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水浒传》的主题思想

试析《水浒传》的主题思想陕西省太白县太白中学赵军利《水浒传》是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齐名的四大名著之一，其中的人物如宋江、李逵、武松、鲁智深、林冲等人几乎是妇孺皆知。伴随着《水浒传》被搬上莹屏，“《水浒传》热“迅速席卷神州大地，围绕《水浒传》的评论更是沸沸扬扬，对于《水浒传》的主题和人物的评价更是莫衷一是，有人说宋江是葬送农民赵义的罪魁祸首，或《水浒传》是反映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的杰作等。显然，这种受了《水浒传》是农民赵义反封建主题的影响才做出的。于是我就翻阅了许多关于《水浒传》评价的材料，发现果然如此，如在大学中文系主干课程中就有：“《水浒传》是古典小说中反映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伟大现实主义巨著卫星电视教育中学教师培训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又如：“施耐庵的《水浒传》，描述北宋末年梁山泊英雄好汉聚义的故事，真实反映出人民对残暴腐朽的封建传统编译的反抗和勇敢机智的斗争。”（高中语文课本第六册、中国古代文学）……诸如此类的定性，都突出了《水浒传》的农民起义反封建主题，然而，对于这种定性，我却不能苟同，经过自己精心拜读《水浒传》原著及广泛查阅有关资料，我却认为《水浒传》是一部有着农民起义初衷的，展示市民阶层生活状态及其经济人地位要求的，中下层地方政治改良要求，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纠纷合理化解尝试的良意图的现实主义小说。何以见得，以下拟从两个方面阐述理由：一、《水许传》农民赵义反封建主题不够全面（一）宋代社会发展总体特征宋代是我国封建主义继续发展、民族融合的主要时期，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有了新的特征，也是封建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其主要表现是：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市民阶层大量出现，市民意识萌发。这个时期，北方的契丹、女真族和西边的党项族日益强大，遂频频向中原用兵，而北宋王朝在外患之下又有内忧，即如何力保赵姓江山不改，于是对内实行“杯酒释兵权”用大量文官治理天下，因而荒于武备，因此，对外政策上只好屈膝投降，割地赔款，而这些矛盾又日益强加到劳动人民头上，又使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自然激起人民的反抗，所以，在北宋数百年间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起义等。《水浒传》则是以宋江起义为基础，经过人民群众长期口头创作，经过作家之手加工润色而成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然而宋江起义的的确确是农民起义，而《水浒传》是不是也反映了农民起义反封建的主题呢？我看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事实上，《水浒传》是借农民起义的“尸”还作家本人社会改良意图的“魂”的魔术，作家用了障眼法。（二）《水浒传》直接描写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的内容并不多从文字上可以隐隐看出农民生活困顿，如阮氏三雄打渔为生，“阮小二走将出来，头戴一顶破方巾，身穿一领旧衣服，赤着双脚，出来见了是吴用……”、“阮小五斜戴一顶破方巾……”，办因梁山一伦一伙占住深水，不容打鱼，所以难觅十四五斤的大鱼，但这些材料江不能证明渔民生活困顿到非起来抗争的地步。只是在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时，白日鼠白胜边走边唱的“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中间透露出对统治集团的忿瞒，火药味较浓。反映农民起义因素较多的是四十八回“解珍解宝双越狱，孙立孙新大劫牢。”因登州地方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来伤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猎户，当厅委了杖限文书，捉捕山上的大虫，解珍殂宝兄弟亦在此限内，打虎成功，结果虎滚入山下毛太公庄园内，毛太公贪财心切，反设计陷害解氏兄弟，又勾结官府，官绅勾结，结果致使孙立新顾大嫂诸人寻仇之后起义，这里，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利益之争，又伴随国家机器的爱害，促成农民起义，但这样的起义也是同市民阶层相结合的。文中大量描写的是市民阶层，地主阶级上层与下层，统治集团内部纠纷的内容。仅仅这些也决定不了这场起义的农民起义反封建的性质。再者这支起义军的首领组成，108战将中来自农民的不外乎阮氏三雄、张青、张横等人，而且座次偏后，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些人并不能决定这场起义的农民起义的性质。因此，这场起义的主体，并不仅仅是农民，这也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农民起义只是主题之一，而不是全部主题。（三）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在于仅仅为农民申冤或指导农民革命参与《水浒传》创作的首先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口头创作的过程中，往往把属于自己行业的人塑造的十分完善，正如本地市民看电视台的节目，一旦有涉及到本地区人民生活题材的节目，则看得津津有味。而在人民群众分散的创作被作家集撰起来的时候，既他如何固执，也必须在人民群众挖好的“渠内”“自由流动”。作家施耐庵对封建地主并不是彻底捻，而是站在一个地主阶级正义者的立场上来整理这部小说的。其初衷在于警示统治阶级要施行仁政，让者百姓们“日子过得好”，不要引发群盗蜂起，以防捅破封建主义的“天”、其表现是：封建统治者的最上层的错误仅仅在于用错了人，问题主要是狗腿子把事情办糟了。如第一回中写道洪太尉一意孤行，硬要打破祖宗禁令，一睹魔君之态，结果致使“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冲破牢笼，而最终导致天下大乱。这种说法固然带有迷信成份，但其用意于在告诫统治集团，不要违反祖宗的“纪律”，否则就会有魔君扰乱统治秩序，以致于“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宋江起义）”。再如高俅混个太尉当，首当其冲的是赶走当年敢于一棒把自己打翻在地的教头王升之子王进，当其养子调戏林冲娘子时，他却一味用手中权柄助纣为虐，使林冲连个奴隶都当不稳，所以被逼上梁山。这些都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同样的，这种警示作用不在于把宋江起义解释为上应天意，下应民意。替天行道，自然就责无旁贷了。如第42回，三道村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玄女明示：“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却邪归正……”，果然宋江严格依照此意行事，作者又给这场起义以宿命论的神密外衣，使宋江等人的行为显得合理，结局值得同情。不仅如此，作者在文中多次渗透宿命论思想。可见作者的世界观只不过是为了警示统治者而已。其二，对于这支起义军的两代领导人的命运，也进行了不同的艺术处理，晁盖重义气、刚而硬，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在走方腊之路，所以只好让晃盖先死，而让既忠又义的宋江主持起义大业。宋江的性格实际上是封建时代优秀性格的楷模，但宋江无权，所以他只好用起义军的力量为个人谋求门票，这同样对统治阶级有一定警示意义。第三，作者对于宋江等起义者给予同情的态度，大力弘扬了群众的反抗意识。在文中表现为宋江在起义前后扮演了正人君子的角色，这同目光短浅的王伦不可同日而语，而与胆敢捅破封建主义之“天”的方腊也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把一百零八个好汉个个描绘成响当当的英雄，他们与英雄的称号是相称的。第四，《水浒传》的集撰过程，也透露出这一点。施耐庵在整理《水浒传》时，第一步只定了前四十回、原名为《江湖豪客传》，显然些英雄人物权碑立传，但由于他不肯朱明王朝效力，加之朱元璋不喜欢这部书，于是把他投在大狱，准备缓期执行死刑。但由于好友刘基（刘伯温）从中设计，他本人也为逃脱文字狱，于是又补上后六十回，把这些人统统都写死了，这样，才免死出狱，如果是为农民赵义张目的话，那么窃取农民起义果实的朱元璋岂能容他。事实上，朱元璋虽然容不得人捅破封建主义的天，但却能容下忠臣的良言，这也是释放施氏的原因。再拿施耐庵本人来说吧，为免一取消而曲从圣意而撰《水浒全传》，这本身说明他本人的世界观里就没有真正忘情于封建统治者，只是借此给封建统治者进一个形象的“忠言”而已，而古之忠言，不外乎改良社会，平衡内部矛盾。由以上几方面看来，从《水浒传》的主题内容，主要反映的矛盾，创作过程，作者的世界观等方面来看，仅仅把《水浒传》定性为农民起义是不够全面的。《水浒传》实质上是反映作者群众和作家社会改良意图的现实主义小说。二、为什么说《水浒传》是一部表现宋代民众社会改良意图的杰出现实主义小说（一）农民赵义反封建是《水浒传》主题之一《水浒传》所反映的阶层主要有官僚地主阶级----有政治地位而无德行；中下层地主----有经济地位而无政治权力；市民阶层----成份复杂，无政治权力或无经济地位或无人身权力的保障；农民阶层----有微薄的经济基础，有人身自由却无人身保障，而无政治权力。上述四个阶互动的过程中，呈现出多褶多绉的社会生活画卷。只有官僚地主阶级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满意。前文已述，农民起义的因素不多，且不是首先爆发的，农民受迫害越重，反抗的意识越浓，自然全加入起义者队伍。这首先表现为这支起义军提供了一大部分部众。其次是甘愿让了起义的领导权。第三，未能像王小波、李顺起义那样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的政治口号。所以，农民起义只是局部的反封建，这只是《水浒传》的主题之一。（二）《水浒传》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及要求宋代四个阶层关系中，市民生活是独有色彩的一隅。从类型上说，有描写市民与官僚地主之间关系的，如高俅与端王之间的关系；有描写市民层之间关系的如西门庆与潘金莲、武大郎、王婆，有郑屠与鲁达，金翠莲等人，有侠义型如武松、鲁达、杨雄等等。有特技型，如兽医皇甫端、神医安道全等人。市民阶层处于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既非封建正统又非社会多余，主要有经济要求，如其中与鲁智深交厚的泼皮张三等人，对于有田产的寺院，先是靠整倒懦弱主持，偷些蔬菜维持生计，其行为为人不齿。后来，由于鲁智深加以恩遇，以善待之，便有奶便是娘的孝顺起来，那自然和其和睦相处，这恰恰说明地主阶级如能给予其经济上的恩惠，他们也不会捅破封建天。然而市民阶层的这个特点又恰恰易于为有势有权者所利用，如高俅、牛二等人。高俅以其鬼混哲学谋得大尉，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统治阶级中人，而当无赖的生活成为讳莫如深的隐痛，同时又没有替市民阶层提出合理要求，所以高俅在市民阶层中成为一个否定的形象；成为藏污纳垢的垃圾箱。同时也证明靠鬼混哲学改善市民阶层的现状是此路不通。而且这种人又使统治集团内部有人做不稳奴隶，所以，林冲只有替本阶级革掉高俅的命。其次，是人身权利，如武大郎的生存权，潘金莲的情感需求等等。而市民阶层中的另一种人，则演变成为寡廉鲜耻的吸血虫，充满无穷的贪欲。如郑屠、西门庆、王婆之类。郑屠为满足其淫欲，便“强媒硬保”地“要了奴家（金翠莲）的身体”而金氏又被封建主义钦定的大娘子“赶将出来，不容完聚”。而郑屠则硬要那虚钱实契的三千贯身钱。而西门庆则因为有了点钱，就色胆包天的勾引他人之妻，且设计毒死武大，封建时代的伦理纲常在他眼里被视同草芥。这种要求在革命之列。而潘金莲先是勾引武松（那也是高大英俊勇猛的，远超过“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武大）后来更贪的是西门庆的强健英俊，出自一种人性的呼吸，但这种要求应当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他们却任由这种淫欲的泛滥。这同时也恰恰提出一个问题，由谁来保护金翠莲、武大郎这些弱者，因为他们毕竟也是人，也有人身权力的要求。以上三种人，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改良的必要性。而市民阶层中的另一类技术人员，如武松、鲁达、杨雄等人心地善良，大勇大义而无大智；大勇是因为他们疾恶如仇，敢打路不平，敢伸张正义，因而理所当然的成为群众拥戴的“超人”，但这种人也并非大智，首先，他们提不出社会改良的主张及设计方案，只会出现郑屠打郑屠，出现西门庆打西门庆；其次，易于为统治阶级利用，如武松醉打蒋门神只不过是“为人做嫁衣裳”，险些丧命。因此，市民阶层的弱小者如武大，金翠莲等人的人身权力和张三等人的经济要求，只有靠他们的理想人物武松、鲁智深等人的革命来完成。在这些人不能正确认识本阶层人员要求合理与否的前提下，他们自然也不能独自的提出响亮的政治口号，只能做个急先锋。这也就决定了市民阶层的社会改良终究不过是一种心灵的预约，他们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在理想中或简单化的斗争中。（三）《水浒传》反映下层的地主争取政治权力的企图农民阶级由于阶级局限性，不可能提出政治要求，也无法在这场革命中担任领导的角色，只能提供部众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成果，只能像阿Q一样，只不过想拿点东西罢了；而市民阶层之中最理想的人，又因为没有经济基础，只有侠肝义胆，也提不出政治主张，也只能充当这支起义军的部众和先锋。地主阶级中的另一种，中下层地主，有经济基础而无政治权