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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简答)：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3．法律与道德相互结合，界限不清。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选择：禹刑：所谓“禹刑”，是夏代法律的总称或代称。泛指夏代的法律和刑罚。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泛指商王朝的所有法律、法规和制度。圜土：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监狱大多称为“圜土”。西周“明德镇罚”的立法指导思想的内容：“明德慎罚”的主张要求统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也就是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使天下人民臣服，在制定法律、实施刑罚时应当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地用严刑重罚来迫使臣民服从。西周各代统治者把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结合起来，形成了西周时期“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明德慎罚”的具体要求可以归纳为“实施德教，用刑宽缓”。其中“实施德教”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德教”的具体要求，周初统治者逐渐扩展为内容广博的“礼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的秩序去生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长治久安。至于“用刑宽缓”则集中体现在西周的各项刑罚适用原则的规定中。礼与刑的关系(论述或简答)：（1）西周的礼刑一般关系。西周时期，“刑”是同“礼”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多指刑法和刑罚。“礼”与“刑”是西周法律体系的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当时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礼”是一种积极的规范，即正面地、积极地规范人们，要求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刑”则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对于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处罚。凡是礼所禁止的，亦为刑所不容，二者相辅相成，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入于刑”。（2）“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中国古代法律中一项重要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所强调的是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僚之间的不平等，强调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所谓“礼不下庶人”，说的是庶人以下“违于事而不备物”，即忙于生产劳动，又不具备贵族的身份和礼所要求的物质条件，因而不可能按各级贵族的各种礼仪行事，这些礼也不是为他们设立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庶人可以不受礼的约束，因为礼所强调的是等级差别，天子有天子的礼，诸侯有诸侯的礼，不能僭越，任何越礼的行为都要受到惩罚，对庶人更是如此。所谓“刑不上大夫”，原指大夫以上贵族犯罪，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某些宽有，在适用刑罚时享有某些特权，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在广大被统治者面前保持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尊严。但这些礼遇绝不等于大夫以上贵族可以不受刑罚制裁。在实际生活中，官僚贵族犯重罪同样要加以惩罚，特别是对那些“犯上作乱”的贵族，更是严加惩处。史籍上关于官僚贵族因犯罪被杀、被刑的记载不胜枚举。“五过”制度：“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即凡属司法官罚不当罪、询私枉法者，均分别按“五过”之罪加以处罚。“惟官”，指秉承上司旨意，官官相护；“惟反”，指利用职权私报仇嫌；“惟内”，指内亲用事，为亲徇私；“惟货”，指贪赃受财，敲诈勒索；“惟来”，指接受请托，枉法徇私。凡以此五者出入人罪，均按“其罚为钧”的方法处置，即按枉法受刑者所受到的具体刑罚，处罚司法官，用以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婚姻原则：西周时期，婚姻的缔结有三大原则。一夫一妻制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基本要求、“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礼”：西周“婚礼六礼”（1）纳彩，即男家请媒人向女方送礼品提亲；（2）问名，即在女方答应议婚后，由男方请媒人问女子名字、生辰等，并卜于宗庙以定吉凶；（3）纳吉，卜得吉兆后，男家携礼物至女家订婚，确定缔结婚姻；（4）纳征，又称“纳币”，即男方派人送聘礼至女家，正式缔结婚姻；（5）请期，即男家携礼物女方择定婚期；（6）亲迎，即婚期之日男方迎娶女子至家，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终成立。“七出三不去”：七出：西周时期，女子有下述七种情形之一，丈夫即可有正当理由合法休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口多言，去；盗窃，去。”不顺父母，去；因为“逆德”。无子，去；因为绝嗣不孝。淫，去；因为乱族。妒，去；因为乱家。有恶疾，去；因为“不可共粢盛”，既因女方的疾病而不能共同生活。口多言，去；因为离间亲属。盗窃，去。因为反义。三不去：以下三种情况，不能休妻“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有所娶无所归”是指女子出嫁时有娘家可依，但体弃时已无本家亲人可靠，一若此时休妻则会置女子于无家可归之境，故不能休妻。“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过三年之孝，如此已尽子媳之道，不能休妻。“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娶妻时贫贱，但经过夫妻的同甘共苦之后变成富贵，此时休妻为不义。选择：吕刑：西周经成康之治后，至穆王时，王道开始衰微。周穆王为革新政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之一是命令当时吕国的诸侯兼周王朝司寇的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吕刑”有时也称“甫刑”。九刑：“九刑”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周朝的刑书。另一种含义是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注意区分：夏代中央最高司法官称“大理”。商代把中央最高审判机构改称司寇。商代和西周中央司法官为“司寇”。春秋选择：郑国，铸刑书。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因而“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战国《法经》内容与特点以及历史地位内容：《法经》由战国初期李悝制定，共六篇：《盗》《贼》《网》(或《囚》)《捕》《杂律》《具律》。其中《盗》《贼》是关于惩罚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财产的法律规定。将《盗》《贼》列在法典之首。《网》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网》《捕》二篇多属于诉讼法的范围。《杂率》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徙禁、金禁等。《具律》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法典中的总则部分。特点：：《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已比较广泛，其基本特征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法治理论。《法经》的内容及特点，也充分反映了它的阶级本质，即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的体现，（法经》是地主阶级实现其政治、经济目的的工具和武器。历史地位：《法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法经》作为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一种肯定。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中“盗”、“贼”、“网”、“捕”、“杂”、“具”各篇的主要内容大都为后世封建法典所继承与发展。因此，无论从其历史作用还是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法经》都是中国法律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秦徒刑内容①徒刑是一种限制犯人人身自由、强制劳役的徒刑制度。主要包括：旦春，男者为城旦，罚役修筑长城或戍边；女者为春刑，罚为春米。刑期一般四年至六年。②鬼薪白粲，一般男为鬼薪，罚给神庙砍柴；女为白粲，罚给宗庙择米，刑期一般为三年。③隶臣妾，指罚为官府服役，男者为隶臣，女者为隶妾。刑期往往为终身服役，但允许以钱或战功、耕作、劳绩而赎免。④司寇，男者罚为守备，刑期二年。“公室告”与“非公室告”内容所谓公室告，指控告他人的杀伤和盗窃行为。所谓非公室告，指父母控告子女盗窃自己的财产，以及子女控告父母、奴妾控告主人肆意加诸自己各种刑罚。只有“公室告”官府才受理；“非公室告”，官府不予受理，若当事人坚持告发，则告者有罪；若是他人接替告发，也不能受理。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简答)汉文帝十三年，下令废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凡当完者，完为城旦春；当黥者，髡钳为城旦春；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这次改革从法律上废除了肉刑，具有重大意义。但也不尽理想，第一，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扩大死刑犯围；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斩左趾，结果受刑者“率多死”。景帝两次下诏，第一次下诏将文帝时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第二次下诏令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为一百，而且还规定了刑具规格、受刑部位以及施行时中途不得换人等。至此除死刑外，还有笞刑、宫刑未改。这使得刑制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向，为结束奴隶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次改革还有缺陷，但无疑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刑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名词)“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春秋决狱”内容所谓“春秋决狱”，是指以《春秋》的“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的根据，特别是作为决断疑难案件的重要依据。它为汉代统治者所提倡，是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春秋决狱”的最重要的原则是“论心定罪”，即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的精神定罪，若符合，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反儒家倡导的“忠”、“孝”之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也要认定为犯罪，并予以严惩。即所谓“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课本：要旨：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在安情中的主观动机，在着重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依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秋冬行刑”内容汉代对判决的执行上，较之秦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天人感应”理论，死刑采取秋冬行刑制度。即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这段特定的时间内执行死刑。春夏以阳为主，万物生长，不宜刑杀。秋冬以阴为主，万物凋零，应施刑罚，清理狱讼。这种“行刑”说在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故为后世封建法律所继承。选择：汉律六十篇包括《傍章律》十八章，《越宫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九章律》汉法律形式以律、令、科、比为基本的法律形式三国两晋南北朝“八议”是指封建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须“议其所犯”，对他们所犯罪行实行减免刑罚的制度，表现出封建法律特权思想的鲜明特征。“八议”指：“亲”（皇亲宗室亲戚）、“故”（皇帝故旧）、“贤”（朝庭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政治、军事等方面有大才能的人）、“功”（对国家有大功勋的人）、“贵”（有一定级别的官爵者）、“勤”（为国家服务卓著有大勤劳者）、“宾”（前朝皇帝及后裔）。自曹魏以后，“八议”遂成为历代封建法律的重要内容。选择：曹魏律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晋律》首立“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北齐律》创制名例隋《开皇律》正式定为“十恶”罪唐唐法律形式为律、令、格、式唐律特点和历史地位(简答或论述)唐律的特点：（1）“礼法合一”。唐代继承、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和立法经验，使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2）科条简要、宽简适中。唐代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3）用刑持平。唐律规定的刑罚比以往各代都轻，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力度；刑罚的加减原则，也是以从轻为特点。所以唐律刑制以为轻的特点。（4）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律用语精练明确，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准。唐律还进一步明确公罪、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唐律的历史地位：（1）唐律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唐律是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