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基金的优缺点

页眉内容对冲基金的优缺点在2007年的金融行业大事记上，“对冲基金”这个词汇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而且往往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令人精疲力竭的荷兰银行(ABNAMRO)收购大战中，对冲基金TCI和Atticus在关键时刻阻止了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收购企图，使荷兰银行落入了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BankofScotland)的手中；在今年7月到8月，贝尔斯登(BearStearns)、高盛(GoldmanSachs)和巴黎银行(BNPParibas)的几个对冲基金严重亏损，成为了次级按揭贷款崩盘的导火线；在次级贷款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对冲基金的表现呈现出两极分化，有的因为赌博成功而大赚一笔，有的则因为亏损过重而黯然退场。作为一个整体，对冲基金行业在2007年的表现还算及格，在扣除管理费和利润分成之后，总体盈利12%左右（截止2007年10月31日，数据由BarclayHedge提供），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股市和债市的回报率。提到“对冲基金”，中国人会立即回忆起乔治-索罗斯，这个投机天才领导的量子基金(QuantumFund)曾经成功进行对英镑和泰铢的投机，引发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并且差一点使香港金融市场崩溃。不仅仅是中国人这么想，在许多国家的民众心目中，对冲基金经理是一群潜伏在黑暗中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对政治经济局势进行超级豪赌的吸血鬼。但是，以上观点只适合于以索罗斯为首的一小撮“全球宏观对冲基金”(GlobalMacroHedgeFund)，这些基金紧紧盯着各国宏观经济局势，企图在全球财富创造与流动的大环境中进行激动人心的宏观投机；大部分对冲基金却并非如此。在对冲基金经理这个群体中，有人像巴菲特或彼得-林奇那样坚持基本面分析，做坚定的价值投资者；有人像索罗斯那样对政治脉搏和经济周期非常敏感，视投机为生命；还有人像数学家或物理学家那样醉心于数学公式和计算机模型，试图通过科学手段找到稳定的盈利模式。近年来，又出现了类似于私人股权公司(PrivateEquityFirm)的对冲基金，它们不仅满足于买卖股票和债券，还试图主动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与治理，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对冲基金都试图取得稳定的超额收益：它们希望在市场上升的时候能够赚钱，市场下跌的时候也能够照样赚钱，同时尽可能降低自身承担的风险。对冲基金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游戏，只适合机构投资者和大富翁玩。在美国，个人投资者想要投资于对冲基金，必须至少具备100万美元的金融资产（不包括土地、房屋等实物资产）以及20万美元以上的可支配年收入。事实上，为了做到分散投资，一个人至少要拥有上千万美元的金融资产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投资于对冲基金，这就把99%的美国人排除在了投资群体之外。只要投资者总数控制在100人以下，对冲基金可以不在美国证交会注册，不进行信息披露，在经营管理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作为限制条件，对冲基金不能进行广告宣传，其中许多甚至连网站都没有，完全依靠个人关系和经纪人的介绍来招揽投资者。投资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每年2%的管理费和20%的利润提成，比传统的共同基金高的多。如果一个对冲基金经理足够天才，他可以在两三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例如著名数学家、文艺复兴科技(RenaissanceTechnologies)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吉姆-西蒙斯(JimSimons)，在2006年获得了高达14.6亿美元的管理费和利润分成，几乎相当于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CEO的薪酬之和。资历更老的对页眉内容冲基金经理，例如索罗斯、罗杰斯(Rogers)和兰伯特(Lambert)之流，早就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的常客了。在华尔街取得一定成就的交易员和分析师，往往会选择开设自己的对冲基金，虽然失败的几率很高，一旦成功却可以带来数不清的利益与荣誉。由于对冲基金只向富人开放，往往被媒体谴责为“让富人更富的工具”。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拉美债务危机都有对冲基金的影子，今年的次级贷款危机也使某些对冲基金飞黄腾达，但这些成就都与中小投资者无关；恰恰相反，对冲基金的成功往往伴随着大部分投资者的失败，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近年来已经有不少慈善捐赠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资金等涌入对冲基金，使平民百姓能够间接享受到它们的回报。此外，中小投资者还可以买进“对冲基金的基金”(FundsofHedgeFunds)，这种基金投资于其他对冲基金，一般不设立最低投资限额，对投资者的净资产也没有限制，而且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即便如此，在对冲基金领导的全球财富再分配中，富人获得的份额总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有平民百姓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和人脉优势，可以更容易地找到优秀的对冲基金经理，使自己的财富规模变得更大。2005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贫富差距都接近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点，其中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和其他贵宾理财工具的贡献很大，金融家们不停地帮助世界上最富裕的1%设计理财方案，99%的中小投资者却被边缘化了。平心而论，对冲基金具备某些特殊风险，可能的确不太适合中小投资者。大部分对冲基金都持有空头仓位，持有金融衍生工具，并且采用很高的财务杠杆，以求尽可能提高风险收益比例。某些对冲基金还投资于流动性很差的证券（次级按揭贷款就是一个例子），甚至像私人股权公司那样投资于非上市公司的股票，还有对冲基金专门投资破产公司的证券，这种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问题在于，对冲基金经理经常利用监管方面的漏洞，进行内幕交易、恶性投机，承担过于巨大的风险，这种行为实际上使金融市场变得更不稳定。一旦危机降临，那些赌博失败的对冲基金要么疯狂抛售，要么禁止投资者赎回，有的甚至伪造业绩，让投资者以为事情还没有变糟。这些行为都严重违法了法律和职业道德，不仅损害了对冲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也损害了整个市场的利益。今年的次级贷款危机，同时展示了对冲基金的优点和缺点：优秀的对冲基金经理可以利用市场危机获利，但糟糕的对冲基金经理却使得市场危机更加严重。危机的起点是贝尔斯登旗下的两个自称投资于“高级抵押证券”(HighGradeMortgage)的对冲基金遭受沉重打击，由于财务杠杆比例过高，投资者的钱几乎一分都没剩下，其中包括巴克莱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钱。贝尔斯登在历史上一直是最出色的抵押证券交易公司，既然它的基金都出了问题，那么谁还能独善其身呢？在恐惧之下，投资者纷纷抛售抵押证券，与房地产抵押贷款有关的股票也纷纷大跌。结果，第二个打击出现了——高盛旗下的一个自称“市场中性”的股票对冲基金在短短一个月内亏损26%，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当巴黎银行旗下的抵押证券对冲基金遇到问题时，这家银行宣布禁止投资者赎回投资，其他对冲基金管理机构争相仿效。很多遇到麻烦的对冲基金还拒绝披露具体的损失数字，借口“市场流动性不足，无法公允定价”，以避免投资者的指责。以上不负责任的行为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投资者们几乎歇斯底里地抛售所有与次级贷款页眉内容有关的证券，余波直到现在还未平息。当然，那些事先赌博次级贷款将要崩盘的对冲基金赚的盆满钵满，但总体来说这是一场负和游戏，绝大部分人都是输家。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在次级贷款风暴中受到的打击颇深，原因之一就是对冲基金游戏玩过了火。几乎所有顶级投资银行都有强大的对冲基金管理部门，摩根大通、高盛和巴克莱旗下的对冲基金规模可以列入世界前十；而且投资银行还大量利用自有资本进行自营交易，这种交易的性质与对冲基金非常类似，采用的策略几乎一模一样。对冲基金经理们根据他们对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形势的判断，对房地产抵押证券进行投机，而高盛、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的交易员们也在这么做。有些投资银行还投资于自己经营的对冲基金，例如花旗就是自己旗下几个对冲基金的最大投资者。投资银行不满足于扮演传统的中间商角色，大胆投入对市场波动的赌博，固然能够在平时大幅度提高收入，却会在危机爆发时雪上加霜。根据今年华尔街各大巨头的财务报告，除了高盛因为赌博次级贷款即将下跌而逃过一劫，其他巨头都蒙受了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巨额损失，这些损失基本上都来自自营交易和旗下的对冲基金。受损最严重的美林和花旗的CEO还因此丢掉了职位。对冲基金游戏导致如此严重的下场，恐怕是这些投行高管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很多历史业绩良好的对冲基金会在次级贷款危机中倾覆呢？如果你观察贝尔斯登、高盛和花旗的几个出了问题的对冲基金，你会发现过去几年它们的盈利都比较稳定，看不出有亏损的趋势；然而一旦亏损，后果就无法挽回。原因很简单：在债券领域，尤其是房地产抵押证券这种复杂的结构化债券领域，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高度依赖计算机模型，交易过程变成了一场数学游戏，由一大堆数学家、统计学家和金融工程学家制订游戏规则。计算机模型无法预测未来，只能根据历史数据和模型制订者的假设得出结论。如果假设出现错误，或者未来的市场环境出现显著变化，计算机模型就变成了废物，原先被认为价值连城的资产就将一钱不值。直到次级贷款危机蔓延开来，许多对冲基金仍然宣称自己采用的是“风险很低的策略”，几乎不可能出现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其实类似情况在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中就曾经出现，当时著名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雇佣了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一大堆才华横溢的程序设计师，为其设计非常精巧的套利模型，试图捕捉政府债券交易中的微小获利机会；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俄罗斯政府债券会突然违约，结果这群伟大的科学家最终亏的血本无归。在今年夏天遭遇同样的灾难之后，华尔街痛定思痛，开始反省过去过于迷信数学推理和计算机模型的风格，“人脑取代电脑”成为了对冲基金改革的主题之一。至于这一改革能否持续下去，还很难预料。依赖电脑的对冲基金大亏了一笔，依赖人脑的对冲基金却在2007年大出风头，尤其是那些依靠战略决策和人际关系取胜的所谓“行动主义”基金。传统的基金经理只对企业的财务价值感兴趣，对企业管理层面的问题并不关心；行动主义基金经理却喜欢主动影响企业的重大决策，通过资本运作、战略重组和管理层更替来提高企业的价值，从而获得利润。传统的基金只是在市场中发掘潜在的财富，行动主义基金却在主动地创造财富，所以它们的定位更像企业家，而不像投资家。在荷兰银行收购战中，它们的威力得到了集中体现。页眉内容荷兰银行是一家拥有1.5万亿美元总资产和7万员工的超级全能银行，其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大洲，在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私人银行业务上都颇具实力。但是，由于各项业务整合情况很差，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都很缓慢，最近几年的股票回报率落后于欧洲同行。今年2月，位于伦敦的行动主义对冲基金TCI向董事会和股东写信，要求在股东大会上讨论将荷兰银行拆分并出售，引起了分析师和媒体的一致叫好。为了自救，荷兰银行董事会急忙请来了英国第三大银行巴克莱担任“白衣骑士”，两家银行迅速展开了合并谈判，并于4月中旬敲定了细节，荷兰银行股价因此上涨超过30%。但是，对冲基金TCI对这一结局仍不满意，联合其他股东与苏格兰皇家银行、西班牙国家银行(BancoSantander)和比利时富通银行(Fortis)接触，终于促使这三家银行提出了比巴克莱银行开价更高的收购方案。与此同时，位于纽约的对冲基金Atticus也对巴克莱银行施加了压力，使巴克莱管理层难以将收购进行到底。在两家对冲基金和其他行动主义投资者的默契配合下，巴克莱的收购方案以失败告终，荷兰银行于今年10月落入苏格兰皇家银行之手，股价至此累计上升50%。这桩惊天大收购给TCI带来的回报是丰厚的：它手中握有3%的荷兰银行股票，至少产生了15亿欧元的利润。受到TCI的成功事迹鼓舞，对冲基金纷纷向欧洲其他大公司发起挑战。著名的行动主义基金KnightVinke对汇丰银行(HSBC)董事会发出了制订重组计划的要求，董事会在多次抗拒之后，不得不与该基金举行圆桌会谈；世界最大的无线通信运营商沃达丰(Vodafone)也受到对冲基金的压力，开始考虑改变公司战略与资本结构。在美国，类似现象早已屡见不鲜，著名的行动主义对冲基金ESL于几年前收购了美国第二大连锁超市凯马特(Kmart)，接着又收购了历史悠久的西尔斯百货公司(S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