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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严译名著一、引语一提起严复，人们自然地会联想到毛泽东同志一段史诗般的语言。“自从1840年雅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理解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的关键。在于什么叫“向西方寻找真理”。真理在这里是一个历史概念，即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运用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人物，才称得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洪秀全学习了西方的基督教，基督教不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所以史学界对洪秀全是否称得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颇有争论。但洪秀全发动和领导了反封建反侵略的太平天国运动，支持洪仁玕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功不可没。康有为从西方自然科学中吸收了进化学说，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观、自然人性论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发动和指导了具有爱国救亡性质的戊戌变法。孙中山学习了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发动和领导了具有正规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无愧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的称号。那么严复呢？他没有领导重大的历史运动，也并非集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翻译西方书籍，并运用这些书籍中的政治思想，撰写了许多政论文章。严复的翻译并不多，总计11本，其中《支那教案论》、《中国教育议》、《欧战缘起》思想性不强，影响不大，另外8本，影响大，思想性强，被称为严复八大译。就数量讲，约170多万字。远不上隋唐四大译师鸠罗什、玄奘、真谛、不空等高僧，近不上林纾。但是，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翻译品的质量，我这里说的质量，主要指它的重大社会作用。他抓住了时代的需要，为中国爱国救亡，包括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提供了理论灵魂。正是这一点，他才无愧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物。下边，我们就来说明，他是怎样通过翻译为那个时代提供理论灵魂的。二、严复的生平大略严复（1854—1921），1854年即太平天国攻占南京的第二年，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刚刚开始。这位比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小48岁，比生物学家达尔文小45岁，比斯宾塞小34岁，比赫胥黎小29岁的中国穷家子弟将来要把他们的睿智移入东土。这位在龚自珍死后13年，在林则徐死后4年，在魏源死的前2年出生的侯官人要继承他们所开创的事业，这位比康有为大4岁，比谭嗣同大11岁，比孙中山大13岁，比章太炎大14岁，比梁启超大19岁的学者要为他们提供理论灵魂。严复的生平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854—1895年，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1895—1898年，思想的确立与进步时期1898—1911年，反封建思想的贡献时期1912—1921年，思想的渐趋保守时期三、严复的译书《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已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1、《天演论》1898年严复首译《天演论》，这是影响最大，使他最负盛名的译著。《天演论》，原书名EvolutionandEthics，即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的论文。严复只译了前半部，故改名《天演论》。19世纪，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三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恩格斯曾对进化论有过高度评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859年，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发表了震古铄今的划时代科学巨著《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阐述了“物类繁殊，始惟一本。”恩格斯说：“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此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赫胥黎忠实的宣传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生物是进化的，不是自古不变的。进化的原因是“物竞”、“天择”，所谓“物竞”，就是“生存竞争”，“物争自存”也。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这样，“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强食弱肉、强者生存、弱者淘汰；适者争存，不适者淘汰。人类社会是否也是物竞天择呢？赫胥黎认为不是的，因为自然界没有任何道德标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人性本善，天良保群，因而能够相亲相爱、互助互敬，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伦理学不同于进化论，这叫做“人物有别”。人有理智，不是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而可以奋发自强，“与天争胜”。同时代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年）却与赫胥黎观点相反，认为人类社会也是强食弱肉，适者生存。生物机体有循环、呼吸消化等不同职能，社会是个有机体，原理上同生物体一样，工人农民担任营养职能，商人担任商品流通和交换职能，工业资本家调节社会生产，政府则是神经中枢，所以“人物无别。”这是一种反科学的庸俗理论，是为帝国主义欺压侵略甚至灭绝弱小民族服务的反动理论，俗称“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又认为，人不能改变规律，只能听任规律摆布，这叫做“任天为治”。站在救亡图存立场上的严复，当然不能同意赫胥黎“人物有别”，否则宣传进化论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他赞同斯宾塞“人物无别”，不过他不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而是宣传：“世界是一个大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谁最强横有力，谁就是优胜者，谁就能生存，否则就是灭亡。”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侵略中国，就是因为他们能不断自强，是“优者”，而中国，不断的挨打，不断的失败，正是劣者，在国际生存竞争中，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愿意作亡国奴，象澳、美的红人、士人被灭绝呢？还是愿意为争自己的生存呢？我们应该有所抉择。严复当然也不能同意斯宾塞“任天为治”之说，否则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呢？只能在强者面前听任宰割，直至灭亡。所以严复同意了赫胥黎“以人持天”之说，指出中国只要奋发自强，鼓民力、开民智、鲜民德，就可以变弱为强，挽救危亡，自立于世界。达尔文的进化论本来就是有缺点的，生物界不仅有竞争，也有互助。至于人类社会也有竞争，但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规律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中，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是阶级与阶级的斗争。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成性，是由于工业革命后夺取海外市场。用强食弱肉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实在是单纯、幼稚、浅薄的认识。但是问题并不在于理论是否科学，不科学的理论常常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革命的作用，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才真正实现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真正统一。恩格斯说：“想把历史和发展的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又说“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不是单一的生存竞争，而是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的科学实验和理性思考。严复的理论正像在历史上的那些理论一样，曾经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既使中国人感觉到了亡国灭种危机的迫在眉捷，而且又看到了变法自强的希望，康有为正是这样，一方面认识到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恐惧回惶、不知死所”，国内农民可能起义：“陈涉辍耕于垅上，石勒倚笑于山门”，另一方面又相信“欧洲变法三百年而治，日本维新三十年而强，中国地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保，十年可致富强”，鲁迅也十分欣赏天演论，“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能够和许寿裳对背。“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榄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学物。计惟有天造草味，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孙中山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潮流，汹涌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进化论影响了整整三代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警钟。2、1902年，翻译《原富》《原富》原名Aninquiryinto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年)所著,是古典经济学派的经典著作,今译为《国民财富原因及性质的研究》，全书分五卷。第一卷形容分工、货币、商品的交换价值、工人、地主、资本家三个阶级的三种收入：工资、地租和利润。第二卷研究资本。着重分析资本的作用和资本的结果；第三卷考察经济的历史，分析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城市的衰落及其重新繁荣；第四卷研究经济学说史，把重商学说批评得体无完肤，客观地评价了重商主义。第五卷研究财政税务政策，包括国家的支出、收入和债务。全书的中心思想是社会分工是国民财富增值的原因，而促进国民财富增值最好的政策就是“没有经济政策”，即国家政权对经济生活的不干涉政策。亚当·斯富的著作对西方的经济生活给予了重大影响，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叙事诗中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曾经责骂过荷马和费奥克利特，可是把亚当·斯密的著作读过，就成为造诣高深的经济学家，就能够懂得：国家如何富强，如何生存，并且为什么：当它一旦有了天然物产，就连黄金也用不着”。严复怀着“富国”的美好理想，把18世纪后半期人类文化大道上这一极为优秀的结晶介绍给中国人，其中他最感兴趣的是经济上的自由政策，多处加案语，反对清政府干涉，主张听民自为，即反对官办政策，听任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发展工商业的民办政策，严复所主张的不是“农本商末”，而是“工商立国”，“中国近世士大夫，亦闻国之财赋原本于农之说矣，彼见各省荒地之多，游手之众，则未尝不大声疾呼移民实地为救贫之策。……夫地之荒也，必有其所以荒之故；民之贫也，必有其所以贫之由。不然则求利之事，彼岂待劝而后知为之耶？惟其为而利，故智尽能索，委而去耳”。他主张发展工商业，追求利润，主张中西贸易，互相调剂，在竞争中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些在当时都是切中时弊，最进步的思想。3、《群学肄言》原名ThestudyofSociology,即《社会学研究法》为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学者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年）所著，原书出版于1873年。斯宾塞生平的重要著作是《会通哲学》一书，《群学肄言》则为入门之作。《群学肄言》的中心内容是社会机体论，另外阐述人民素质决定着国家社会的进步。前己所述，社会机体论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理论，这里要进一步指出，它还是为资本家剥削工人农民而辩护的理论。严复对《群学肄言》评价极高：“呜呼！美矣！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周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因为在他看来，数、名、力、质固然重要，然没有社会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国家的强大，在于人民素质的提高，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严复在现实中明白了中国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的奇缺，“神州九万里之地，四百兆之民，此廓郭者徙土荒耳，是熙熙者徙人满耳”，但还骄傲的认为是冠带之民，灵秀所锺，孔孟之所教，礼义之所治，不知羞愧而且不知耻辱，就是“天子顾问献替之臣，则于时事时势国家所视为存亡安危者，皆茫然无异瞽人之捕风”，“于朝廷数十年之任事”，“短长功罪，得失是非，昏然毫未有知”。体力差、智商低、观念旧。要使国家强大富裕，必先从人民的教育着手，这就是严复翻译《群学肄言》的动机。从《群学肄言》中看到了必须使人民有三强，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所以他提出了三民主义，即鼓民力、开民智、鲜民德。这在当时也是很进步的思想。当然，严复受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中国人民智未开，还不能立即变法，更不能进行革命而实现民主共和，而只能进行教育，先开民智，然后才是变法或革命。这一思想，具有抵制反对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消极作用。所以章太炎当即写文章进行驳斥，后来梁启超更用严复的观点反对革命，认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