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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史蒂文森，现任教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院。主要讲授《社会文化学概论》（IntroductiontotheSociologyofCulture）和《公民权利、身份认同与全球化》（Citizenship,IdentityandGlobalization）等课程。1987年，尼克·史蒂文森以一等奖获得克立大学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学士。19991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于1995年出版，收录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一书（Avebury出版）。从1991年起，担任谢菲尔德大学社会研究系讲师。2001年赴诺丁汉大学任教。1996年，史蒂文森和他的同事彼得·杰克逊、凯特·布鲁克斯有机会进行一项对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研究。研究成果于2001年与由政体出版社（PolityPress）出版，书名为《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意义生成》（MakingSenseofMen'sLifeStyleMagazines）。史蒂文森最近的著作有朗曼（Longman）出版的《媒介转型：全球化、伦理和道德》和编著的《文化和公民身份》（公司出版）。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公民身份、世界主义和文化等等。内容提要《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和大众传播》（以下简称《认识媒介文化》）一书是1995年由塞奇（Sage）公司出版的。该著作先后被译为西班牙语和汉语，中文版由王文斌翻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2002年，《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在英国出了第二版，主要是增补了一些有关网络等新媒体的内容。《认识媒介文化》对当代社会理论试图探讨媒介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中的地位的种种方法做了批评性的审视，阐述了一般社会理论与一系列有关媒介和信息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重新评价了意识形态、结构和行动者以及媒介等等在道德准则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的作用。众所周知，日益全球化的大众传播已经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内容。然而，媒介文化到底有何意蕴？和其他研究领域相比，传播领域的重要性有多大？大众媒介的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其他各个方面有何关系？不同的传播媒介已怎样改变了时间的和空间的关系？媒介文化是否再生产了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关系？而电子传播又培育着什么样的身份认同？最后，在思考上述问题时，我们应当了解的主要理论家都有哪些？——这些问题，就是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试图回答的问题。按照史蒂文森的看法，现代文化是依靠大众传播媒介来传达的。而许多理论家是在对一般的现代文化的分析过程中建立起各自的媒介文化观的。因此，对媒介文化理论的理解，需要放在一般的学术思想史的语境中理解。史蒂文森把大众传播研究中的社会理论划分为3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批判研究，主要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权力的重要资源。研究主要围绕大众媒介、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注焦点是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以及公共领域等。第二种范式是受众研究。研究从受众和媒介文化的关系角度，阐释受众参与的日常实践。关注焦点有无意识自我认同过程、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符号意义的产生过程等。第三种范式是媒介研究。研究集中在传播媒介本身。加拿大的麦克卢汉是这一范式的典型代表。其他的理论家还有英国的杰克·古蒂、安东尼·吉登斯和法国的博德里亚、美国的杰姆逊等等。而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史蒂文森试图阐明这3种范式之间的区别。并对这3种范式所忽视的公民权利、义务和身份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史蒂文森认为，这些范式各自强调了媒介文化的一个方面，而由于媒介文化的多元性，这3种范式不可偏废。试图建立一种统一的宏大理论，对于媒介文化并无实质意义。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对阶级社会中所谓“思想的自由交流”进行了批判。史蒂文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所有制和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而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忽视了阶级统治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史蒂文森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分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对传播制度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电视新闻中的阶级偏见的研究。首先是雷蒙德·威廉斯的研究成果。威廉斯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作品《文化与社会》（1961），他指出了文化的双重含义：一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二是作为批判标准的文化，即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显然，是前一种定义使媒介文化研究成为可能。威廉斯的第二部著作是《漫长的革命》（1965）。漫长的革命指的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的彼此联系的变化进程。这一进程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和人类的交流本性之间的矛盾。劳资关系的再生产阻碍了民众学习和创造文化的机会。而在威廉斯看来，解放文化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容纳了。资本主义的主导价值观，是竭力提倡一种肤浅的虚假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化要么把严肃艺术边缘化，要么就使之成为仅仅属于上层阶级的精英文化。在《传播学》（1965）一书里，威廉斯继续发挥他在《漫长的革命》里的思想。威廉斯提出要对社会的传播体制进行改革，为言论的自由、开放、真实创造条件。为此，威廉斯简要概括了4种传播体制：（1）专制式体制简单地传达统治集团的各种指令；（2）家长式体制意在保护和引导，而不是为了维护统治；（3）商业式体制提供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但混淆了对民主的需求和对商品的需求，并排斥了不能快速销售的文化商品。（4）威廉斯理想中的民主模式要求大众传播媒介摆脱商业式体制和家长式体制，只有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的大众传播媒介才能为文化做出贡献。威廉斯的后期作品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改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威廉斯拒绝把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从而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一书中，威廉斯把霸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制造“共识”的连续文化过程，是3种文化过程的结合体：传统、体制（教育和大众传播等）、各种对抗形态。其中，各种对抗形态虽然表现为具有对抗性，但却再次肯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威廉斯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运用于电视的分析。电视之所以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中心，是因为私人资本的利益支配了传播技术的发展。电视成为消遣的途径，而不是批判的论坛。因此，在威廉斯看来，离开了决定电视发展的社会物质关系而单独研究传播“效果”的“科学”探索是注定要失败的！史蒂文森对威廉斯的观点进行了4个方面的商榷。（1）威廉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2）威廉斯高估了霸权的凝聚力，忽视了现代社会中价值观的离散。（3）威廉斯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他的“民主现实主义”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过于理想化。一方面，威廉斯更多地把言论自由看作权利而不是义务，错误地以为只要强调撰稿人的权利就可以实现民主的媒介。另一方面，威廉斯希望用激进的民族文化反抗美国的全球文化，没有看到两者都必须在跨国资本主义的体系下运作。（4）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心艺术，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文化，但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方式并不同于学者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其次是霍尔的研究。在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霍尔指出：大众传媒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机器。但是在分析媒介讯息的阐释实践的时候，霍尔更强调意义的多样性。他提出了著名的3种解码模式：（1）以霸权为主导的解码，受众（解码者）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讯息；（2）协商式的解读，解码者和讯息编码进行微妙的讨价还价；（3）对抗式的解读，与文本（编码者）的愿望格格不入。史蒂文森对霍尔的解码模式也提出了4点商榷意见。（1）霍尔太强调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没有认真评价经济和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2）霍尔沉湎于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媒介民主化方式的分析。（3）霍尔太注重话语在建立霸权方面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能指的狂妄自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4）霍尔把主导性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当然，史蒂文森还是肯定了霍尔理论的建设性，话语和意义之间终于出现了张力。最后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小组认为，1975年前22个星期的产业电视新闻在3方面存在着偏见：（1）罢工报道和实际罢工的情况不一致，汽车工人的罢工报道得就比煤矿工人的罢工多；（2）罢工从来就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工人永远是错的；（3）工人阶级的意见被排斥在大众传媒之外。而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报道集中于士兵妻子的感受，抑制了反对国家政策的意见。史蒂文森认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客观性、公正性的要求，是和受众多义性的阐释实践不相干的。所谓“偏见”，应该是受众的理解，而不是研究小组的判断。然而，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的结论依然值得重视：电视被中产阶级出身的媒介工作人员把持，所以重演着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章哈贝马斯、大众文化和公共领域在第二章，史蒂文森讨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理论。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的理论仅仅作为背景介绍，并且没有提到马尔库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不过，还是让我们跟着史蒂文森的叙述，来浏览一下哈贝马斯的媒介理论。哈贝马斯唯一一部关于大众媒介的完整著作是1962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公共领域是在国家这个公共权威的领域与市民社会这个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批判领域。公共领域的目的，是让民众有能力对各种公共问题和国家政策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封建社会是不承认公共领域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7、18世纪欧洲的咖啡馆和沙龙里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后来，报纸成为政治交流的主要社会空间。但是，19世纪7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使报刊彻底商业化。原来寻求理性、揭露政治统治的报刊，已经沦为利用经济和政治的各种机制的操纵来加强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介更不可能让人参与。现代的文化是一种漠视公共领域的非政治化的文化——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公共领域被重新封建化了。当代媒介文化的特征是：公民不断的个体化、公众关注的各种问题的平庸化和魅力化，垄断集团控制的媒介把公民转变为消费者、把政治家变为免于媒介质询的超级明星。总之，一种肤浅的符号文化支配着公共领域，而不是公开的民主决策程序支配着它。哈贝马斯的后期著述较少谈及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而更多谈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金钱和权力等“系统”已经把以理解为导向的交往行动变为以“成功”为导向的工具行为，国家和经济摧残了文化领域。日常生活的交往行为受到排斥，生活世界的意义丧失了。史蒂文森认为哈贝马斯的观点摆脱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悲观主义。哈贝马斯更接近于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有关“韵味”消失、文化距离改变的看法，而比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更保守。尽管如此，他和本雅明仍有重要的区别。史蒂文森认为哈贝马斯的观点有4个不足：（1）哈贝马斯过分强调文化的生产和文化形式的内容，而没有区分文化的生产和接受，忽视了受众的阐释视野，就忽视了文化的解放性。（2）哈贝马斯所说的“非政治化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整合文化”的观点，仍旧保留了有关“主导意识形态”的论点，不能解释现代文化的多样性和离散性。（3）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的观点是非历史的，过于武断。（4）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层面，而没有谈到全球性的公共领域和地方性的公共领域。史蒂文森总结道：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尽管存在若干盲点，对于公共广播事业和公民的权利等方面的研究，哈贝马斯的思想仍然是批判范式的指导思想。第三章受众研究中的各种批判视点受众研究本来是指各种传播机构为了吸引广告商而了解受众习惯、趣味的调查活动。但这种活动一直受到受众的日常实践的破坏。于是，对受众的收看、收听和阅读行为及其愉悦的阐释性研究方法，就构成了受众研究的第二范式，也是媒介理论的第二范式——批判的受众研究。这一范式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的反拨，它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