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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录》【目录】卖官鬻爵巧取豪夺误党毁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件警示录权力和资本交换的典型样本——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案件警示录千万不能跟党装两面人做两面派[点击阅读]——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案件警示录“雅好”，错就错在越界[点击阅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案件警示录一把手变“一霸手”的悲剧——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案件警示录一个“专家型”干部的陨落——浙江省金华市原副市长朱福林案件警示录好吃难咽的“奖金”——江苏省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案件警示录被“情”绊倒的“明星干部”[点击阅读]——安徽省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太和县委原书记、太和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家坤案件警示录一个巨贪的“双面人生”[点击阅读]——中国畜牧业协会原秘书长、全国城市贸易联合会原副会长沈广案件警示录卖官鬻爵巧取豪夺误党毁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件警示录江西是革命老区，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老百姓对党有着深厚、真挚的感情，无论任何时候、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动摇过。但是，苏荣到江西后的恶劣行径极大地伤害了老区人民的心，影响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苏荣及其家族形成了以卖官鬻爵、违规用人为依托，以插手项目为渠道，以假反腐为掩盖的敛财手法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我算了一下，副厅级以上干部给我送钱款和贵重物品的人数达40多人。我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规矩，严重违反了组织人事纪律，涉嫌受贿犯罪，真是悔恨交加、后悔莫及，现在说这一切都晚了。”综观苏荣全案。卖官鬻爵，用人唯财唯亲唯顺，搞团团伙伙，排斥异己，既是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突出表现，也为其亲属到处插手人事安排和经济活动“一路绿灯”、非法获取巨利创造了条件。卖官鬻爵毫无尊严，形成团团伙伙和人身依附。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苏荣卖官，什么人都收，上至省级干部下至副县级干部；什么东西都要，既有巨额现金也有名贵字画、瓷器，连价值仅千元的小摆件也来者不拒；办成的收，办不成的也收，还有收钱不办事的。不少行贿人讥笑他没有一点省委书记的尊严，只是批发“官帽”的商人。苏荣案发后，江西省纪委根据有关线索，立案调査6名厅级干部、与多名干部谈话。以至于当地坊间流传这样的笑谈，“苏荣在外面的时候想提拔谁就提拔谁，在里面的时候想让谁下去就让谁下去”。纵容亲属参与卖官，其妻常吹耳边风，直接站前台。其妻于丽芳一方面让苏荣安排请托的干部，一方面依仗苏荣的影响，直接给省市领导打招呼提拔使用干部，对于办得不得力的，还向苏荣施加压力。于丽芳收受某领导干部钱款后，让苏荣提拔其职务，苏荣答应帮助解决，但未能如愿，于丽芳就和苏荣大吵大闹，苏荣只好辩解说“我已经尽力了，别再闹了”。于丽芳还经常以“要不要老苏帮忙”，暗示官员送钱送物。其子“毫不逊色”，多次插手江西干部任免。苏荣的其他有关亲属也曾应江西干部之托，向苏荣提出提拔重用的要求。培养代理人，通过掮客卖官。围绕苏荣及其亲属产生了一些买官卖官的掮客。这些掮客有真有假，四处寻找有买官欲望的干部，常说“你也够条件了，花点钱，我介绍你和于大姐、苏公子认识”。社会人员郭某和于丽芳熟稔后，经常插手人事安排，被称为“地下组织部长”。吉林私企老板王某曾是苏荣的下属，他第一次到江西时，苏荣就安排多名厅级干部宴请接风，之后多次将其介绍给有关干部，并要大家关照“这位老弟”。苏荣应王某的要求提拔了多名干部，以致王某每次到江西，都有干部抢着去接送、宴请、送钱送物。以改革为托辞，为个人说了算预留操作空间。苏荣打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旗号，视组织人事纪律如无物，随意变更标准，用谁不用谁，都拿改革说事，其实是搞个人专断。面对全省建立厅级后备干部库，新提任厅级干部必须从后备干部中产生的规定，苏荣在操作中屡屡突破，让很多干部极为反感，也让许多干部感到“要提拔必须走好苏荣这条线”。省发改委李某为了请苏荣帮他解决提拔问题，送上价值数百万元的名人字画。排斥异己，“逆我者亡”，形成威势。苏荣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公然打击报复，甚至擅自改变组织决定，让许多无心“攀附”的干部，也产生了“不敢得罪他”的心理。2009年8月，时任省冶金集团公司董事长屠某，对苏荣力主的某集团收购南昌某钢铁公司方案提出不同意见，苏荣在省委常委会已通过屠某任省国资委副主任的情况下，违规搁置了屠某的任职。苏荣有一句口头禅：“叫纪委查你!”经常用来恐吓震慑不听话的人。许多干部反映，正是苏荣的这种做派，给了亲属和身边人底气，抽走了干部抵制歪风的胆气，“即使自己不想再提拔了，可也不想因得罪于丽芳等人出事”。以用人唯亲唯顺为后盾，把亲属插手项目作为获取巨利的主渠道。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将自己主政的地方变成了亲朋故友谋取私利的经济领地，带坏了社会风气，也害了亲友。”于丽芳频繁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索取收受巨额财物。她成天往来江西各地，结交各色人等，许多干部、商人竞相逢迎“于大姐”。其子多次插手土地、工程项目，大肆收取好处费。现已查实苏荣有13名家庭成员涉案，可谓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苏荣的亲属获取巨利，看似经济问题，根子还在用人上。一些干部为了升迁或调整到重要岗位，不得不主动或被动为苏家的违纪违法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人前假反腐，掩饰人后真腐败。两面派，是不少江西干部对苏荣的评价。初到江西，苏荣就在干部大会上说：“我到江西是最后一站了，希望离任时老百姓能说，苏荣这个人还行，还是做了些实事，我就满足了。”他还多次在会议上大讲反腐倡廉，细数亲属的情况，信誓旦旦地保证，没有亲戚在江西做生意，要求大家对打着他旗号的人不要理会，将虚伪和狡诈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人说，苏荣是“人前反腐、人后腐败”。但很多同志都认为，苏荣连“人前反腐”也算不上，自己不干净，还能反腐败？认定他在落实主体责任方面严重失职，一点都不冤。一些同志将苏荣的心态归结为，“一方面，自身搞腐败心里虚，很难管人；另一方面，故意把水搅浑，既方便浑水摸鱼又防止拔出萝卜带出泥”。2013年以来，中央纪委查处的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等省级干部，江西省纪委查处的省某委原主任李某某、某市委原书记陈某某、某市原市长丛某某、省某局原局长王某等厅级干部，腐败行为多发生在苏荣主政期间，且都存在给苏荣送钱送物问题。苏荣案暴露出对“一把手”任用、监管和政治生态建设存在薄弱环节苏荣及其亲属如此猖獗，给苏家送钱送物的干部如此之多，为苏家违纪违法办事的地方和部门如此之多，原因究竟何在？综合案情和有关同志的反映，有以下几点值得研究。选用“一把手”应慎之再慎。苏荣所收贿赂中大部分发生在2011年换届前后。许多干部反映，苏荣说江西是他的“最后一站”，其亲属更是将江西视为最后捞一把的机会。2011年换届前，于丽芳就向不少商人、干部讲，老苏快没权了，需要帮忙早点说。其后，已超过规定年龄的苏荣连任省委书记。这让苏家侥幸和紧迫心理交织，放手捞最后一把。对“一把手”的监管乏力。许多江西干部表示，“‘一把手’太重要了，大权独揽却又缺乏监督”，“苏荣的问题社会上早有反映，但上级发现不了、同级不敢监督、下级不敢抵制，群众不敢言、不敢怒”。2009年，某集团董事局主席方某为参与南昌某钢铁公司改制，通过于丽芳等人请苏荣给予帮助。苏荣违反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直接决定本应由省政府或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致使南昌某钢铁公司57.97%的国有股权被该集团低价收购，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丧失原则、不能依纪依法办事。从苏荣力排众议让姚木根成为副省级干部，明知陈安众反映多仍重用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并兼任省政法委副书记，到违规强推南昌某钢铁公司改制，纵容亲属和掮客插手人事安排。这桩桩件件，都应该有严格的制度、纪律和监督。可惜的是，大多数干部慑于苏荣的威势，或主动逢迎，或随波逐流，使制度和纪律成了摆设。“红包”满天飞、瓷器变“土产”的官场环境。不少同志谈到，八项规定出台前，江西一些干部收送红包比较常见。在一些人眼中，送不送、收不收红包，成了是不是“自己人”的标志；红包大小，成了衡量感情、忠诚和信任度的标尺。于丽芳手术后在深圳疗养，许多厅级干部打“飞的”去探望，并送上红包。以至于谁送了记不清了，谁没送却清清楚楚。景德镇瓷器也成了送礼用的“土特产”，送收双方都拿“土特产”的幌子当遮羞布，心照不宣、各得其所。办案人员形象地说：“如果名贵瓷器都成了‘土特产’，在南非钻石就成了土特产。”专案组从苏荣及其亲友处共扣瓷板画200块，瓷瓶和其他瓷器319件。连苏荣也在“忏悔录”中承认，“自己简直成了瓷器经销商”。苏荣全方位地毁坏江西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苏荣作为省委书记，其腐败行为产生的示范效应、传导效应，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渗透性强，给江西政治、经济、社会带来相当严重的危害。严重扭曲用人导向，搞乱了干部思想，破坏了政治生态。多名江西干部表示：“用人是一个核心问题。用人用坏了，其他的就都坏了。”苏荣在江西期间，大肆卖官鬻爵，形成了负面的政治生态。很多干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整天琢磨苏荣喜欢什么。许多干部都谈到，“与干出成绩、苦熬资历相比，送礼行贿显然更简单、更节省时间”。特别是看到业绩、资历不如自己的人，因为和苏家拉上关系得到重用，也开始走偏门。顺毛驴、逆淘汰的示范和传导效应，败坏党风政风、带坏民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苏荣的所作所为，示范和传导效应极为恶劣。许多同志谈到，“送礼行贿的钱从哪里来？凭工资显然不够，只能靠向老板和下级要，大多是用受贿来的钱去行贿，使腐败的范围层层传导、呈几何式扩散”。苏家带头巧取豪夺，加剧官商一体现象，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和发展环境。苏家四处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投标，凡是搭上关系的老板无往而不利。既让很多经营者认为，企业实力强、产品质量好不如搞定“于大姐”；也让许多干部放胆建立“政商联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哪里还有公平竞争和社会公正可言？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而苏荣却是利令智昏、巧取豪夺、无法无天，充分暴露了其不受监督形成的疯狂。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抓住关键少数，严惩腐败，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使领导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要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把严明党纪体现到对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中，抓早抓小，发现苗头及时提醒，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动辄则咎，触犯纪律及时处理，不要使小错误演变成大问题。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亲属的监管，防止他们成为不法人员“围猎”的“软肋”。权力和资本交换的典型样本——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案件警示录“没想到他这么贪！”云南干部群众在对中央查处白恩培拍手称快的同时，对他的极度贪婪感到非常震惊。经查，白恩培利用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大肆收受贿赂，另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白恩培案再一次警示我们，腐败是党之大患，任何公权力都面临被腐败侵蚀的风险，执政党永远会面对与腐败的斗争。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是白恩培案最突出的特征白恩培在“忏悔录”中写道：“从支持民企老板在云南发展开始，就产生了从他们身上捞取好处的想法，也确实从他们手中拿到了巨大回报。”据查，白恩培收受的贿赂,大部分来自于这些商人老板。明目张胆出卖公共权力，甘当老板的“办事员”、“马前卒”。白恩培为商人老板提供帮助，不惜赤膊上阵、亲自打招呼，指示某领导干部为老板办理矿产开采手续，要求某领导干部为老板争取项目，默认其妻请托某领导干部帮助老板搞房地产。他更不惜主动出手、搭桥牵线，主动推荐外地某老板到云南某地投资，要求当地主要领导关照该老板的投资项目。最为不顾廉耻的是他不惜为老板“站台”助威，多次视察、过问老板们请托的项目，甚至以表扬、表彰为他们“添砖加瓦”。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白恩培是商人老板的“好员工”，只要给够了钱，办起事来不遗余力。紧盯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这几块“肥肉”，攫取巨额利益。白恩培很“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