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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性提高减贫效力9月20日，世界银行年度出版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公平性——其基本定义是人人机会均等——应成为任何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减贫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说：“公平性与追求长期繁荣是相辅相成的。提高公平性对于减少贫困具有双重的好处。提高公平性有利于持续的全面发展，同时为社会里的最贫困群体带来更多的机会”。布吉尼翁指导了报告编写小组的工作。《公平与发展》报告是由一个八人小组编写的，为首的是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费雷拉和迈克尔·沃尔顿。报告证明，公平性不仅本身是目的，而且由于公平性往往刺激更多和更具成效的投资，从而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报告显示，在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财富和机会不平等的巨大鸿沟是怎样造成了极度贫困的持续存在，并往往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人。这种现象既浪费了人的潜力，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减缓持续经济增长的速度。报告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有利于公平性的政策可以弥补这些鸿沟。我们的目标不是追求结果的平等，而是扩大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教育、就业和资金通道，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益。重要的是，公平性要求提高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力的平等性。这也意味着打破角色定位和歧视，改善利用司法制度和基础设施的通道。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报告的前言中说：“公共行动应该谋求扩大那些最缺乏话语权、资源和能力的人群的机会。所采取的方式应该是尊重和增加个人自由，以及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为了在发展中国家提高公平性，报告特别呼吁采取政策纠正长期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现象，通过创造公平的经济和政治竞争环境达到此目的。许多此类政策也会提高经济效率，纠正市场失灵。此类政策包括：·投资于人，通过扩大享受高质量医疗和教育服务的机会，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网；·扩大享受司法、土地以及道路、水电、环境卫生、通讯等经济基础设施的机会；·促进提高金融、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公平性，从而使贫困人口比较容易得到信贷和就业机会，并在任何市场上不会受到歧视。土地改革就是一个有利于公平的政策变革的例子。例如，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进行的土地租用制度改革增加了对佃农的土地权益保障，同时也保证他们享受到至少75％的产出。结果是土地生产率提高了62％。增加贫困人口享受信贷和保险的机会业已证明也是一种使机会均等以促进繁荣的有效方式。在印度、肯尼亚、津巴布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做的研究显示，穷人必须支付比富人高得多的利率。报告得出结论说：“我们因此预期穷人会投资不足，当然是相对于富人而言的，但是也相对于在市场正常运作情况下的情形而言”。除国内改革外，报告也呼吁各国促进在全球舞台上提高公平性，尤其是在劳动力、物资、创意、资本等国际市场上的公平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报告敦促富有国家允许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技术劳动力流动，推进按照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允许贫困国家使用仿制药，并制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标准。报告也重申了增加发展援助和提高其效率的重要性。把这些政策结合起来，在采用时注意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就能有助于增加贫困人口的平等机会，即刻增加他们对于社会的经济贡献，减少他们的自身贫困。《世界发展报告》在指出极端不平等造成的负面后果的同时，在平等与公平之间划了一道清晰的界限。作者指出，公平不等于收入的平等，不等于健康状况的平等，也不等于任何其他具体结果的平等。而是对一种机会均等的状况的探求，在这种状况下，个人的努力、偏好和主动性，而不是家庭背景、种姓、种族或社会性别，成为导致人与人之间经济成就不同的主要原因。特权阶层对体制的俘获破坏了公平的基础报告证明，公平与繁荣是相辅相成的，并举例说明高度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导致了在经济体制和社会安排上系统地偏袒更有权势的群体的利益。报告争辩说，这样的体制安排会破坏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潜力。报告的一位主要作者弗朗西斯科费雷拉说：“不公平的体制会造成经济代价。不公平的体制倾向于保护政治上有权有势者和富人的利益，而往往损害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如果中间和较贫困的群体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社会就丧失了创新和投资的机会”。在针对加纳女农民开展的一项研究中有一个体制不公平的例子，这些女农民没有土地权保障。由于她们的土地权是不明确的，因此她们在每个生长季都耕作土地，而不是在有些季节适时地休耕以保持土地肥沃。她们这样做的的原因是担心地位较高的个人（通常是男人）会以妇女没有用好土地为借口，把土地从她们手中夺走。结果是她们的土地生产率不断下降，形成了一种生产率低下和不平等日趋扩大的恶性循环。摆脱不平等的陷阱当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长期存在，存在于同代人之间和代际之间时，就出现了不平等的陷阱。这些陷阱的标志是儿童死亡率高企、学业完成率低下、失业和低收入，代代重复。机会无论大小，都是父传子，母传女。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降低了个人投资和创新的积极性，削弱了发展的进程。报告说，这种现象得以持续存在，是通过把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机制连锁起来，譬如与种族、民族、性别和社会阶层相关的歧视态度和做法。为了帮助社会摆脱这些不平等的陷阱，世界银行报告强调了加强贫困和受排斥群体的“能动性”，即，他们要求加强话语权和政治问责机制的能力。通过坚持加强对特权阶层滥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制衡，贫困和受排斥群体（往往包括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可以和中层阶级建立支持公平变革战略的联盟。此类战略会有助于削弱寡头政治的主导地位，在政治舞台上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无须诉诸于过去已遭失败的那种缺乏可持续性的民粹主义政策。《公平与发展》提出的建议与世行2004和05两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相辅相成的，前两个报告的主题是扩大对贫困人口的服务和改善投资环境。报告的另一位主要作者迈克尔沃尔顿说：“我们认为，以公平性为特征的发展观是与上两个《世界发展报告》的框架相一致的。的确，公平性是实现赋权和建立更好的投资环境所需要的一揽子政策的根本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也是至关重要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全文）概述1.以2000年同一天出生的两个南非儿童为例。黑人女孩恩塔比森出生在东开普省（EasternCape）农村地区的一个贫穷家庭，家里距开普敦大约700公里，母亲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白人男孩彼得出生在开普敦的一个富裕家庭，母亲毕业于开普敦附近的名牌大学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2.在恩塔比森和彼得出生的那一天，他们的家庭状况是他们无法选择的：无论是种族、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还是他们自己的性别。但是统计显示，这些先天的背景因素对他们的生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恩塔比森在一岁前死亡的概率为7.2%，彼得为3%，前者比后者高两倍还多。彼得的预期寿命为68岁，恩塔比森为50岁。彼得可望接受12年的正式教育，恩塔比森可望接受的正规教育不超过1年。[1]恩塔比森的一生可能要比彼得贫困得多。[2]长大后，她用上清洁的水、卫生设施或上好学校的可能性都小于彼得。因此，这两个孩子充分发挥人类潜力的机会从一出生就存在巨大的差别，而这并不是孩子本人的过错。3.这种机会上的不平等，导致为南非的发展作贡献的能力也存在不同。由于母亲在妊娠期间营养状况较差，恩塔比森出生时的健康状况可能也较差。因为社会性别、家庭地理位置、教育条件的不同，彼得获得能够让自己充分发挥天赋的教育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即使恩塔比森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在25岁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商业构想（例如一种可以增加农业产量的创新方法），她也会发现，要说服银行以合理的利率借钱给她创业，难度要大得多。相反，彼得如果也有一个同样很好的构想（例如为前景看好的软件设计改进版的方法），因为有一张大学文凭，很可能还有一些抵押物，会发现取得贷款要容易得多。南非正在向民主体制转型，恩塔比森有投票权，也就可以间接影响南非政府的政策，在种族隔离时代，黑人是没有投票权的。但是种族隔离时代遗留下的机会和政治权力不平等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从这样（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到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4.在南非的彼得和恩塔比森之间，人生机会存在如此惊人的差异，但是与南非平均水平和较发达国家公民之间的差距相比，却又是相形见绌。以同一天出生在一个普通瑞典家庭的斯万为例，看一看他出生时握着一把什么样的牌。他在一岁以内死亡的可能性非常小（0.3%），预期寿命为80岁，比彼得多12岁，比恩塔比森多30岁。他可能接受11.4年的教育—比南非的平均水平多5年。除了受教育年限的差别，更有教育质量的差别：在八年级的时候，斯万参加一种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学测验，预计分数为500分，南非学生的平均分数却只有264分—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测验分数的中位数，差距超过两个标准差。恩塔比森极有可能永远也上不到八年级，也没有机会参加这个测验。[3]5.国籍、种族、社会性别和社会群体造成的人生机会差别极不公平，许多读者的恻隐之心都会油然而生。这种差别还可能导致人类潜力被浪费，以至错失发展机会。正是因为如此，《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对公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6.这里所说的公平，是指在追求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面，个人应享有均等机会，而且最终不应出现极端贫困的结果。这里的主要意思是说，在一些根本性的方面，公平和追求长期富足是相辅相成的。促进公平竞争环境的制度和政策（公平竞争环境是指在成为在社会上活跃、政治上有影响力和经济上有生产力的角色方面，社会所有成员都享有类似的机会）有益于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增加公平，在两方面有助于减少贫困：对总体的长期发展发挥潜在的有利作用，以及为任何社会的较贫困群体提供更多的机会。7.公平与繁荣之所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原因可以分为大两类。首先，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市场失效的领域，特别是信贷、保险、土地和人力资本的市场。市场失效造成资源未必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例如，有些能力特别强的儿童，例如恩塔比森，可能无法完成小学教育，能力较差的却可以上完大学。农民耕种自有田地时可能比耕种佃田更卖力。有些发展中国家效率较高的初级农产品和纺织品生产者无法进入某些经合组织市场，缺乏技能的贫穷工人前往较富裕国家打工的机会也受到极大的限制。8.当市场缺失或市场不完美时，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影响投资机会的分配。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纠正市场失效；如果无法纠正，或纠正的成本太高，某些形式的再分配（获得服务的渠道、资产或政治影响力）可以提高经济效率。9.公平与长期富足之所以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其第二类原因是，如果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程度高，在经济制度和社会安排上，会系统性地偏向于影响力较大者的利益。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会产生经济成本。如果在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强制执行方面有选择性，而且预算分配主要偏向于有政治影响力者，公共服务的分配偏向于富人，那么中等和较贫穷人群的天赋都无法得到发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从整体看很可能效率较低，并错失创新和投资的机会。在全球层次上，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发言权很小或根本没有发言权，那么对较贫穷国家而言，规则可能就是不恰当的，并且成本高昂。10.因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往往存在长期的代际自我复制，因此机会和政治权力不平等对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伤害性更大。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不平等陷阱”。来自财富分配底端家庭的弱势儿童与来自较富裕家庭的儿童相比，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也不相同。因此，这些弱势儿童成年后的收入预期也较低。因为穷人在政治进程中的发言权较小，所以穷人与自己的父辈一样，影响公共开支决策以改善自己子女求学所在的公立学校的能力也较低。这样一来，学习成绩差的状况就会周而复始，代代循环。11.财富的分配，与将人、社区和国家划为统治群体和被统治群体的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性。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形态持续存在，是因为权力的显性和隐性使用会加固经济和社会差别。为了保护本阶层的利益，精英阶层会采用微妙的方式，例如在婚配和亲缘制度上采取排斥性的做法，以及不太微妙的方式，例如恶性的政治操纵或明确诉诸暴力。12.这种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