文稿，包括书信、日记、日志以及回忆录。前面三种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反映，而回忆录是用来追忆本人和他人经历以及重要事件的一种文体。正式自传由于经过作者有意或无意的遗漏和改动，其真实性不如非正式性的自传。因为这种自传中的事实往往是传主自身的经验化的事实，传主往往会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赋予自己的眼光、自己的价值意义评判。自传和一般人物传记大致都有个共性：童年对一个人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自传的独特性，即自传存在程度不同的主观因素，使自传呈现更加复杂而丰富的色调。自传在表达人物个性时较多运用心理描写的手法。因为自己写自己，对自身的经历和当时的内心活动，总比别人要了解，写起来较方便。这是自传写心理活动的优势，也是本文的一大特点。阅读时要注意体会文中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对人物个性表达的作用。另外，本文是作者30岁时写的自传，记录的只是他从1902年到1923年20年的经历，这也是区别于其他传记的独特之处。被尘封的大师——沈从文“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沈从文《从文自传》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份很好的传记材料。首先总是描述给予沈从文写作和生命给养的湘西古城；追溯其先祖时，作为苗人的祖母也是必被提到的一员；作品有大量篇幅描写沈从文幼年因反抗私塾的刻板和压抑而逃学、骗人；其少年时的行伍生涯也是传记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相对于各类他人所作的传记，这是一份可资参照的原始资料。《从文自传》不仅真实地揭露了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认知，也鲜明的体现出他成熟思想精神的特征。他运用自己最擅长的乡村生活的题材，以“乡下人”的视点关注的形态，表现了自己重塑民族传统的责任。沈从文一生执着的眼光，可割弃的情结，自明于心的责任，都在这一部自传中有所表现。所以，了解《从文自传》对于理解沈从文创作中的主题走向、人生意蕴以及叙述模式，都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原名沈岳焕，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生于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笔名进行创作。1927年参加“新月社”，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作品着力描绘不受“近代文明”玷污的原始古朴的人性，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沈从文年表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军人世家，学名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1920年在芷江一警察所当办事员。后因初恋受骗而出走。1922年任靖国联军第一军统领官陈渠珍书记。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开始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1930年去武汉大学任教。沈从文年表1930年去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文学院讲师；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同年，创作《边城》。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1946年就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病愈后被安排到中央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沈从文年表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偕夫人张兆和赴美探亲讲学。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１９０２年，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县城的军人世家，他６岁启蒙，不喜欢枯燥无味的私塾，经常逃学。后转学到凤凰镇守署设立的军事学校，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高小毕业后，15岁不到的沈从文以候补兵的名义跟着军队驻扎到辰州（沅陵），曾做上士，后来还以书记名义随大军在边境剿过匪，在军队中，他得以接触到社会各种层面，同时也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1920年，他所在的部队在鄂西全军覆没，留守驻地的沈从文遭遣散回家。半年后，他到了沅州舅父家，在当地的警察署当办事员，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这“放纵野蛮”的数载间，他看够了底层人物细微的悲欢。在这期间，发生了改变他一生的“女难”事件，使他远离了沅州和家人。后来还是投身军营，在自称“湘西王”的湘西巡防统领陈渠珍身边做书记。这段时间，他见惯了人生的生死无常。在一场卧床40多天的伤寒之后，一位好友又在他面前被河水洄流卷走。在军队中见惯了生与死，人生病时那种脆弱的心理，加上朋友的猝死，彻底让沈从文从现实的环境中惊醒，他决定“向更远的地方走去”，到了二十岁，他决意去北京闯闯……。从此离开保靖去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初来北京的沈从文，考取大学的希望落空，就刻苦读书并热心进行文学创作，经济上却陷入困窘的地步，过了两年冻馁艰辛的生活。有两次差点去当兵，轮到他填志愿按手印时，一个声音又在耳畔响起：“既然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1924年冬，沈从文怀着一线希望，写信向几位作家倾诉处境。从文笃定了想法，便在信封上写好收信人的姓名：郁达夫。过了两天，柴扉上真有人轻叩了三下，又重叩了两下，沈从文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位身着灰布衣衫书生，凉凉的镜片后闪动着热热的目光，他就是救星郁达夫了。看看屋子破庙样的寒伧相，再看看沈从文冻馁交加的样子，郁达夫立刻就明白了这年轻人眼下已沦落到何种困境。在附近的馆子里，郁达夫点了一份葱爆肉丁，还点了好几个荤菜，沈从文狼吞虎咽。这顿饭，郁达夫用一张五元钞付账，还找回三元多，他都推给了沈从文，又解下脖子上的围巾，送给这位酷爱文学，以至于拼命的小兄弟。两人含着泪依依告别。昔年漂母一饭救了韩信，此日（郁）达夫一饭也救了（沈）从文，那可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极其苍凉而又温暖的风景。自1924年12月发表处女作《一封未曾邮出的信》后，1925~1927年，沈从文的作品频繁地见于《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徐志摩无愧为琢璞者，他在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沈从文的大批小说，并为之四处延誉，称赞他的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还将这位笔极秀极笨的小青年推荐给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之。胡适也是别具慧眼，求才若渴的大名家，每每能赏识青年，他二话没说，就聘任这位忐忑而羞涩的“山民”做了中国公学的国文教师。沈从文任教中国公学期间，因授课之便，认识了英语系的女生张兆和。张兆和与姐姐张元和、张允和、妹妹张充和都是聪明好学秉性端庄的大家闺秀，号称“张门四枝花”。按说，沈从文在纯洁美丽如天鹅的张兆和面前，应该是自卑的，但他有股子头撞南墙的倔强劲。“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堕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梁实秋《回忆沈从文》），既然口才不济，又十分害羞，沈从文便拿出自己的法宝，暗地里发起了书信攻势。后来，他在致张兆和的家书中以自炫的笔调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们都热心于政治并使自己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愈来愈浓的时候，他却逃避政治，逃避政权的干预，仰仗自然神灵的力量，专注于人性的研究与描写，而是把艺术视角对准了湘西这片美丽、神秘的世界，他的最优秀的作品几乎都是描写湘西的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等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欢，用他特有的表现手法展现给读者一幅幅情景交融的湘西风俗画。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沈从文的文学庙堂里供奉的仅仅是人性，这种选择使他的作品显得冷静并具有永恒的价值。政治上不同任何人结盟，一种彻底的非派别、非集团主义，支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1948年，沈从文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的“中间路线”，超越具象的战争观照、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开始受到左翼文艺阵营的评判与清算。北平刚解放时，沈从文和林徽因有过几天的朝夕相处。那时，自由主义文人失去了政治势力，北大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在大楼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巨幅标语，此前左翼权威作家郭沫若判定沈从文是发动、下流的“粉红色作家”。沈从文感到自己倒了穷途末路，他开始足不出户，关在房间里胡思乱想。来自生命深处的忧患与恐惧正在逐步加深，灵魂陷入茫茫迷雾之中，理智开始迷乱，神经在高度高度紧张自惊自吓下，终于呈现出病态特征。痛苦变得愈来愈难以忍受，他急于找到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一天他情不自禁地抓起桌上的的水果刀……为缓解沈从文极度紧张的情绪，正复犯旧病的林徽因邀请他到清华园小住，安排他住在隔壁的金岳霖家。她不顾气喘、发烧，坚持陪沈从文饭后聊天。她悉心的心理治疗，渐渐拂去了笼罩在脆弱文人心头的梦魇，帮助他读过了人生苦痛的一道难关。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沈从文终于度过了这场危机。住院恢复后的沈从文下决心“转业”——他不得不离开北大，远离既给他带来荣誉又招来是非的文坛。促使沈从文退出文坛的直接原因，除了他再也不想面对和忍受那种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的大批判，他在这种斗争中已经心力交瘁外；再就是他所信奉的“唯美”和“理想主义”的创作原则受到挑战，他的生活体验与新时代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过去不适应，现在更难适应。１９４９年之后，当其他作家紧跟政治而创作讴歌文学时，他却严格地选择了“沉默”，而且一直沉默到死。４９年之前他献给世界的是文学的人性美，４９年之后他献予的则是作家的沉默美。沉默，使他从未糟蹋过自己的良心和作品。直到八十年代，这位把自己深深埋在中国古代服装史的故垒之中的作家，才重新被人们所发现，到了１９８８年，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他却在这一年的５月１０日去世。按照文学奖章程的规定，死者是不可以作为获奖者的。就这样，阴错阳差，中国失去了一个机会。沈从文平时很和气，总是微笑着，很温和。但是一遇到他不肯做的事情，你就是拿着枪对着他，他也不会去做。实际上沈从文这一生就是一直在追求人性的一生。追求一种美好的素朴的一种人性。在他小的时候，不肯读书，一种儿童的天性要尽量让它张扬让它发挥。那时候读私塾，后来是新式小学。他不是一个用功的孩子，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就是一个野孩子。他常常逃学，利用逃学的时间接触大自然。增长了好多自然方面的如动物、植物等等的知识。另外就是接触了社会百态。沈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他的作品代表了艺术的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沈从文在文革中沈从文在文革初期就被“揪”了出来，罪状”五毒俱全”:“反共高手”、“听黄色音乐”、“反动学术权威”……被红卫兵先后八次抄家，他的六公斤一捆的书信也被抄走。批斗中他被“架飞机”……在狂飙飓风面前，沈从文十分坚强洒脱。黄永玉在记写表叔沈从文文革中挨批斗时说到一件趣事：“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说：‘那书法太不象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这一句“真难为情”不仅道出了沈从文的幽默，而且也道出了黄永玉对这种幽默的理解所产生的艺术性的独立力量：真正的艺术家只能被真正的艺术“整垮”，却不会被艺术形式所传达的意识形态内容“整垮”。文革第一道冲击波过后，沈从文因为不是当权派，就成了“死老虎”。他除了装点性的陪斗外，任务是打扫博物馆的女厕所和拔草，他干得很认真称职。1969年12月底，沈从文被连哄带骗从到湖北咸宁临时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