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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与应对策略在农村，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外出打工而把孩子留在家乡，交给教师、亲戚朋友或其他相关成年人代为照管、教育，因而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从幼儿园阶段到高中阶段都有“留守儿童”的身影。大量“留守儿童”的产生不仅给农村教育、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问题，而且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在心理健康和生命安全方面，许多“留守儿童”出现逃学、厌学、学习适应不良、人际关系紧张、情感淡漠、脆弱、无助感、被遣弃感、无价值感、性格孤僻、任性、内向、攻击性行为、退缩性行为、小偷小摸、自杀行为等诸多心理健康问题和溺水、触电、烫伤、烧伤、幼女被强奸等生命安全事故。为此，全社会应高度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整合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来调适“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一、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引发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较复杂，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留守儿童”都有不同的原因。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应引起高度重视：1、“三农”问题的解决进展缓慢。农民，特别是偏远贫穷落后地区农民的生存状况较差，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外出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但由于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缺乏技术特长，因而打工的收入也很微薄，除了能维持自身开支以外，结余不多。于是，他们往往常年、甚至几年在外打工，难以与自己的子女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无法关注孩子的学习和身心发展。即使父母有一方在家，由于忙于农活或其他生计，有时力不从心，甚至采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2、“单亲教育”、“寄养教育”或“隔代教育”的偏差和乏力。“单亲教育”往往会导致“留守儿童”缺乏母爱或父爱。父母之爱的残缺不仅不利于孩子的学习，而且还会导致其发生心理健康问题。“寄养教育”会引起“留守儿童”产生寄人篱下之感。有些照管者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寄养关系往往会使照管者与“留守儿童”之间产生心理阻隔，不能顺畅地沟通思想感情。在实施“隔代教育”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中，大约50%是文盲或半文盲，祖孙之间年龄相差40岁以上，心灵沟通困难更大，加之教育观念陈旧落后，教育方法不当，要么溺爱，要么放任，要么惩罚，从而使“留守儿童”出现对抗、排斥、厌恶、冷漠、孤僻、疏远、自卑等消极情绪情感状态和不良的人际关系。3、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缺乏整合。相对城镇而言，农村中小学条件较差，教育资源十分有限，特别是教师整体素质偏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校舍破旧，建筑面积小。因此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学生寄宿求学的需求，教师也难以与学生家长或监护人加强沟通协作。家庭教育的缺失、社会上不良习气的不断侵袭，以及大量充斥着的各种媒体的不良的、诱导性的视听信息的影响，最终导致“留守儿童”的教育缺乏足够的良性影响，出现教育低效、甚至无效的现象。这对于那些需要得到关爱、帮助、引导的“留守儿童”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和极不公平的。这些因素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学习适应不良、网络成瘾、攻击性强、孤独感、无助感、无价值感、自我压抑、自我封闭、人际适应不良等大量心理问题。4、“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方面的特点，对其生活、学习和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留守儿童”都处于身心变化较快、充满活力和朝气、富于好奇和想象、情感丰富而又脆弱的重要时期，其依赖性和独立性、冲动性和理智性、自觉性与任性并存，极易受家庭、学校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成长历程迫切需要得到关爱、理解、尊重、引导和帮助，需要情感的归属和依恋，需要安全保障和安全体验，需要得到及时的肯定和鼓励，需要得到家长、教师和其他社会公民的认同，需要得到展示才华、表现自我、证实自我价值的机会。由于这些需要满足机会的缺失或弱化，许多“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和社会适应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二、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应对策略怎样调适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要进行认真而切实的反思，针对实际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1、各级政府都应切实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关方针、政策，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广大干部，尤其是分管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的干部都应有重视“三农”问题的意识，切实为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多做实事，减轻农民负担，使广大农民能安居乐业，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同时，要关注农村教育问题，注重教育投入和教育条件的不断改善，以便使农民增强教育意识，更新教育理念。这不仅有利于尽可能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而且有利于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促进“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2、学校应努力创设条件，为“留守儿童”的有效教育提供保障。首先，加强与社会力量和政府职能部门的联系，争取社会力量和政府职能部门对“留守儿童”的支持和帮助，切实搞好校园周边环境的整治，为学校教育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学校。其次，建立“留守儿童”教育的预警机制和长效机制，全方位了解“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和学习动态，及时化解他们面临的生活、学习、人际关系、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心理问题。可以采用寄宿制、分片管理制、跟踪辅导制等措施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管理和督导，为“留守儿童”编制联系卡，与他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加强与“留守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托管人的联系，共同协商教育对策。教师或其他社会成员可以采取结对方式，积极履行“家长代理人”的角色，对“留守儿童”进行一帮一的、人性化的、家庭式的关爱。再次，有针对性地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或专题讲座，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教育，预防和调适“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并为“留守儿童”建立心理档案；可以在学校设立心理咨询机构、咨询信箱或咨询电话，为“留守儿童”提供及时的心理咨询与辅导，让“留守儿童”倾诉心中的烦恼、痛苦和忧愁，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最后，加强学校内部管理，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不断提升教师的身心素质，努力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有效性。3、家庭应高度重视其育人和心理调适功能。家庭在“留守儿童”的教育和身心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独特作用。家庭中的长者应有教育和管理“留守儿童”的责任意识，特别是父母，无论一方在家或双方都不在家，都要与子女加强联系，及时通过电话、书信等多种形式与子女进行经常性的沟通、交流，多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状况，多给予肯定、鼓励和表扬，并尽可能利用节假日或其它有利时间回家看看，或把孩子接到身边度假，使孩子体验到亲情归属感和父母之爱的幸福。作为监护人或托管人应采取多种措施引导“留守儿童”主动与自己的父母联系，使他们能不定期地向自己的父母倾诉思念之情，反馈自己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发展状况，以便赢得父母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从而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同时，父母应主动与学校和监护人、托管人加强联系，争取多方面的力量来加强对孩子的监护、管理、教育和心理辅导。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应该引起全社会特别关注，并急需采取有效措施逐步缓解的问题。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同时，家庭、学校、社会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都应加强合作，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和谐的发展。莫为留守儿童贴上“污名”标签人为扩大留守儿童各种负面特征的现象，导致我国5800万留守儿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面临被“污名化”的危险莫为留守儿童贴上“污名”标签“我们班成绩差的基本上都是父母出去打工的同学，他们中也有的成绩不差，但乱花钱，穿着不三不四，戴耳环，一副不得了的样子”；“学校纪律坏就坏在留守儿童多，家长远走高飞，撒手不管，娃儿无法无天……弄得我这个校长脑壳都大了”；“作为分管教育的干部，我为全镇的留守儿童忧虑啊，偷东西的、抢劫的、泡网吧的都有”……据测算，我国17岁以下留守儿童数量约为5800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约1个留守儿童。目前，这个庞大群体的诸多生存发展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不过，笔者经调查发现，在西部地区存在着一些把留守儿童当成问题儿童的偏离事实的主观判断，对于和留守儿童身份特征和个人价值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明显存在扩大化倾向。污名化压向5800万留守儿童在跟踪究近400篇相关学术论文后，笔者发现，其中约四分之一的文章对留守儿童问题有夸大其词的倾向，甚至草率地断定“不务正业，学习成绩普遍较差……厌学、逃学……不守法纪，犯罪倾向较大……有的沉迷上网无法自拔……”都是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表现。一些媒体也频频推出各种极端个案，为上述结论提供例证。笔者曾在西部（不含青海、西藏）10个省份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的评价较多地受到了各种社会传媒和个别极端案例的影响，此外，他们对留守儿童的期望值也普遍偏高。在回答“您认为当地留守儿童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一项时，全体被调查者平均选择等级3.41，其中干部平均选择等级最低，是3.23，教师平均选择等级最高，是3.58(1为“非常好”，2为“比较好”，3为“一般”，4为“比较差”，5为“很差”)。可见，当前西部留守儿童的思想道德素质虽然有偏差趋势，但整体仍然处于一般水平。当前社会上一些人为扩大留守儿童各种负面特征的现象，导致我国5800万留守儿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面临着被“污名化”的危险。留守儿童被污名化何以可能所谓“污名化”，是将人性低劣的评价强加到某一群体身上并加以维持。污名化体现为集中和扩大某一群体的负面特征，使之典型化、刻板化，并将这些特征像贴标签一样附着到群体成员身上，以此形成一种排斥性社会关系网络。就目前情况来看，全社会对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广泛关注，虽有过头的地方，但也都是出于对留守儿童的高度关切，基本上不存在对他们进行污名化的主观故意。然而，过犹不及，如果一味盯着留守儿童的问题，就会对他们的成长优势和教育资源视而不见。久而久之，一些人甚至可能把自身利益与留守儿童的问题联系起来，在不自觉中将留守儿童污名化。比如，留守儿童的大量出现，必然导致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增加，但教师的工资待遇一般不可能随之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些教师成天抱怨，就有可能将留守儿童污名化。又如，农村非留守儿童和城镇儿童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被留守儿童带坏，也易于将留守儿童群体负面特征扩大化。此外，一些媒体为追求新闻效应而刻意推出留守儿童极端案例，一些教师因缺乏正确学生观而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对待留守儿童的缺点、错误等，也都可能将留守儿童污名化。留守儿童被污名化的灾难逻辑首先，留守儿童被污名化将导致教师、留守儿童家长或其监护人丧失教育信心，甚至有可能给广大留守儿童的自尊、自信带来毁灭性打击。与所有人一样，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主要动力是自我尊严的展示和生命价值的追求，污名化将使他们的自我教育和主动发展遭遇巨大障碍。其次，留守儿童污名化必然导致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教师、家长等群体之间出现巨大的心理鸿沟，他们与同伴的互助成长、与家长的亲情交流、与老师的心灵沟通将出现不必要的障碍，其生存发展所需的各种重要资源，将更加难以获取，最终导致留守儿童形成一个封闭、孤立的群体，陷入类似“孤岛效应”的发展困境。再次，污名化还将导致留守儿童之间的关系发生不利于其健康成长的改变。一种可能是，留守儿童之间易于失去那些本能或传统的互信、互助、互惠关系，个体之间的排斥与防范增加，彼此都陷入社会认同感、归属感模糊的发展困境。另一种可能是，留守儿童非正常小团体越来越多，团体内部不健康思想逐渐滋生，彼此所谓“臭味相投”的越轨行为难以避免。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的污名化将转化成留守儿童对父母亲人、老师同学，甚至对整个社会的不满、不认同甚至怨恨报复。试想，若我国5800万留守儿童被普遍污名化，国家和民族将面临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