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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5月20日06:30AM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学与非经济学解释中国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编者按】通过评述《张军自选集》，韦森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他认为外贸出口及其所牵动的投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尤其是企业家精神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内容摘要：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张军所认为的“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是市场经济引入到中国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还构不成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而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第二部分讨论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尽管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果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而屡治不果，以及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等等。中国的这种靠大规模政府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型，且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第三部分讨论了外贸出口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发现外贸出口高速增长，FDI的大量引进，以及由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所牵动的投资的高速增长，才是过去二十多年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最后本文论证了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尤其是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在京城以外，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可能是国内外最为著名和最为经济学界同仁所认可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经济学人，张军教授早年研究研究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近十多年来又专注于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变迁研究，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中英文学术论文，仅在国内经济学的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就发表的学术论文就超过了二十篇，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按照不久前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报告（2000-2004）》关于经济学作者学术影响的统计分析，张军教授在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六十位作者中排名第十三位。前十位作者中，有四位是领袖人物（包括邓小平、江泽民、列宁和毛泽东）。如果不计算这四位领袖人物，张军的引用率则排列经济学作者中的第九位。该报告还把经济学研究领域划分成六大领域，张军教授在其所居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位居第四位。正是由于张军教授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影响和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华人经济学家文库”系列在2013年1月出版了《张军自选集》，荟集了他的十篇长篇学术论文。这十篇学术论文，大都发表在《经济研究》或国内外中英文学术期刊上，时间跨度从1999年直到最近。这十篇学术论文，即探讨和研究了三十年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也记载和反映了张军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可谓是达致思想与现实、理论与逻辑的历史同一。作为好友，笔者不敢谬赞张军教授的学术成就——这一点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所公认，而仅就他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的解释和探索，谈一点自己的浅见，就教于张军教授和学界同仁。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11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在这部文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以上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基本上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正是特别看重政府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政府在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了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economicandfiscal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的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卢卡斯所言一旦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一样，张军说“你如果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举国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是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于是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竞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税收和使用上的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